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荣誉的制度化奖励背后

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国家荣誉授予以临时性的奖励为主，制度化的奖励较少。目前中国大多数奖励，都是以成果或事迹为对象，较少对个人终身成就的褒奖。

2012年10月16日，因救助学生而双腿被碾压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在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一系列国家荣誉之后，当选为黑龙江省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副主席。让“最美女教师”的人生改变的，正是一连串的国家荣誉。

从2003年杨利伟成为首位“太空飞人”后，航天员获得部级荣誉已毫无悬念。在世界各国，表彰和嘉奖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也是通行的做法。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相应的荣誉制度，但长期缺乏统一的、部级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国家功勋荣誉制度。

“为航天员授予的国家荣誉，只是针对特定事情授予的特定奖励。”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说，“应该将各个行业的奖项统一起来，集中授予比如‘主席勋章’、‘共和国勋章’等国家荣誉。”

中国目前到底有哪些国家荣誉，对获奖者到底有何意义？这些荣誉如何评选，中国国家荣誉制度又存在哪些问题？

“以精神鼓励为主”

对于个人来说，获得国家荣誉会带来什么？

吴淑玄是中国南车集团常州市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员工，她也是2010年度的3000名全国劳动模范之一。

获得过数十个大大小小奖项的吴淑玄，职业是电焊工，工龄35年。日前她刚刚退休。与人们的想像不同，获得全国劳模后，吴淑玄的生活并没有太多改变。“除了国家奖励的一万元奖金，工资没有明显变动。”她说。

吴淑玄并非特例，据悉，获得此项荣誉称号，并未给这些基层岗位的工人带来太多物质奖励。“我们是以精神鼓励为主。”中华全国总工会劳模处的一位负责人解释说，“一万元的奖金也是从2005年才开始发放的，此前只有5000元。”

随着时代变迁，一些新的国家荣誉更受高层领导和社会关注。航天员杨利伟2003年10月随“神五”飞入太空时，刚被授予上校军衔。成为“航天英雄”后，2004年春节前后，杨利伟被破格提拔为大校。四年后，杨利伟更进一步，2008年10月跨入少将行列。

“得到荣誉称号，绝对是军人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位军事院校的机关干部非常肯定地说。

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觉得，“个人获得国家荣誉，可以成为对其在组织上任用的参考，但我们往往会造成‘一个荣誉有了，所有的荣誉都来了’的现象。”2008年汶川地震中，四川省彭州市公安局民警蒋敏因为在抗震救灾中表现优异，一系列荣誉蜂拥而至。她先后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妇联等单位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抗震救灾优秀纪检监察干部等荣誉称号。

黑龙江“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最近成为黑龙江省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副主席。黑龙江省副省长孙永波说，她到残联组织任职，是对英模人物的高度褒奖，“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残疾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

据了解，对于获得国家荣誉的个人，除了在提拔任用时组织上会优先考虑，一些单位都会对获得荣誉的个人进行不同形式的实物奖励。比如一些军队单位，会在给获得中央军委荣誉称号的个人分房时照顾，此类军人转业时可以优先安置，自主择业可以增加15%的基本工资。山东省还规定，若获得荣誉称号的军人离开军队参加高考，“可在其高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20分投档”。

全国劳模层层选拔

从法律层面讲，授予个人国家荣誉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是国家和国家元首的职责所在。根据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第8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一些国家荣誉的表彰程序和标准，也在不断变化。2005年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首次将私营企业主列为表彰对象，同时如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也榜上有名，全国劳模的评选标准，一时为舆论热议。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游正林教授说：“不同时期的劳模评选标准，会有所不同。结束后的评选，注重是否超额完成计划指标；而经济体制改革后，则加上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标准。”每届全国劳模评选的具体标准，都会结合社会形势而变动，比如现在就提倡技术层面的创新。

全国劳模的评选程序是，中央层面临时设置筹备委员会，由委员会制定具体的评选标准和细则，确定分配到各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表彰名额。2010年的这个委员会，就包含了国务院44个部门。地方层面则建立评选办公室对应，依据委员会下发的文件，对候选人进行选拔。

游正林说：“这种评选是上下多层次互动的过程，上级有关部门把表彰名额分配给下级，而下级再自下而上一层层地推荐候选者。”

“褒奖不应是一次性的”

事实上，无论东方西方，许多国家都有设置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传统。欧洲的勋章制度历史悠久，如今欧洲仍在使用的一些概念和名词，例如荣誉、功绩、英勇等，都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虽然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设立国家荣誉制度。2010年1月，国务院法制办也曾经公布《表彰奖励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稿对国家进行的表彰奖励工作的条件和程序予以明确规定，但意见稿公布两年后尚无下文。张树华坦承，“有关国家荣誉制度的立法工作一直在做，现在面临要将各个单位奖励整合的问题”。

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撑，国家荣誉授予以临时性的奖励为主，制度化的奖励较少。例如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军委联合表彰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张树华认为：“该奖章仅为一次性的特殊奖励，缺乏后续激励性。”从神舟五号到九号，共有八位“太空飞人”获得过国家荣誉殊荣，在张树华看来，“这还是临时性的奖励，应该是一个国家勋章能涵盖各个领域”。

目前中国大多数奖励，都是以成果或事迹为对象，较少对个人终身成就的褒奖，张树华觉得这就不合理。“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比如运动员背后的陪练、保健员，哪怕只是个随队医生，只要终身服务于体育事业，也可以获得这种荣誉。不能光靠一些光环，褒奖不应是一次性的。”

事实上，一些国家早就有对服务时间较长的公务员和军人等人员授予国家荣誉的先例，这同样可以适用于耀眼的中国体育和文艺明星们，若仅是赋予他们“代表”“委员”的身份，就难以避免出现明星代表委员不参会、不议政的尴尬情况。

国家荣誉制度化的内涵还包括：到底是精神还是物质奖励更重要，以及颁奖时机如何选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部级奖励，都不设任何物质奖励，而是通过在政府公报等媒体广泛公布获奖名单，由国家元首签署或亲自授予勋章奖章。颁奖时间一般选择在国庆节或其他重要传统节日，举办庄严隆重的授予仪式，并利用媒体报道，表示对获奖者的重视和精神鼓励。

这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3周年的特殊日子里，景海鹏等三位航天员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最高奖励，34岁的女航天员刘洋很快还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