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欧洲文明观

【作者简介】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中欧学术连线主任。

研究方向：中国外交、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公共外交、国际关系理论。

主要著作：《海殇：欧洲文明沉思录》、《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战魂：从历史透视未来战争》等。

摘要 欧债危机及其折射的欧洲文明危机，中华文明走向海洋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敦促我们去反思、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及其背后的中华文明观乃至人类文明观。中国崛起为世界领导型国家，不能停留在学习、追赶层面，满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逻辑，必须通过自身文明转型推动人类文明转型。作为人类惟独没有间断且世俗化的文明形态，中欧文明是全球治理的希望。作者因而呼吁中欧携手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实现文明的永续发展和东西方大融合。

关键词 欧洲文明 中华文明 文明代差 欧债危机 人类文明新范式

欧债危机爆发已经三年多了，国人的欧洲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围绕中国要不要“救欧洲”的讨论就已折射出这种变化。许多人因为欧债看不起欧盟，因为欧盟看不起欧洲，因为欧洲看不起欧洲文明。这种现象危害甚大。在中国学界和传媒界，欧洲研究成为欧盟研究、甚至欧债研究的代名词。必须尽早改变这些不正常现象，根本是回到欧洲文明研究中来。

中国的欧洲观往往是其中国观的某种折射，而这又受到美国观的影响；相应的，中国的欧洲文明观，其实也是中华文明观的某种折射。欧洲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是与“西学东渐”到中国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已经内嵌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因此，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也就是重塑我们的中华文明观、人类文明观的过程。

欧债危机为何也是欧洲文明危机

始于2009年10月的希腊债务危机，先后使爱尔兰和葡萄牙提出了纾困的要求，也让西班牙和意大利濒临危机的边缘。无怪乎国际社会对欧元能否继续生存、欧盟会不会解体忧心忡忡。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警告，欧盟将面临“失落的十年”的风险。这一债务危机是欧盟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1年10月的联邦议会演讲中毫不掩饰地指出：

没有人相信欧洲肯定能享有另一个五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如果欧元失败，欧洲也将失败。这决不能发生。我们身上承载着历史的使命，我们必须动用可以动用的一切审慎办法，捍卫欧洲的统一进程。五十多年前，在经历了千百年的仇恨和流血之后，我们的先辈开创了欧洲统一的进程。如果我们失败，没有人能预见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①

葡萄牙（Portugal）、爱尔兰（Ireland）、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组成了所谓“笨猪五国”（PIIGS）。这些国家历史悠久，“先发劣势”作祟导致如今的困境。先进的生产方式带来先进的生活方式，但当全球生产方式大调整后，这些国家的生活方式就不再那么先进，反而拖累了经济发展。

是什么原因导致以希腊为代表的“笨猪国家”拖累欧元区经济、冲击欧洲一体化进程呢？我们还得回到欧洲一体化的起点来探寻答案。

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一书中写道：

构成欧洲的各个国家在1945年以后再也不能渴望国际的或帝国的地位。……从前的欧洲海上帝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失去了海外领土，在这些年里全部沦落，回到欧洲本土，它们的注意力全部重新指向欧洲自身。②

换言之，从海上扩张走向大陆内部整合，数百年来形成的海洋文明在大陆继续，形成一体化之“踵”。可以说，欧债危机是“三分经济七分政治”，它折射出欧盟面临的多重困境：

欧盟的先发困境。孤独的探索者最终成为虚伪的殉道者，这是欧洲先发困境的鲜明写照。作为世界唯一自我定位为“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行为体，欧盟成为后现代孤独的探索者。然而，世界并非线性进化式发展，欧盟超越了多数地区的发展阶段，其“榜样帝国”无法赢得追随者，反而面临“前有狼——美国，后有虎——新兴国家”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欧盟既想得利，又想得道，硬实力却支撑不起软实力，结果成了虚伪的殉道者。世界上唯一的超货币（欧元）处于风雨飘零之中，舆论担心欧元区的解体，成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第一个殉道者。

