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乡”与“返乡”?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5—0097—04

1922，沈从文离开家乡去北京闯荡，经过十余天的跋涉，最后落脚于北京西河沿的一家小客店，开始学他“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

1934年，沈从文离京回湘西探望母病，如果不算1931年护送丁玲母子回常德，这是他自1922年离乡之后的首次返乡之旅。这一次去程近一个月。

1937年8月，因为战争的关系，沈从文再次踏上回乡旅程，至1938年1月初，到达湘西沅陵。

三次旅程，分别对应他生命中三个不同的阶段，不论是去乡还是返乡，巨大的空间转化（既是地理空间也是文化空间），均在其文字中留下显明痕迹，更对其如何想像、认知、言说这片独特的地域，如何确认、建构和强化自己的地域文化观产生影响。借这三次旅程为线索，或许可从其中找到，沈从文“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成形的过程。

地理空间：转变与建构

对1922年的离乡之旅，沈从文没有过多的回忆。他的《从文自传》详细铺陈了自己离乡前的生活，也耐心为读者解释自己为何“离乡”，但对于这趟改变其命运的旅行本身，描述却简洁异常：“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这“简洁”留给他的读者巨大的想像空间：从湘西到北京，从边缘到中心，空间的巨大转变，究竟给他留下了怎样的震撼？

对于写作者，“旅行”有着极为丰富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空间体验。旅行的魅力在于“跨界”，在于对“他者”的渴望和认知。旅行中的“他者”是相对的，它可以是海外，也可是中心城市，或通商口岸……而对于沈从文，“他者”便是“湘西”之外的世界。这一“他者”的确立，源于湘特的地理和历史文化背景，使其“言语饮食，迥殊华风”，长期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直至1940年代，抗战结束之后，湘西在空间（既是地理空间，也是文化空间）上与世隔绝的状态都未能打破。所谓“‘湘西’之‘不为外人道’而成为‘绝境’，说是世外桃源，是有几分相像。——若干年来是如此，现在有许多地方还是如此。”

促使沈从文走出这一“绝境”的，是他对外部世界的向往，“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这种离乡心态在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相当典型。自晚清始，中国社会发展开始出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对“新世界”的向往便自然生成。“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的变化甚快，但各地变化的速度又不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国实已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论及晚清小说中的旅行叙事时，唐宏峰特别提到《文明小史》中颇具代表性的叙事模式：江南吴县贾氏兄弟科举失利，接触新学后决定旅行去上海开眼界。“这一节故事仿佛是旅行与现代人之关系的寓言”，“现代人需要通过旅行来改变自我，重新确立价值”。沈从文年轻时代的离乡之旅正是对晚清以来这一寓言模式的呼应，与小说中的人物相似，他声称自己得到一位来自长沙的印刷工头的帮助，此人买来的《改造》、《创造周报》等新书为沈从文打开了通向另一个空间的窗户。可以想见，当年十九天的离乡之旅，实质是沈从文的“异质文化”追求之旅，巨大空间转变的背后，是沈从文对另一种文化价值的肯定和向往。

面对城市，沈从文最初的感知是通过对城市空间的熟悉来达成的。在他早期带有鲜明自传色彩的系列作品中，主人公总是以都市里的“游手好闲者”形象出现。他也不止一次提到住在会馆时，喜欢去附近的琉璃厂或是别的街道上闲逛：“出门向西走十五分钟，就可到达中国古代文化集中地之一——在世界上十分著名的琉璃厂……使得我这个来自六千里外小小山城的‘乡下佬’，觉得无一处不深感兴趣。”这是他了解这个城市历史、文化的方式之一。现实中的城市空间，和他的理想显然有差距，沈从文从这个城市空间中读到的，竟是和湘西世界同样的腐烂气息：“社会一切都若在一种腐烂中，发霉发臭，甚至于比我来的那个小社会，更糟糕到无可救药。我不到一月里，就从眼见耳闻接触中，得到个印象轮廓。”

