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历史与哲学史

[摘要]一部好的哲学史作品应该是建立在哲学史家时“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思之上。近代欧洲哲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往往表现出这一点。黑格尔、文德尔班和罗素的哲学史研究不仅阐释了他们理解的“哲学”，也引导着近代西方“历史”观念的演变。当前，我们注意到一些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在思考哲学史时，就哲学史作为一种历史表现，仍然习惯于采用19世纪发展出来的那种实在论“历史”观，以获取客观的哲学史为其宗旨，这的确有失哲学家作为反思者的身份。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理论的当代进展对于当代的哲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种尴尬境地应当可以提供相应的提示。

[关键词]哲学　历史　哲学史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4－0042－04

“哲学史”作为一个概念。对“哲学”和“历史”这个两个观念的理解无疑要成为我们认识“哲学史”的基石。如果说“哲学”和“历史”在过去数千年间都有着不同的含义与表现。那么要撰写一部好的哲学史。除了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哲学”研究什么，更需要反思一下，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念来充当哲学史写作的前提。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科，但现阶段我们常常看到，哲学史家在撰写哲学史这类作品时，通常认为自己是一名哲学家，而忽略了对“历史”的反思。

劳思光先生在论及哲学史时说道：“一部哲学史，虽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学……叙述事实是史学的工作，解释理论则必须有确定的理论基础与解析方法；而这种基础与方法就是写哲学史的必要条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写出来的可能是‘史’，但不能算是‘哲学史’。”在劳思光的眼中，一部好的哲学史应该是事实加解释的综合，反过来可以推导出，好的哲学史在提供对各种哲学思想的解释之外，必定还是一种对事实的叙述。不过，这样一种说明也表现出，劳思光认为史学的职能在于叙述事实，它与解释是可以相对分离的。当前，持这种看法的哲学家不在少数，哲学家们在写作哲学史的时候，“哲学”是其灵魂，因而对它的关注远远要胜于对“历史”的关注。然而，若是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历史哲学家有关历史叙述、历史表现研究的新进展，劳思光对于“历史”的认识，无疑还停留在19世纪晚期以来实证主义的认识阶段，保持着一种实在论和符合论的历史真理观。

关于欧洲哲学史研究的产生，我国哲学家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解释，“在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在反对封建神学的斗争中，使哲学从神学附庸一跃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并由此开始了欧洲哲学史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到了黑格尔那里才实现了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欧洲哲学史。”我并不在意这种解释遵循了哪种历史分期法而做出如此判断，至少，长期以来，类似的哲学史家忽略了一点：欧洲哲学史研究的产生，有赖于近代欧洲历史意识的形成，并以历史学的职业化作为其前提。

“历史”在哲学史写作中绝不会把自身局限于充当一种纯粹的事实记录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念，就会有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这就如同有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观念，也就会有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是一样的。 “哲学”和“历史”观念的蕴涵及其历史性，将对哲学史写作产生深刻影响。仅就“历史”观念的变化而论。如果有哲学家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话，那么“历史”观念的演变对于哲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就更值得哲学史家们尽心关注了。

将哲学史之“史”看成是事实记录法，这并不是欧洲哲学史研究中从来就有的隐含之义。

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1816年)对于“哲学史”的概念有过精辟分析，在其中，黑格尔的“历史”观念也跃然纸上。他认为，尽管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是对历史的要求，但“这样一种空泛的要求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必然与我们对于它的概念密切地联系着。根据这概念就可以决定那些对它是最重要最适合的目的的材料，并且根据事变对于这概念的关系就可以选择那必须记述的事实，以及把握这些事实的方式和处理这些事实的观点。”黑格尔将那种不偏不倚的“历史”观置之度外。他认为在撰写历史时，对于事实的选择与处理，必须是围绕着某个观念进行的。黑格尔认为，这个观念应与哲学的本质相关，而哲学本质上乃是“哲学研究的整个过程的结果”。黑格尔将哲学与哲学史几乎划上了等号，如果说哲学史昭示的是一部理性的发展史，那么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就是哲学史最终的成果。在这部哲学史中，只有与理性相关的东西才有资格进入历史，因而，理性就成为黑格尔的哲学史的核心主题。当黑格尔批评先前的那些哲学史家就像某种动物。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却领悟不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时，我们明白，他自己正是通过对理性的历史解释来表现这种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的。