一体化曾经是欧洲最大的比较优势，在新兴国家参与开放式全球化竞争的情形下，反而成为欧盟的先发劣势。因为新兴国家既可以通过地区一体化，也可以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对冲WTO多哈回合谈判受阻的影响。欧盟不得不加入一体化的竞争当中，而非引领地区一体化发展。东盟以其文化包容性，将秘书处设在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在这方面已超越了欧盟无法吸纳土耳其的文明困境。

冷战结束以来，“力量在美国，财富在中国，道德在欧洲”的说法在欧洲较为流行。但道德缺乏新抓手，且脱离世界发展阶段。欧盟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沮丧，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其尴尬的处境——欧盟并非联合国成员，怎么能引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呢？领先的欧盟被边缘化了，这对欧洲人来说如当头一棒。

及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欧元区以其财政政策未统一的情形下率先统一货币政策的先发优势，深尝危机之苦，迄今不能自拔。金融危机对美国而言是“病来如山倒”，而对欧元区则是“病去如抽丝”。欧元危机表明，欧盟金融一体化操之过急，脱离了欧洲现实，也脱离了世界。

欧盟的合法性困境。欧盟乃人造组织，非天然形成，和美国一样，自始至终遭遇合法性困境，体现在：

第一，认同困境。欧盟存在“地方认同大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又大于欧盟认同”现象，如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体现出“强社会、弱国家、虚欧盟”的色彩。欧盟很不幸，危机发生时，民族认同日渐消失，而欧盟认同感尚未完全建立。其情形正如一百多年前俾斯麦的断言——根本没有欧洲这回事。由于欧洲人口的代际交替，欧盟作为一个和平计划日益被欧洲公众所遗忘。二战结束之初出生的一代人已经退休，更加年轻的一代人甚至连冷战也未经历过。他们不再视欧盟为和平计划，更多地将欧盟视为市场计划、管制的层级或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僚机构。欧洲公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不足令人忧虑。2012年6月的皮尤公司调查报告“欧洲认同岌岌可危”显示，自2007年以来各国欧盟支持率都在下降。捷克和西班牙下降了20个点，意大利下降了19个点，波兰下降了14个点。如今，只有28%的捷克人、30%的英国人、43%的希腊人认同作为欧盟成员国给他们国家带来好处。

第二，诚信困境。欧盟对外谈判中，好处由成员国拿而麻烦抛给欧盟机构，造成了欧盟的诚信赤字。成员国认为欧盟服务成员国是应该的，有麻烦指责欧盟也就自然了。欧盟应对欧债危机乏力，对布鲁塞尔的质疑更厉害了。就拿福利制度讲，欧洲的社会福利已经超过劳动生产力所创造的价值，既造成债务危机，也造就了约占人口10%的懒汉，移民冲突与极右势力崛起又加剧社会危机，从理性角度看非改不可。然而，在实际政治运作层面，欧洲陷入“福利制度”与“债务危机”不可兼得的两难。如果欧盟制度要重新赢得信任，就必须出台具体政策，对与欧洲公民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青年人失业、城市规划、卫生、节能、运输和老龄化等——给出答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雄心勃勃的欧盟“里斯本战略”的组成部分，但很快被各国政治日程绑架了。而2000年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欧洲建设成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的构想，也已成为泡影。

第三，程序困境。如果算上2013年7月入盟的克罗地亚，布鲁塞尔有28个欧盟成员国常驻团、300多个成员国地区代表、5000名各类NGO游说者，其决策常常是在各种角力中玩妥协的游戏。再加上任期所限，欧盟领导人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政治运行流于形式。在各种机构、势力和舆论的监督下，欧盟机构思考的是应该“做什么”——基于政治正确的程序，而不是“如何做”——基于结果。这是欧债危机迟迟得不到缓解的体制根源。