城市生活带来的挫折感，使得沈从文一面努力摆脱湘西世界对他的羁绊，一面却在回忆和书写中将其构建成自己异乡生活的精神避难所：“到了北平新环境中，和这一切离远了，即这种痛苦回忆，竟也成为我生存的最大快乐和回忆了。”有论者称沈从文用写作来保护自己在城市生活中受伤的灵魂，“他早期以乡野为题材的小说就可以看作是这种逃避式的自我保护。”城市带来的现实压力，和乡村记忆带来的灵魂慰藉，构成沈从文早期小说创作的两条线索。

空间的巨大转变，及这种转变带来的震撼，无疑是沈从文早期创作的推动力之一。向往中的城市文明，挟裹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挫败感，对于沈从文而言，对抗的方式只有写作。借助文字，构建起足以与眼前的城市空间相对抗的乡土空间，他几乎是凭借本能，拼合记忆的碎片搭建起他的文字故乡。其早期文字中，关于湘西世界的建构，基本是异域“风情”和“风景”的展示，而基本不涉及文化立场和价值判断。自1924年学习写作始，沈从文前两三年的习作中，对乡土空间的呈现，主要是通过方言俗语、地方风俗、民间传说和地域景观来实现的。

以1925年为例，在小说《往事》、《代狗》、《屠桌边》等作品中，沈从文使用了方言，包括苗语词汇和凤凰当地俗语，来标识故事发生的空间；而在《夜渔》、《腊八粥》、《船上》和《瑞龙》等小说中，后来在沈从文笔下成为湘西这一地理空间标识的某些景观开始出现，例如“场”、“碾房”、“河景”、“镇箪街道”等。使用方言和发现“风景”，对于此时的沈从文而言，意义非同小可：“沈从文写儿时往事的背景全在农村，加上使用方言，因而地方色彩异常浓烈，一点也不雕饰做作。”以此为开端，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始终力图解决一个问题：如何用文字建构起乡土空间，并利用这个空间装载他对故乡距离之外的想像、记忆和情感。这种带有显明地域色彩的书写，对于沈从文来说，固然有情感抚慰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字一经产生，便提醒了沈从文湘西世界对他的意义所在。作为写作资源的“湘西世界”被启用后，沈从文下一步要做的是为这个空间的建构寻求理论支持。

在如何建构乡土空间上，沈从文大概多少会受到1920年代北京新文化界对方言文学、民俗学研究倡导的影响。早期他创作了不少以凤凰方言写的民歌和独幕剧，但也许是纯粹的方言文学对作品的传播度产生影响，1920年代中期之后，沈从文的这类创作便告一段落，此后他对于方言的使用“慎重”了很多。金介甫认为“沈从文正是从读者反映中，开始把地区传统的视觉范围和理想境界放宽，创作出一种能引起全国读者广泛兴趣的乡土文学。”

在放弃对方言土语的大量使用之后，沈从文赋予其作品鲜明地方性的主要方法，是独特地域景观的呈现，也就是建立独特的“视觉范围”。对某一特定地区风景和体验的书写，“均是文化生成和消亡过程中的一部分”，“它们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空间被赋予意义的时刻。”在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中，受到徐志摩激赏的《市集》便是这种以“视觉”效果取胜。《市集》和沈从文后来的散文名篇《鸭窠围的夜》有相似之处，都是对特定空间的全方位呈现。《市集》中的苗姑娘、苗妇人、副爷、团总、赶集的农人，后来在沈从文湘西世界中被反复书写，“市集”本身，也成为其乡土写作中最常见的“背景”之一。

总之，在沈从文早期创作中，被他“放弃”的现实湘西世界，借助文字被重新建构。从湘西到北京，地理空间的转变，反而促成了沈从文“地域认同感”的产生。他对“地域”产生书写和建构的兴趣后，第一层面便是尝试用文字呈现地域景观。随着其创作的成熟，他所建构的地域空间面目日渐清晰，并为他之后对于地域历史、文化的进一步发掘提供了坚实基础。当沈从文的言说对象从“风景”转向其背后的人文内涵时，其地域文化观的建构也就进入了另一层面，这个被建构起来的湘西世界的意义也就越发丰富了。

