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返乡热”

“你永远也成为不了中国人”。

深思熟虑后，马克-基多用这句话宣告他的离开。

8月12日，这位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的英国人，在他经常发表专栏的Prospect（《展望》）杂志上发表了以此为题的最后一篇文章，向他的读者致意，也向他客居多年的这个国家道别。因文中提到空气、食品安全和教育等众多社会问题，引起广泛共鸣，他的离开和这封告别信在消息圈里“不胫而走”。

在这前后，美国青年查理・卡斯特和另一位英国商人克里斯・德文什・埃利斯，也不约而同地分别在博客和公司网站上发表了公开信《我为何要离开中国》，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怨与爱。

老外接二连三选择离开，有人甚至称之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是大势所趋，还是只是偶然和个别行为？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哪些问题？透过他们三人的中国故事，或可窥得―二。

基多：除了钱，现代中国没有价值标准

马克・基多一直在寻找心中的故乡。但现在，他对中国说“不”。

45岁的基多在英国北威尔士长大，因为对远东感兴趣，所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了中文。他对田园山水格外钟情，毕业论文便是以王维为题。

来中国没多久，因缘际会，基多萌生了做杂志的念头――办一本立足城市、以在华外国人为读者群的英文杂志。多年以后，基多仍然认为这是他在中国最快乐最充实的一段时光，尽管这份事业也带给了他半生最大的创痛和失败。

杂志取名that’s，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出版发行。因为定位准确，内容精彩实用，非常受欢迎。鼎盛时期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几乎人手一册，将其奉为生活、出行的必看读本。

从未涉及杂志和出版行业的基多好像为此而生，他感慨“我才30岁，已经在做一辈子都想做的事业。”

然而几年的蜜月期转瞬即逝，在中国“涉世未深”的基多对于外国人从事出版业的风险和禁忌预估不足。2003年，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他和中方合伙人闹翻了，最宝贵的that’s商标也被剥夺使用。他跌入了人生的谷底。

基多想到了距离上海200公里的莫干山。

好几年前第一次到那里旅行时，他触摸着山间旅馆那些“真实的、坚固的”石头，惊叹它们就好像是从阿尔卑斯或者北威尔士一块块运来。要来一捆木柴，点燃壁炉的刹那，基多仿佛回到了自己从小居住的房间。于是，他和妻子租了这里的一幢别墅，过起了工作日在上海，周末来莫干山度假的逍遥日子。

丢掉杂志，倾家荡产之后，莫干山全然成了基多避世疗伤的“南山”。他们举家搬迁到这里。写作、读书、种地、弄竹、开咖啡馆，和菜农话家常。基多收获了久违的平静和天伦之乐，还创作了一本为莫干山立传的书――《中国杜鹃》。

“如果可能，2004年我就该离开中国的。留下，全是因为莫干山。”

这本书的美国版书名是Chasing China，蕴涵着追逐中国、追寻梦想之意。基多没有在书里对事业受挫的打击大书特书，而是从日常生活人手，在挖掘史料的基础上详细再现了莫干山的百年沧桑。

今天，这里已经宾客盈门了。彼得・梅尔效应（注：英国作家彼得・梅尔客居普罗旺斯，出书后令当地旅游业大旺）日益明显。就像上了发条的中国经济一样，莫干山也概莫能外，出名、热闹，问题丛生。

“除了钱，现代中国没有其他价值标准。没有骑士身份、荣誉象征、奖章或者其他金钱买不到的肯定。”在中国生活数载，经济急速发展带来的拜物拜金主义让基多感慨不已。环境污染、食品质量、交通拥堵这些关系到生活品质的领域也不容乐观。

说到经商，他始终记得每到三年更新经营执照的时候，都要悬着心，不知道会面临有关部门的什么说辞。这种不稳定和不舒服的经营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赚钱成功的。

如果说上述问题都还能忍受的话，孩子的教育问题就成了压在基多心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学习如何考试。”基多抱怨。他们明年上半年才彻底搬离中国。这个学期，在德清上五年级的女儿刚开始小学最后两年的学习，学校就把所有的课外活动都取消了，繁重的家庭作业和补课都是为即将到来的初中做准备。基多说如果他早知道这样，会在告别信里抨击得更加激烈。

怎么办呢？有些问题，基多给不了答案。若要树立积极的价值观，是一条路，还有培养人们的公共责任感，愿意为他人和社会奉献的精神。但在基多看来，问题本身不是问题。社会和政府如何去处理它们，才是真正的问题。而在中国，最特别的是，它特殊的制度结构和这种“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社会病的双重叠加。

基多告诉记者，在海外，对于中国确实有很多的担忧甚至恐惧。很多人害怕中国的廉价商品会挫伤本国经济，担心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比美国还要强大的超级大国。反过来，他遇到的中国人对老外们最大的误解，就是总把“外国人”当成一个群体。好像中国是一个国家，“外国”是另外一个国家，忽略了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特点和权利。