欧盟的欧洲困境。欧盟是一支上升的力量，却不幸坐落在衰落的欧洲大陆上，这就是欧盟的欧洲困境。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历史上无数次战乱、革命的折腾，欧洲大陆颓势日显。为汲取历史教训，欧洲极力推进一体化建设，却又陷入矫枉过正的怪圈。欧洲一体化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均衡化发展，却带来福利趋同效应，在各国、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均衡的情形下，形成了北部为南部欧洲买单的局面。全球化带来的发展失衡效应，欧洲未能幸免。

欧盟的困境直接导致一体化软肋和短板：作为“单一市场”（single market）却对外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single voice），甚至缺乏“单一目标”（single objective）。按照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定义，欧盟是一个“没有明确界定的政治目标”。③失去方向感和发展目标的欧盟，更担心 “可能被边缘化，成为欧亚大陆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西部半岛”。④

然而，欧盟作为继美国之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重要创新，并未穷尽制度选择工具，且具有雄厚的社会实力、人文财富，完全有能力走出上述困境。上述种种困境也并非债务危机带来的，欧债危机只是将这些困境暴露无遗。这些困境本身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在欧洲一体化的生命力旺盛阶段，不足以显现出来，而在欧洲的比较优势不断下降、欧洲衰落成为活生生的事实之际，这些孕育欧盟成功的基因，反而成为困境之源泉了。

看来，欧洲的发展到了一个坎，目前的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不只是全球化危机，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更准确的说，是海洋文明的危机。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当代文明试图复兴欧洲大陆文明，以拯救欧洲海洋文明的衰落，然而力不从心，困难重重。摈弃欧洲价值即为普世价值的“欧洲中心论”，还原欧洲文明作为地区性文明形态、欧盟作为地区一体化的独特性而非普世性，成为欧洲文明复兴的希望。

为何要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

在人类文明转型新时代——海洋商业文明向海洋工业文明转型、海洋文明向大陆文明反哺并共同推进以可持续发展为要旨的人类新型文明的兴起，东西方文明的代差日渐消失，东方文明从大陆复兴并走向海洋，全面挑战了“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从文明起源上其实只是一种幻象。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一书就指出，在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文明形成期间，非洲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是其重要源头，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欧洲学者杜撰出来的“欧洲中心论”神话。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更进一步揭示了“东方化的西方”，即“落后的西方”是如何通过“先发地区”的东方，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西方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塑造领导世界能力的。更早的欧洲学者，如英国的培根，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到欧洲，是如何帮助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

历史总是在貌似循环的逻辑中捉弄人。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东学西渐”到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东西方文明似乎经历了此消彼长的态势转移。“欧风美雨”见证了海洋文明的兴衰，给走向海洋的中国以警示。任何文明，若固步自封，不与时俱进，必然走向衰落，这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铁律。情形正如达尔文所言，不是最强壮的或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改变的才能最终得以生存。而欧债危机显示，欧盟的制度创新不足以挽救欧洲文明衰落的命运。欧洲的麻烦是不善于学习，以教师爷的姿态固步自封。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资源日益稀缺，人类竞争日益摒弃零和游戏。若以“万物皆备于我”的思维、“世界围绕我转”的心态，不善于扬弃自己、无法走出历史记忆的民族，就将承担历史大转折的代价。

就拿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定位来说，很大程度上已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超越。

中国传统文化就将“规范”视为行为尺度。不同于欧洲关注权力主体，中国权力观关注权力客体——不是你手上有多少大棒或胡萝卜，而是你能否提供人家喜欢吃的豆腐。换言之，解决对方需求的能力才是你真正的权力，这便超越了“权力”本身。其实，中国特色的“势”便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的“力”，关注天下大势、推崇道法自然。