“边城”：地域文化身份的确立

如果说，1922年沈从文的离乡之旅，因空间转变促成了他用文字对乡土空间的建构；那么，1934年的返乡之旅，他实际上是由外向内，“反向”行进。当旅行者返乡时，他面临的问题并不比他离开时少，首先，他必然会将某些新的事物带回，这些事物有可能改变原有空间内的观念或价值，引发碰撞冲突；其次，他的反向之旅将是一种全新经验，“当旅行者返家，伴随着旅行的记忆和经验，他对原本熟悉的故乡传统感到陌生，并不再接受”。这种被研究者称为“怪熟”的感觉，沈从文在返乡之旅中想必也曾体验：“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特别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但同时我又与他们那么‘陌生’，永远无法同他们过日子，真古怪！”

与前次旅程不同，对北京——湘西的地理空间转换，沈从文通过书信和散文，留下了极为细致的记录，特别是进入桃源，也就是湘西境后：曾家河、兴隆街、柳林岔、缆子湾、梢子铺、鸭窠围、杨家蛆、横石和九溪、泸溪、箱子岩……沈从文笔下这些大大小小的地名，在地图上勾勒出一条线路，直指与北京截然不同的另一空间。这次回乡之旅，对应着沈从文创作高峰期的到来（《边城》的写作在这次旅程之前开始，之后结束）。和其他作家相比，沈从文此时对地域景观和体验的书写可谓相当执着。在论及哈代对西撒克斯的书写时，达比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小说的世界由位置和背景，场所与边界，视野与地平线组成”。如果循此思路进入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读者会发现，他确实为自己笔下的湘西世界划定了边界，确定了位置，并通过各种标识型的景观的呈现，使读者“身临其境”。

沈从文的读者对《边城》的开篇想必熟悉不过：“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事实上，像这样颇具“地图”感的开篇，在沈从文的笔下并非孤例：

若把江南地方当全国中心，有人不惮远，不怕荒僻，不嫌雨水瘴雾特别多，向南走，向西走，走三千里，可以到一个地方。是我在本文上所说的地方。这地方有一个油坊，以及一群我将提到的人物。（《阿黑小史》）

一个好事的人，若从二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找寻，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箪”的小点。（《风子》）

一种带有地方志风格的语言（清晰地介绍某地的地理、历史和物产等），在他的文字中更是俯拾皆是：

记称“洞庭多橘柚”，橘柚生产地方，实在洞庭湖西南，沅水流域上游各支流，尤以辰河中部最多最好……两千年前楚国逐臣屈原，乘了小小白木船，沿沅水上溯，一定就见过这种橘子树林，方写出那篇《橘颂》。（《长河》）

这码头名X村，属XX府管辖，位置在酉水流域中部。下行二百余里到达沅陵，就是酉水与沅水汇流的大口岸。上行二百里到达茶峒，地在川湘边上，接壤酉阳，茶峒和酉阳，应当就是读书人所谓“探二酉之秘笈”的地方。（《小砦》）

沈从文对湘西地理空间的书写，始终在强调湘西的偏远、异质和隔绝。大致而言，他的湘西世界所指是湘、鄂、川、黔四省相交的边境地区，其中属于湖南的部分，便是湘西，这块区域，也可借用“边城”来加以概括。