“请拥有自信，不要太过虑，做你认为对的事情，让中国成为一个可以体面和适宜居住的地方。”放下中国梦的基多，给出了如是忠告。

埃利斯：我和我的事业，已经足够成熟了

“我在这里生活了23年，中国对我很好。一个原本毫无方向感的年轻人，在这里成长为业务遍布全球的百万富翁。干嘛要换地方呢？”

似乎是要摆明和别的老外的不同，克里斯・德文什・埃利斯在告别信开场，便向读者抛出了这个问题，也抛出了他对中国的满腹感激。他反复说，离开中国最简单明了的原因就是，他和他的事业已经足够成熟了。

1980年代末，30岁的埃利斯提着行李来到上海，眼中的这个城市酷似他熟悉的利物浦，“安静得仿佛它已睡了半晌”。

不过这睡意并未持续许久，埃利斯预感到这个城市蓬勃的生机很快就会被激活。他的预言应验了。三年之后，他便在香港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对主营业务的选择证明了埃利斯的明智。邓小平南巡之后，到中国这个巨大的新兴市场投资和从商的外企纷至沓来，但烦琐复杂的工商税务程序和法律问题让他们头疼不已。埃利斯的公司顺应需求，为这些外企提供咨询和服务。

短短时间，深圳、北京和上海的办事处先后成立。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所有的数据录入都靠手工。埃利斯体会着白手起家的兴奋和忙乱，很快便赚来了他的第一桶金。

只是，在日复一日对中国行政部门的“攻关”中，埃利斯终于招架不住这些办事机构的了：“即便是为了提交审核一些最鸡毛蒜皮的文件，也需要放下身段，给这些官员们好处才行。”他哀叹连在蒙古国办事都要比在中国容易。

除了蒙古国，对比更鲜明的还有印度。中国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里，90%都是国企。而在印度，这个数字只有10%。“在印度，什么问题都摆在台面上。而中国的很多问题都隐藏不露。”和中国相比，印度有着庞大的消费市场，越南有着成本更为低廉的人力，新加坡有着极具诱惑力的低税免税政策。由于这些情势的变化，埃利斯在好几年前就开始谋划将业务重心转至东盟其他地区和北美。但他也强调，中国的优势并未丧失，只是增长点从几个超大城市逐步向二、三线甚至“六、七线”城市转移，因此国家的宏观发展模式和企业的微观经营方式也应调整。“中国政府应当放开货币管制，允许自由兑换。”

在中国时，埃利斯常去他称为“巨蛋”的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偶尔到京城俱乐部消遣，更多的时候在家阅读，陪伴家人，做做慈善。“公司里有很多年轻有为的中国人，是我该让位的时候了。”

采访过程中，埃利斯一再强调，中国还是个很有魅力的国家，不过空气问题必须改善。“我曾经在香港南丫岛住过，从那儿能清楚地看到大屿山和香港仔，可那都已成为过去。在北京，2008年北京奥运的承诺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尘土飞扬，比之前更甚。对一个宣称要载人登月的国家来说，这实在有失颜面。”

埃利斯说，他的精神绝不会离开，但现在是时候整装前行了。在告别信的结尾，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不适合停留的话，他们错了。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有了另一个精彩的去处。

卡斯特：东西方当然可以互相沟通

一副细边框眼镜，鼻唇之间和下巴上的浓密的胡子，让人乍一看会误以为查理・卡斯特已经中年。

实际上，这位美国人今年才27岁，来中国也才短短几年。但在我们的三个案例里，卡斯特恐怕是在这片土地上“最接地气”的那一个，说起有人认为东西方文化永远无法真正沟通，他很不以为然地用中文反问，谁不爱他的母亲？谁不爱吃好吃的饭？谁不喜欢跟朋友玩儿？我们共同点比不同点多多了。卡斯特说来到中国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都是人。实现理解的唯一条件是互相尊重。

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卡斯特有一位对中国文化相当感冒的老爸。家里不仅摆着《论语》《老子》，还有一只叫“孟修斯”（mencius，孟子的英文）的猫。卡斯特父子都最喜欢道家。在这样崇尚自由又遵循传统的氛围里长大，卡斯特有着大多数美国人的开放和务实，也有着随遇而安的性格。

在布朗大学学习了东亚文化后，卡斯特来到“孟修斯”的故乡。首选的地方是哈尔滨。原因是他大学的时候在哈工大留过学，觉得哈尔滨这个地方比较好，“会说英语的人不多，并且哈尔滨人说普通话说得都比较标准。”

刚来中国和想象中有何不同？卡斯特老实地回答，没法说，因为来之前根本不知道该想象什么。当然那时他已经可以给老外甚至中国人解释“道可道非常道”，也可以跟你谈鲁迅的《狂人日记》，但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上一无所知。“头一个令我震撼的事情就是中国人开车的方式。记得2007年从首都机场到酒店坐出租车，我好害怕，觉得开得太疯狂了。”