进一步说，传统中国文化认为，有四种力量境界：诸道同源之理，万法归一之道，纲举目张之法，提纲挈领之术。

对照中国诸子百家思想，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内涵有道家因素（强调“德”），却无“道”的境界；也有儒家因素（强调“秩序”），却没有“等级”保障；还有法家的“法制”，却没有法家的“势”和“术”支撑；更有墨家的“和平主义”及“兼爱”、“非攻”思想，却没有墨家的“尚同”观念——尽管中国哲学与欧盟哲学不一样，同样是法制，内涵与逻辑相去甚远。

这样，从中国历史文化角度看，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定位缺陷是明显的：因为缺乏“道”的境界，因而热衷干预，不明白世界秩序“道法自然”；因为秩序观缺乏等级保障，因而难以解决平等如何成秩序的难题，所谓“民主赤字”就是例证；因为法制思想缺乏“力—势”作为保障，欧盟的软力量缺乏硬力量支撑，左右受到美俄的战略限制而缺乏战略独立性；因为和平思想无墨家的“尚同”观念，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无法“兼爱”，只能局限于欧洲内部，甚至无法推广到进入到欧洲社会的非法移民头上。

一言以蔽之，地域性一体化无法企及大同思想，更毋宁帝国境界了。这是中国人并不看好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历史文化根源。

中欧规范性力量异同，笔者尝试以下表概括之：

实践中，欧盟“规范性力量”定位也呈现出种种悖论，⑦呼唤欧洲改变“欧洲中心论”、摈弃欧洲价值即普世价值观念传统，去实现“第二次启蒙”。

为何相应也要改造我们的中华文明观

人们的意识往往滞后于时代变迁。我们仍然缺乏文明自觉与文明自信。我们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太多受到近代此消彼长的中西权力转移的影响，以至于不能自信地对待西方，自觉地面对自己。

“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在其名篇《论世变之亟》一文里首创了极化处理的文明二分法，开创了中西对比的先河，给国人以深重的影响：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⑧

在积贫积弱、救亡图存的年代，对西方文明的仰视、对自身文明恨铁不成钢般的反省，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可悲的是，经历维新变法到改革开放一个世纪的涤荡，一些人仍然缺乏民族自信与精神自觉，其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他们的头脑里成为西方各种政治思潮、主义的“跑马场”后，对西方文明的基因、中华原生文明，迄今仍缺乏清醒的梳理。不少人把手段当做目的，把经济规律当做政治、文化规律，形成对西方思维与价值的严重路径依赖，以至于把改革开放当做目的而非手段，似乎西方模式就是“彼岸”。另一些人则自觉与西方划清界限，在复古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间徘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与西方价值观的渊源证实中国并非“另类”，而是包容、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尤其是西方的文明成果。而坚持复兴古代价值观和天下体系的人们，则试图与西方价值观进行泾渭分明的区分和切割。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其实是兼收并蓄的过程，要进入自我、本我层次，并将成为普世性道路，就不应以古代或西方为参照系。坚持走中国道路又包容西方，是塑造中国全新国家身份，树立真正的中国观、世界观的过程。自信地对待西方、自觉地对待自己，这就是我们讲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当年费孝通先生理解的文化自觉与自信，特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自信来源于历史深处。泱泱大汉、煌煌盛唐，尽管盛世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但却留给人们深深扎根于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所以，当人们谈到兵马俑，谈到丝绸之路，甚至谈到不被人熟知的缶，都满怀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自信。

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讲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当超越费孝通先生的理解。我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源于在西方危机重重、人类发展面临不确定性的今天，以中国制度创新为人类的发展模式提供另一种选择；源于改革开放所选择的中国道路、形成中的“中国模式”，真正开启“后西方时代”与多元化世界。

坚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必须超越两种思维：其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思维；其二是学习、追赶的惯性思维。