在此疆界之内，湘西世界的空间呈现是借助对以下标识型景观的反复书写来完成的：油坊或碾坊、河街、兵营、码头、寨子、场（市集）、橘子园等。这里所言空间，并不纯然是物质的，“它还是心理的和想象的，这两种空间的互相牵引和渗透，正构成‘空间’一词的基本涵义”。对标识性景观的选取，包含着写作者自身对于乡土世界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基调。如果使用建构主义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乡土是想像出来的，而乡土文学想要培养起读者对于这个建构空间的情感，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读者带人地区现场。单以一条河街论，沈从文在《边城》中便花了近千字，而这还只是他对茶峒这个小山城全景式再现的一小部分。有研究者注意到，在《丈夫》中，作者花了两千多字来进入故事，这长长的地方背景交代，无非是为后面的故事提供一个“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只有在此空间内，《丈夫》的故事方能成立。考察沈从文对于湘西空间的想像和书写方式，就是对他作为这一空间的“阐释者”的价值观念的解读。从这一层面上看，他笔下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景观、风情和故事，共同构成了其地域文化观的基础，在此之上，他对于乡土精神和乡土文化的反思及张扬，都具有了可供依托的背景。

沈从文1934年的回乡之旅，在文学上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湘行散记》和《湘行书简》。沈从文已不再满足于前期文字中对地方风景风情的捕捉，他的地域景观书写最终带出了他对地域文化的深层次探讨：即对地域历史的阐释及对地域文化的定位。湘西这块“边城”之地过去十年的变化，促成他对地方命运和历史的重新思考。如果说，“边城”这～意象涵括他对湘西地域历史文化的认知（早有论者指出，“边城”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偏远、边疆之地，更是文化学意义上的边缘之地），那么，自称“乡下人”则是沈从文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立场作出明确定位。“边城”和“乡下人”一指向地域，一指向个体，表明的是沈从文对湘西地域文化的定位，及定位之后的明确归属意识。

“边缘”和“中心”（这一组概念相对存在）的关系，是许多地域文化阐释者在建构本土文化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事实上，要阐发一个地方的文化，最常见的切入角度便是从地方历史人手。所谓“地方史”的叙述，经常又是通过对于地方风物的铺陈和对地方身份的界定来完成。常见的“地方史”叙述，不论所言说的对象是何等边远之地，仍会强调地方与“中央”（国家）的关联性，例如“广东在地理上僻处岭外，历代都被视为蛮荒之地，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汉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地方文献，都总是要特别强调这个地区与“文明”的中州文化的联系。这种阐释地方文化的思路，自晚清兴起的乡土教材中屡见不鲜，1910年的湖南乡土地理教科书中，关于“凤凰厅”的叙述便是此类思路的典型：“凤凰厅，一名镇箪，……地本五寨苗疆，康熙四十三年，裁去土司，始驻巡道。乾隆六十年，黔苗肇乱，命福康安和碄征之，两年始平。嘉庆二年，升为直隶厅。”其所叙述的凤凰历史便是自“改土归流”，中央王朝在政治上开始确立对湘西的统治而开始的。

沈从文在处理“边城”与“中心”的关系时，却显未循此主流思路。“边城”在地理空间上的隔绝，造成其在地域历史和文化形态上的独特性，也造就空间内生命形态的独特性。在《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中，沈从文反复强调这一点：“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也是在此意义上，沈从文的“边城”相较于湘西之外的世界，具有了一种文化上的优势。它因原始自然生命形态的存留，而呈现出现代文明世界所不再具备的“健康”、“优美”和神性。正是基于这一价值判断，沈从文从原本处于劣势地位的湘西地域文化中找到了足以和都市文化抗衡的力量。

沈从文对地方历史的叙述角度是独特的，在《箱子岩》中，他强调在主流历史话语之外的另一种历史，“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担负，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改变历史，创造历史”。对于沈从文而言，这片被遗忘的“边城”，所孕育出的地方文化和地方性格，不应被“中心”同化，反应成为后者的参照系和改造资源。可以说，确定了湘西地理边城和文化边城的位置，沈从文电同时确定了自己以地域性、民族性为本位的地域文化观，其建构过程，已经彰显出沈从文地域文化观的“个性”所在，同时也昭示出他必然遭遇的“孤独”。

