模糊而又清晰的心态史

何谓心态史学？“心态”一词原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学。但在20世纪初，由于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心态”一词的含义在法语中就表示“原始后期”人们的心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现象。心态研究被广泛的运用到历史领域，是随着年鉴学派的产生发展而萌生勃兴的。虽然心态史学在法国已经热闹了很多年，至今仍然没有人能对此作出明确而又被认为权威的界定。也正是由于它的模糊性，勒高夫说：“心态史最吸引人之处就在于它的模糊性：可用之研究他人置之不顾的资料，即史学研究分析中由于难以阐明含义而置之不顾的资料。”应该说，这样做比常规历史研究要困难的多，它需要历史学家具备更多的睿智和机敏，需要他们从大量日常重复出现的现象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史学界对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界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体上使用了年鉴学派的一些看法。可见，由于心态史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致使对其概念的界定十分模糊。目前，得到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一种概念可以总结为：心态史是研究一定时代群体心理表现和大众意识状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史学分支。它注重的是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识，并着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物质生活条件与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由于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比较独特，各种历史因素都可能在此找到汇合点，这也要求心态史学具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能力，必须与一些相关学科交叉与渗透，如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另外，勒高夫认为，“心态史的特征表现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资料上，所以什么资料都可以使用”。从食物、服饰、习俗、神话、信仰、举止到碑文、建筑、灾害、祈祷词、赦免证书以及书籍、画像、雕刻、武器、随葬品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文物资料，才从“整体表达了以往社会的精神”，同时也适应了现代社会物质生活丰富的现实。

年鉴学派艰难的发展

心态史是年鉴学派首先祭起的一面大旗，如果按照布罗代尔的三层次说，那么心态史是历史研究的第三层次产物。然而心态史并不是第三代的新创。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和费弗尔在偏重社会经济研究史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研究，布洛赫的最后两部著作的核心是论述封建制度的精神，他多次提出“历史的事实本质是心理的事实”这一论断。然而，由于社会经济大背景等方面的原因，两位创始人此时的研究成果毕竟以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力作居多。

到了20世纪50年代，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所领导的社会人类学向历史学家提出了挑战，“它旨在突出结构，而这里的结构一词是指真正的结构，即固定的整体。这样，它便把惯时性、时间的作用，也就是历史置于次要的地位。于是，遭到结构主义否定的法国历史学家便不得不接受挑战”。一些历史学家开始非常认真地阅读人类学家的著作。然而，列维・施特劳斯影响下的社会人类学家主要是研究神话。即非物质的、属于心态的东西，一个社会通过这些因素形成对世界及其自身的表象。通过阅读人类学家的著作，历史学家发现他们也有必要加强对心态和精神世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着的事物的研究，他们还感到有必要指出，人们精神世界发生的事物和结构主义宣称的不同，他们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研究心态史的建议。

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研究越来越精细，人们逐渐发现布罗代尔所倡导的包罗万象的“总体史”不仅很难做到，而且也有缺乏事件和事物不能引人入胜的缺点。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更把它视为史学从经济、社会到心态的三层次发展中的最后一个阶段，他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是年鉴派史学整体研究发展的最后一个层次。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其代表作是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这部著作最终标志了心态史的诞生。勒华拉杜里大量运用富里埃主教审判记录的宝贵资料来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正如他说的，“我的目的依然是通过伦理和信仰，研究村民们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学对象”。

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问题的新式武器

那么，在面临危机时，又是什么促使新史学家们把目光投向心态史的呢？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进步，医学的发展等，造成世界人口的激增，对于人口史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而人口史的发展恰恰是打开心态史的契机之一。史学家们在研究了家庭和人口变迁之后，直接遇到了心态的问题：例如在17、18世纪为何人们的生育观念会发生变化？为何人们会采取避孕措施？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研究人们观念的变化，也就是心态的变化。文化史构成了通向心态研究的第二个途径：宗教问题、扫盲过程、文化的普及，出版物反映了人们的兴趣爱好、欣赏标准等的变化等，均直接与心态研究有关。社会史、经济史也打开了通向心态史的道路：人们对政治、政权、财政制度、税收、金钱等的观念直接影响了社会运动和竞技运动，这是不容忽视的。而人们对巫师、民间信仰、犹太人、异教徒、流浪汉等社会边缘阶层的态度与观念，更是理解社会史这一重要领域所不可缺少的。同时，由于社会心理学和符号学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由于心理分析学的风靡一时，对历史学有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正好为心态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之门。