黑格尔是用一种哲学性“历史”来取代当时职业历史学家以事实记录法为特征的经验性“历史”。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历史关注的核心应当是理性而非经验。在《历史哲学》(1822～1823年)中，他批判了以经验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真正的历史是哲学的历史。“历史哲学”作为思想的历史考察，它同时是一项哲学的事业，为此，它需要超越经验历史学那种越接近事实就越真实的原则。于是，黑格尔提出了它的世界历史之公理：“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它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其本性必须表现它自己为历史的最终的结果。

毫无疑问，若是依据经验性历史来撰写哲学史的话，哲学史必然成为“分歧意见之堆积”。黑格尔要撰写的历史，却是以他自身对历史的理解来组织的。撰写这样的哲学史，其运用的写作方法不是罗列、堆积事实，而是通过解释事实，以理性贯穿，令整个历史获得整体性、一致性与谐和性。这就吻合了黑格尔提出的认识法则：“谁用合理的眼光来看世界，那世界也就现出合理的样子。”换句话说，谁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历史也就现出哲学的样子。黑格尔的历史叙述中记载的一切经验和现象，最终为的都是昭示普遍存在着的活动的“理性”，这显然是哲学史的结果。

就历史编纂而论，纵览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黑格尔的哲学史之所以具有超越一般哲学史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他凭借自己对“哲学”和“历史”的理解，努力以哲学性历史观念来超越职业历史学家的经验性历史观念。思想的自由作为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历史作为(思想)自由的故事等等陈述表现出黑格尔哲学史研究的独特性，这些恰恰都奠基在黑格尔自己对于“哲学”和“历史”的理解之上。对于19世纪早期的“历史”观念而言，黑格尔走在了同时代职业历史学家的前面，他通过历史主义思想和自身对历史分期的领悟等等，甚至引导了19世纪“历史方法上的革命”，而《哲学史讲演录》正是这种革命的“合法成果”。

19世纪德国的历史研究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这是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现实和国家统一的要求促成的，我们暂不多作评论。然而，可以确切知道的是，近代欧洲历史写作对于欧洲各民 族国家格局的奠定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德意志作家的历史写作同样极其有效地培育了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对于许多历史学家包括哲学史家来说，撰史都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开讲词中曾宣示：日耳曼民族必须承担拯救哲学这一神圣的使命。黑格尔的哲学史由此也熔入了凝聚日耳曼民族之魂的那块精神磁铁之中，而他的“世界精神”通过哲学史的建构自然而然被赋予了日耳曼人。以历史写作表达现实的要求，这在哲学史研究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黑格尔之后，哲学家文德尔班继承了这个传统。作者在《哲学史教程》中像黑格尔那样先讨论哲学与哲学史的概念。文德尔班建构哲学史的核心主题自然也是他所理解的哲学观念，即“对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文德尔班撰写哲学史，是想将不同时代人们对于宇宙和人的看法看成一种发展，并将此“理解为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整体”。文德尔班写道：“哲学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用科学的概念具体表现了他们对宇宙的观点和对人生的判断。”

文德尔班的哲学史研究，其特征在于他将“哲学”观念历史化。他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在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中深藏着某种历史一致性的理性作为其本质性内容，相反，他指出，“鉴于‘哲学’一词的涵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多端，从历史的比较中要想获得哲学的普遍概念似乎是不现实的。”如果说存在某种能够以其一致性贯穿起哲学史的东西的话，它就是有关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但是，不仅不同时代对这些个问题的回答是多样的，这些问题本身也各不相同，唯一相同之处在于，它们的成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认识宇宙与人。文德尔班认为，要解决哲学史面对的问题“不能靠先天的逻辑结构，而只能靠对事实作全面的、毫无偏见的调查研究。”这是否意味着，文德尔班对历史的理解也沉醉于多数职业历史学家追求的“毫无偏见的调查研究”?其实并非如此。历史中有变化，这是文德尔班的哲学史中不断重申的主题。他提醒人们关注事物存在的历史性。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历史”本身在他的思想中也得到过哲学的思考。文德尔班认为，历史需要细致的调查研究，但历史是一门批判的科学，“它的职责不只是记录和阐述，而且还是，当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发展过程时，我们要估计什么可算作历史发展中的进步和成果。没有这种批判观点，就没有历史。”当文德尔班认为历史需要一种批判标准来组织时，历史与文化价值之间就具有了确定的联系，因为历史学家如果缺少那种价值标准，他就无法做出判断，也不可能成为一位成熟的历史学家。