楚人气质和凤凰精神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年底，沈从文从山东转南京，取道武汉、长沙，于1938年初辗转到达湘西沅陵。这一次在战火阴影下的回乡之旅，给沈从文带来怎样的新思考，可以在其散文集《湘西》中找到答案。此时，远离中心的湘西突然成为全国战略、交通等方面的重心，也引来前所未有的关注。湘西门户的打开，带来的是外部世界与本土空间的撞击，其引发的地方与中央，本地和外省、少数民族和汉族等诸多层次的摩擦，使得沈从文有心对湘西的区域文化再作梳理和介绍。这一次，湘西区域文化的独特性，是被放在民族战争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呈现的，其得其失，莫不与此相关。如何在尊重区域历史和文化的同时，谋得地方与国家新的“调和”？湘西能否摆脱地方历史中浓郁的悲剧宿命感，借此时机赢来地方的新生？这些问题构成此时期沈从文对地域文化改造和反思的核心。

不止湘西，在抗战其间，整个中国的西南地区都因战争，而从地图上的边地，一变而为全国政治文化之中心。事实上，因战争缘故改变国人对地理空间的认知，早在1932年的已有先例。当时因战火燃至上海，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曾一度迁都洛阳办公，并通过一系列决议如《边疆建设决议案》、《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等，带动社会对西北地区的关注。这一举动引发社会全体对于西北地区的空前关注，形成“西北开发热”。与此相似，这次战争又将包含云、贵、湘、川等在内的西南区域带入社会关注视野，因为南北较好的出海口和重要铁路线的相继丧失，西南成为战略上的交通要道。其中，“军事上后勤物资供应和兵役补充，湘西都占有特别重要地位。”与开发西北相似的是，作为中国版图上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疆”，开发西南也有因历史积淀而成的重重障碍：落后、封闭、神秘、民族问题……，难怪沈从文在《湘西》的序言中不无忧虑地呼吁：“对于湘西各方面的知识实在都十分需要，任何部门的作家，或是一个较细心谨慎的新闻记者，用‘湘西’作题材，写成他的著作，不问这作品性质是特殊的或一般的，我相信，都重要而有价值。”

因战事而进入湘西的外地人，对这一地区的观感，大多是新奇兼恐惧。新奇感是来自“边城”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恐惧感则是源自地区的蛮荒和匪乱。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师生组织湘黔滇旅行团步行人滇，进入湘西境内之后，在凉水井到沅陵一带，便遭遇土匪抢劫，后旅行团乘车离开沅陵，固然有雨雪封路之因，但也是为了早日离开土匪出没地区。同时，在过境湘西时，部分同学还戴上了“外科面具”，以防止受到传说中苗族放蛊的毒害。临大师生尚且如此，可以想见一般民众对湘西这一封闭区域的“无知”和“恐惧”。

正因如此，沈从文的《湘西》开宗明义，表明自己的写作目的首先便是使外人对这地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发生关切，“并希望这本小书的读者，在掩卷时，能对这边鄙之地给予少许值得给予的同情。”简言之，向“外地人”介绍地域文化和地域历史，是沈从文作为湘西人在此时自觉承担的一种文化职责。无疑，民族战争可以弥合地方内部的利益冲突，“国家”和“地方”两者间原本的“裂隙”也可借此得以缝合。沈从文希望自己的读者理解且同情这方乡土，其最终的关注点正是落在这里。题记的后半篇，沈从文的言说对象，变为“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与这个地方永远不可分的同乡”，这也是他写作《湘西》的另一目的，以“湘西人”的身份，对地域文化的消极面即所谓“人事上的弱点”进行反思，寻求改造之途径。至于借此时机，改变民族、地方之命运，推进整个湘西地区浴火重生，或许也是沈从文此时的一点“私心”所望。

正是在民族战争的特定背景之下，沈从文再次建构了自己的地域文化观，自“凤凰（湘西）——湖湘——国家”，他援引区域文化进行整个民族文化改造的思路在此背景下也再次得到强化。他从地方文化中所提炼出的“风凰精神”乃至“楚人气质”，正是为此文化改造思路而寻找的地方资源。事实上，“凤凰精神”和“楚人气质”之间，本有相通之处，《湘西》中多次提及楚文化对湘西地域文化中的影响：