为此，我们必须从文明发展史的高度观察中国崛起的态势。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历史上却从未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两到三成，与今天占一成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发生在中国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而非此前独立的“天下体系”。中国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面临的是文明转轨与身份转型：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金融文明，从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从地区性国家转变为全球性国家。在文明转型过程中，中华文明不得不再次直面自己、面对西方、面向世界。不过，这次是民族自觉行为、自主选择。它要解决的是鸦片战争以来近两百年的问题，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当中华文明走向海洋，才能塑造包容自己历史、包容西方的全新文明，为世界探索超越西方的发展模式与文明形态。

如此，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所指的文化，乃广义文化，包括道路自觉与道路自信、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这就要求我们改造我们的西方文明观，重塑我们的中华文明观，实现东西方大融合。

中欧如何携手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

从文明观念角度，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动力，主要是“文明的代差”——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侵略，推动了文明的扩张和进步；围绕“文明代差”形成的剩余价值的攫取，则产生了文明竞争和创新。鸦片战争，使得农业文明臣服于工业文明；对“文明代差”所产生的“文明红利”的争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一模式一直到冷战结束，人类社会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才告一段落。世界是平的，说的是“文明的代差”消失了。于是，亨廷顿担心“文明冲突论”会成为文明的能量运行法则，因为文明之间争夺低级文明的时代已经结束。当然，人类并没有落入“文明冲突”的陷阱。制度竞争取代文明较量，在第二层面演绎国际关系运行规律，直接考验文明的创新与韧性。欧洲几百年来领先世界，没有改革动力了，即便知道要改，也无法有效实施，积重难返，进而演绎成今天的债务危机。

近两百年来，中国与西方第一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再是我解决“我的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他解决“他的问题”——经济危机、工人罢工，而是一起去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不仅要探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且要探讨中华民族如何“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美国影响最深。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融入全球化为发展途径的阶段，这是自然的。然而，中国崛起的态势并非简单的开放融合，而更多是改革创新，是文明崛起、民族复兴和大国兴起的三位一体。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影响中国近代最深的欧洲文明，是中国从追随国家走向领导型国家的不二选择。欧洲文明曾孕育、滋润了美国崛起。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也是从欧洲继承的。现在到了中国汲取欧洲文明营养、欧洲文明反哺中华文明复兴的时候了。

汤用彤先生说过：中国接受佛学，第一阶段是求同，第二阶段是别异，第三阶段是合同异以达到更高的同。中欧合作似乎正在经历类似过程：

首先是求同。欧债问题给中欧带来共同的风险与挑战，帮助欧元区尽早走出危机成为中欧共同利益之所在。“德国之声”报道，中国和欧洲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中国工业发展一度深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而反过来，欧洲核心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金融市场也早已和中国紧密相连，此为一同。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能源问题等给中欧发展带来共同挑战，此为二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等共同使命，此为三同。

其次是别异。首先是理解差异，中欧历史文化不同、政治体制各异、发展阶段有别，存在观念、思维和政策上的差异，是很正常的，关键是尊重差异。双方都有改革的必要，而非一方以教师爷身份普及、推广自己的价值理念。中欧要“共同演化”，最好是欣赏差异。差异是世界多样性的客观现实，也是解决未来挑战的希望所在。经历债务危机的打击及中欧发展态势的反差，欧洲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如果大家都基于同一种文明、体制、模式、思维，应对世界不确定性调整，岂不缺乏启发和动力？一些欧洲人甚至期望，欧洲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国模式能够做到，从而间接帮助欧洲解决自身麻烦，实现自身全球治理之抱负。

最后是合同异以达到更高的“同”。即共同对冲美国霸权风险、开创新型国际关系，引导世界走出“全球化即美国化”的怪圈，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上清除“华盛顿共识”的影响，还世界以和谐。

从文明的角度说，中欧合作更高的“同”是携手开创“新型人类文明范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提出的“新人文主义”，就可能成为这种“新型人类文明范式”一部分。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结合，是通往新人文主义的必由之路。