文德尔班在哲学史中引入价值标准作为贯穿历史事实的链条，表现出哲学史家主动承担起道德责任以满足现实要求或引导未来的勇气，同时，这样做也满足了认识论上的需要。在传统认识中，哲学指向普遍性，而历史指向个别性或特殊性。他相信，哲学史正是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效方式。在哲学史的过程中，文化价值意识“以特殊经验提供的条件为诱因，以特殊的知识问题为工具，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确实的意识，一步一步地前进；而这些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就是哲学的对象。”人性之崇高在于它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有价值的内容，拥有理性的人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历史决定的。

文德尔班的哲学史与黑格尔的哲学史立意不同，编纂方式与历史解释也各有千秋。但它们成为哲学史研究的典范，其成就都离不开这两位哲学史家对哲学和历史各自具有的独到见解。

哲学史家自身有什么样的“哲学”和“历史”观念，就会有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这种情形在德国哲学史研究传统中再次得到印证，而盎格鲁一撒克逊哲学史传统中也可以提供示例，我们以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来说明这一认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同样有着区别于其他哲学史的特征，而这种特征首先就源自他对哲学的理解。罗素把哲学看成是“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哲学与人们生活的环境彼此影响，交互作用。哲学“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不致为犹疑所困扰”，只要能够符合这样的要求，历史的内容就应当被纳入到哲学史中。罗素认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罗素要将哲学作为部分置于生活的整体之中，因而要想理解哲学，就必须对它产生的情境有所了解。根据这样的思路，一部哲学史就应当是一部情境阐释和思想陈述的历史，这样做就把哲学放回到了它的温床，即历史中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经验之中来理解了。

对“哲学”的理解为罗素的哲学史写作提供了上述历史编纂原则，另一类原则来自他对“历史”的认识。19世纪、20世纪之交，英国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潮流与研究领域细分对于要撰写一部哲学史的罗素来说，构成了巨大的压力。罗素为自己的哲学史写作进行的辩解是：“如果在历史的运动中有任何统一性，如果在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之间有任何密切联系；那末，为了把它表述出来，对前后不同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就应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加以综合。”罗素相信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表述的历史才可能揭示那些“如果”假设中的内容。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内容恰恰不是“客观历史”的本质内容，而是历史学家建构的结果。此时的罗素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在经验主义传统之下，罗素对“历史”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这个观念在同时代历史学家们那里的主流看法。

柏里在就任剑桥皇家讲座教授的演说词中说道：“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针对这种认为史料存在，历史就可以完全呈现的观点，罗素进行了批驳。他在《论历史》中指出，历史至少目前并不是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是历史学价值的全部。历史学做不到让事实自己说话，人们在选择文献时无形中就在运用着某种价值标准。历史可以扩大人们的想象，从过去的生活中选择出种种有意义的成分，历史由此把当前联系到过去，从而也就把未来联系到当前。显然，罗素不否认历史对真实性的要求，但除此之外，历史与价值的关联，价值与当前政治生活的关联却始终是他所注目的。《西方哲学史》全名为《西方哲学史及其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恰恰是这样一种历史观念的表现。

对于这部哲学史，罗素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目的，即从哲学和历史两个维度来证明自由主义学说的价值。他认为一个文明如果能够始终遵循自由主义学说，它就有可能永葆青春活力，超越历史中文明盛衰的循环。

从黑格尔、文德尔班、罗素的哲学史写作中，我们看不到那种缺少个性的哲学史。因为个性的来源是哲学史家对“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思及其独到见解。哲学史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并且对近代学术研究区分出来的这两个领域的进展都具有前瞻性，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哲学史就能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思想史，它要实践的就不只是描述某个学科的发展，而且还可以努力履行“认识你自己”的任务。那种认为历史学家应当成为生活的旁观者并以此保持历史客观性的幻想，在兰克及其同侪那里就从未成为现实，之后经历了19世纪末尼采的讥讽、20世纪上半叶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等人的批判，以及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的抨击之后，职业历史学家们终于开始了解到这个幻想的根源而放弃它。如果当前的哲学史家仍然沉迷于这种幻想，不能认识到哲学史研究的成就离不开哲学史家的个体认识，不能认识到哲学史本身是一种历史建构的结果，那我们就有足够的依据把哲学史研究的历史按照一种历史退步论来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