慷慨好义，负气任侠，楚人中这类古典的热诚，若从当地人寻觅无着时，还可从这两个地方的男子中发现……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沅陵的人》）

三楚子弟的游侠气概，这个地方因屯丁子弟兵制度，所以保留得特别多。在宗教仪式上，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处，宗教情绪（好鬼信巫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凤凰》）

沈从文这一时期对凤凰精神的关注点集中在“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便是“游侠者精神”，而“游侠者精神”恰是楚文化精神在凤凰这一特殊区域内的遗留，也是此地地方性格形成之重要基础。

游侠者精神在凤凰地方性格中之所以浸润深远，与地方历史相关。“三楚子弟的游侠气概，这个地方因屯丁子弟兵制度，所以保留得特别多。”沈从文之所以特别强调“游侠者精神”，自然有受到民族战争这一时代背景的影响，毕竟，游侠者精神中的“尚武”、“复仇”、“剽悍”、“重然诺”等特质，在此特殊时期的“实用价值”不言而喻。在此意义上，凤凰可谓“湘西”之代表，读懂凤凰精神，便可了解湘西地方文化之太半，更可借此上溯，探讨整个楚文化区域内地方文化和性格之特色，及这种地域文化之价值所在。

浓烈的“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只有可能存留于沈从文笔下“神未解体”的地方，“所谓楚文化，即中国先秦时期，以南方少数民族的巫鬼文化为主体，融合汉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楚人的幻想情绪和浪漫情怀，在湘特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之下，方能持续发酵。就沈从文自身而言，这种幻想情绪和浪漫情怀在其文学创作中，体现为他“对美——‘生命’自由的炽热追求与对人类远景凝眸的幻想情绪。至于宗教情绪，落实在历史和现实层面，是“有所信”（“迷信”）的执着。“必对人生有种深刻的悲悯，无所不至的爱，而对工作又不缺少狂热和虔敬，方能忘我与无私。”这种“爱、悲悯、狂热、虔敬”，既为个人所需，更为整个民族、国家所需，也正与沈从文所提炼的“凤凰精神”一脉相承。

沈从文在1940年的特定时空背景之下，对于地域文化精神的思考并不仅限于“用”，“反思”同样是这一时期其地域文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游侠者精神，“若用不得当，自然也可以见出种种短处。或一与领导者离开，即不免在许多事上精力浪费。甚焉者即糜烂地方，尚不自知。”在论及湘西的民族性时，李震一也提到其负面因素是“心底狭窄与好勇斗狠”。这种偏狭极端的地方性格，同样也是湖南精神的弱点所在，“楚人历史传统的激情，极容易形成性格上的孤立性和悲剧性。”正是在反思的基础上，沈从文提出所谓“新湖南精神”：“我以为真的湖南精神应奠基于做人态度。要紧处是对工作理想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放松，谈改造尤其是能用耐心和勇气去实现。”

民族战争给沈从文对地域文化精神的思考设定了一个方向，使他对湘西地域文化的建构更重“现实性”。沈从文对凤凰精神、楚人气质的诠释和反思，实质是对地域文化的重组和建构，也蕴含他对地方文化精神复兴的希冀。但与此同时，他又“正感觉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意识当来自他的乡土长期以来遭受的民族孤独和地方隔绝，也来自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在面临历史转折时必然遭受的痛苦。战争能否转变为一场洗礼，洗去外人眼中“烟匪横行”的湘西印象？李震一在《湖南的西北角》中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战时的热闹场面，已成过去了”，“战后的湘西，也许又要被人遗忘吧”。抗战期间湘西地方的大量牺牲，换来的却是“国家在复员，湘西在复原”的场景。湘西的再次被遗忘，似乎印证着沈从文的预感。也许正因如此，他直言在《湖南的西北角》中读到的是“民族在悲剧中的挣扎”。地方文化精神的重生和复兴，也仍然只能是沈从文个人的“信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