很快，哈尔滨这个选择机会不多的城市就没法满足他了。来到北京后，会写文章、摄像、编曲写歌，十八般武艺皆精的文艺青年卡斯特在这里如鱼得水。

他开了英文资讯博客“ChinaGeeks”，因为有个博客会强迫自己继续学习，“我得天天看新闻，看历史，反正得找什么有意思的跟中国有关的东西写。”这个博客站点月点击量数万，成为在华外国人了解中国当下的一个重要渠道。但也因为集中关注一些中国敏感事件和人物，会面临国内访客打不开的窘境。

他也开了新浪中文微博。页面上“杯具，河蟹”这些中文流行语比比皆是，他还入乡随俗地把尊敬的记者称为“老师”。虽然更新不算多，很多也是转发，但他兴致勃勃。“我认真写的东西都在博客上，这里就是练练粗话。”

卡斯特曾经喜欢读韩寒和王克勤的博客，不过前者现在淡了，后者干脆不更新了，“很可惜”。他还爱读李银河的东西，觉得她写跟性有关的事写得比大部分的人理性多了。

去年，卡斯特成了中国女婿。春节跟着老婆一起回家探亲，不仅不再是文化冲击，更成为了他躲避不开的家庭义务。他最自豪的是和妻子共同拍摄了一部关注中国被拐儿童的纪录片。为了这部片子，他们四处筹钱，跋山涉水，跟踪了20多个家庭。他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辗转劳顿，而是要面对镜头前停不住的泪水。”最大的成就则是在拍摄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一些家庭以类似“同盟军”的形式联合起来，坐着合租的小货车去寻访他们被拐骗至山西砖窑做苦力的孩子。据他说“同盟军”以这样的方式已经解救了全国100个孩子。

卡斯特越来越喜欢中国。他觉得所有你感兴趣的事物都是能被了解和掌握的，中国也是这样。是的，学四声读音很郁闷，学写汉字也很痛苦，可也没有那么困难重重。对他这样容易满足的人来说，汉语里没有动词变格已经是很大的福祉了。

这么热爱和适应中国的有为青年怎么还是选择离开，而且是短短几年之后？

首当其冲的是他觉得不足为外人道的个人原因。在非个人原因里，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同样赫然在列。卡斯特承认，这听起来有些陈词滥调，就连信里那张在阳台上拍摄的雾霾照片也早为北京人司空见惯。“是的，我们也可以应付（这些问题）。但是，为什么要应付呢？”一想到可能会在这里出世的孩子，卡斯特心意难平。

还有一些原因在告别信里没有提到。作为一个熟练的媒体从业者，卡斯特说中国是外国记者的天堂，但也是外国记者的“地狱”。碰到很多话题，不止是官方机构不给说法或者有意阻拦，就是普通的中国人也会对外媒有种天然的惧怕。他很困惑：报道出来以后，总会被骂忽视或者没有“中国的观点”，那么人家都不愿意接受采访，怎么来报道他所代表的“中国”的观点呢？

要如何改变这些局面，卡斯特的个人建议是：增加透明度，争取媒体和司法独立。“如果这两点能实现，我觉得中国不少问题会比较容易解决，会少多了。”

转眼卡斯特已经在缅因州的家里呆了两个月。他最大的感受是，回去后―直感觉天空美得“有点假”。他跟老婆开玩笑说，“这天看来是被PS过的”。在蓝天之下，卡斯特更多了一种放心感：买吃的不害怕里边有毒，因为空气干净终于敢在户外运动了。至于网络自由，他幽了一默――在北京时就有VPN，所以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

无论身在哪里，卡斯特的博客和微博都没有中断，他承诺关注中国的英文博客甚至会比离开前写得更勤更好。“我与中国永远不会形同路人”。他对此非常肯定。

外国人和中国的“罗曼蒂克”时代结束了？

在《纽约客》杂志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看来，看似集中的老外“返乡热”在他所知道的外国人里，并不普遍。他觉得这主要反映的是在华外国商人对于短期经济局势的不明朗，和中国长期改革前景的不肯定。也许有少数较为知名的外籍人士选择了离开，但那也完全是无可厚非的个人决定。如果因此认为大批外国人都要纷纷回老家并展开种种联想，绝对是对形势的误判和庸人自扰。“就好像很多不同国籍的人在美国呆长了，也会住不惯走人，对吗？”

说到大家纷纷吐槽的空气质量、食品安全、政治和舆论不够透明这些事实，其实早已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欧逸文说，他身边的中国朋友对此抱怨得一点也不比老外少。外国人之所以提的意见多，也许正因为他们“还有别的去处”。如果试图理解三位主角的纠结，可以说人们选择一地生活，更多地依赖于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而非此刻的承受度。所以当这些外国人感到要改善局面非一日之功的时候，不想再费时等待的他们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那么中国的经济实力、软实力和宜居性，是否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变得更让人担心了？欧逸文对此也给予了否定回答。在他眼中，中国的发展势头在未来还将保持，只是节奏会更适度。对于外国人而言，也许，改革开放初期的“罗曼蒂克”时代真的告一段落了，在这里短期暴富的可能对于所有人都不复存在。现在，是顺应潮流，作出改变和调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