正是由于心态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年鉴学派史学家对此作出了大量研究，并视之为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新史学家们的研究实践和发表的著述来看，一般所说的俗文化是他们注意的中心。如人体、服饰、死亡、恐惧、婚变、家庭、节日、礼仪、书籍、信仰、迷信、神话、传说、民俗、想象等，无不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可谓事无巨细，包罗万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重要方面。

首先，随着当代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人们在加深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的同时，迫切要求认识自身及其主观的精神世界，“人”的问题几乎成为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核心。历史学家要继续保持对其他学科的领导地位，无法绕过这一问题。历史学家要积极面对挑战。新史学家之所以热衷研究各种心态问题，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急待深化对自身的认识，史学不是对过去的消极记录，它需要研究自身。“我们始终认为经济是最重要的，但是它并不能解释一切。我们感到，心态史应该义不容辞的弥补社会史过于注重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我们用这些理由很快说服同行”。心态就是认识人的精神演化及其与物质生活的关系的最佳手段。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勒高夫说：“心态史实际上是一所特别好的学校，从中可以认识到线性史观的不足，惰性是十分重要的历史力量，更多的体现在通常发展缓慢的人们的心理方面，而不是物质方面。”可以说心态研究是历史学家试图从历史最深的沉淀层中开掘对人的自身认识的尝试。

其次，当代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是与“精神危机”孪生的，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或是一些国际化的大城市中。在钢筋水泥面前的无能为力感以及在日益兴盛的快餐文化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厌倦了单调枯燥的现代生活并缺乏安全感，出现了所谓的“精神危机”。随之，许多反映都市人群精神压力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如拉尔夫・艾里森的《隐形人》、索尔・贝娄的处女作《晃来晃去的人》、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特别是最后这部戏剧给人的印象深刻，该剧描写了推销员威利洛曼为推销商品奔波一生，却很不成功，作者以人道主义的视角批判了社会拜金主义狂潮下金钱万能的现实。另外，以中国为例，一份调查显示，20到30岁的人群成为现代社会的“年龄压力”之首，按压力均值计算，这个年龄段的人们的压力均值为71分；其他三个年龄段的压力均值依次是：31―40岁为67分；41―50岁为66分；51―60岁为68分。20-30岁的人群一走上工作岗位就处于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他们除面临工作的压力，还有成家、购房、子女抚养、管教和社会交往等诸多压力，还存在缺乏社会经验、应对能力不足等问题。在这种种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渴望返朴归真，重现工业化之前的那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然而，正如伊壁鸠鲁所说的，“关心自己的灵魂，从来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心态史学较好的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这种怀疑现代文明，怀念过去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探寻人们观念的意识的历史与演变的“寻根热”的需要。《蒙塔尤》出版后，一版再版，这个小山村竟成为人们旅游向往的圣地，从中可见一斑。

有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心态史的兴起顺应了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适当地缓解了一些都市人的压力。但是，毕竟心态史研究的历史不长，研究方法也在不断的探索与改进过程中。当代的心态史的研究实际上不知不觉地把重点从年鉴学派的第二个层次转向了第三个层次，注意力逐渐集中在反映民众意识的短期事实上。结果，在旧范式中本来已经划分得非常清楚的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随着这样的转变，在研究方法上也逐渐用定性的描述取代量化分析，在表达方法上自然造成叙事式取代分析式的结果。例如《蒙塔尤》在表达方式上纯粹是叙事式，被认为是叙事史的复兴，这是对年鉴范式的一次冲击。同时，心态史的研究没有一个确切的范围，其结果是出现了“史学爆炸”或“史学碎化”的现象，这就对于分析整个社会人们心理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到如今是有增无减。新出的层出不穷的历史著作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细微，从人的饮食、起居、举止、服饰到民俗、信仰、死亡、恐惧、节庆、礼仪、梦境、想象，不分巨细，史学的综合功能和独立地位面临危险，总体史概念本身也成为问题，在新史学家内部对之产生了多元化的不同的认识。如何在解决总体史学与专题研究之间的关系，避免心态史研究中的愈益分散的现象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不管怎样，新史学所作出的每一个努力和尝试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史学正是在不断地逐步解决困扰自己的矛盾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趋于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