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认为，21世纪的新人文主义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以物质增值、破坏生态和无限消费为基础的“现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新人文精神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新人文主义倡导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文明”。它强调普遍人权和自然权利，而不只是私有产权；强调全球合作，而不是单边主义的权力滥用；强调共同体中的互相依赖，而不只是个体的绝对独立自主。新人文精神拒绝抽象自由观，而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将责任和义务观念引入自由的概念之中，揭示出自由与义务的内在联系。新人文精神所追求的不是扩大权力范围而是扩大人类的互相理解，它努力纠正第一次启蒙所错误提倡的“物质主义”以及无限制的进步论（直线地、急速地、无限地求新）和绝对化了的个人主义，目标是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成就新的人性。⑨

如果说，18世纪的启蒙以“解放自我”、追求世界普遍性为中心，那么，21世纪新人文主义精神所提倡的，则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提倡多元文化互补，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互补。正如里夫金在《欧洲梦》中所说，贯穿在今天的两大精神潮流，一是在一个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寻找某种更高的个人使命的渴望；二是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意识的需求。他认为，这是欧洲和中国的有识之士所共同追求的。为了共存于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人类需要不断开发新的理念。在这点上，中国和欧洲会找到更多、更深层的共通之处，这共通之处就是2l世纪的新人文精神的重塑。⑩

刘吉教授在中国大力呼应“新人文主义”思想，他提出，为全面应对科学的挑战、工业社会的挑战、全球化的挑战，必须展现“全面发展的人”。除了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外，还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包括平等、互助、宽容、无暴力，等等；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不仅是理性的法治，还要重视德和情；人与自然的协同关系，不仅是科学理性地改造自然，为人类发展服务，还要爱护和发展自然，使人类更好的发展；不同社会文明之间的融合关系，通过越来越密切的全面交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以创造未来新的更先进全人类文明。据此，他认为，中华文明的许多内容——诸如德、情、和、爱等，都可以也应该为新人文主义作出贡献。未来人类文明应该将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两者不可偏废。理与情的结合才是完整的人文表现，应成为新人文主义的重要内涵。新人文主义应吸收“和”、仁爱等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以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大同世界”。

这种“新人文主义”有三个维度：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以证实其合理性；推动国际社会的包容性，尤其是西方包容东方，北方包容南方，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以证实其合法性；推动各种文明成为自己，追求和而不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从根本上消除海洋文明对内民主、对外专制、对内多元、对外普世的对立，真正还原世界的多样性，以证实其合目的性。

中国通过吸纳欧洲普世价值理念（正如当年印度佛教）并内化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提出“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中国普世价值体系，使传统中国身份现代化，并塑造“全球中国”身份，由此还原世界的多样性，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必将孕育着中国崛起的道统。作为东西方文明连续性、现代化与活力性最强的两个代表，携手开创人类发展新纪元，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复兴，是中欧文明的历史使命。

注释

Robert J. Shiller， "The Euro's Imagined Community"， Project Syndicate， 2012.

[美]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林骧华、唐敏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6页。

[法]拉哈：《欧洲一体化史》，彭姝祎、陈志瑞译，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5年，第8页。

Reflection Group on the Future， "PROJECT EUROPE 2030：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 report to the European Council by the Reflection Group on the Future of the EU 2030， Brussels， May 2010， 12.

Jan Zielonka， "Europe as a global actor： empire by exampl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 3， 2008， 471～484.

Bj?rn Hetten & Frederik Soederbaum， "Civilian Power or Soft Imperialism？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0， No.4， 2005， 535～552.

王义桅：“欧洲一体化经验的时空局限性”，周弘、刘作奎主编：《欧洲一体化史研究：新思路、新方法、新框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年。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页。

乐黛云：“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

[美]杰利米·里夫金，《欧洲梦》，杨治宜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

刘吉：“中欧携手迎接新人文主义时代”，王义桅主编：《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54～64页。

责 编/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