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中的“一叶障目”

自从中国明确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投融资和价格体制改革就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得以推进。按说，十来年的时间应该足够我们理解投融资体制和价格体制的概念，不过可惜的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似乎蒙蔽了一些人的眼睛，各类打着投融资体制改革名义和价格体制改革名义的事情，层出不穷。

如近日国务院纠风办在全国纠风工作会议中表示，在2007年纠风工作中，将加强药品成本价格调查和监测，改进药品价格核定办法，扩大政府定价药品范围，逐步推行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

哈佛大学博士郭凯评价这一政策说，“这真是一个相当有想象力的政策”。“药贵了，政府就来给处方药定价，房子贵了，政府就来搞限价房。”那么，白菜贵了，政府是不是再来给白菜搞定价或限价？“以此类推吧。反正这种政策背后的逻辑一定是：只要政府管住价格，原本越来越贵的东西就可以变得不贵。”

这种自以为通胀问题就是价格问题的错误观念，诱发了错误的政府行为。可是不是政府管住价格，原本越来越贵的东西，就不会更贵，就不会有通胀？任何在上世纪80年代使用过外汇券的人都知道，地上的外汇券价格远低于“黑市”价格。而任何在药品市场的人都知道，政府管住了这个名字的药品价格，那就换个名字继续涨价。是的，真正的市场价格并不是政府所能管制的，任何存在管制的地方，就必然因此而存在“黑市”，通胀只不过游离于政府管制之外，但并不等于不存在。

想想这种自以为有了限价，价格水平就能被约束住，管住了价格水平就管住了通胀等想法，颇像中国古人所言的“掩耳盗铃”，也像自找的“一叶障目”，以便“眼不见为净”。问题是，这类计划管制带来的，几乎必然是一个短缺经济，就像药价问题上，处方药价是果，处方药品供应渠道短缺才是因。

而这又是由错误的投融资体制改革观念所导致的，君不见当今药品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讲得最多的就是招投标体制改革吗？但这实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励弘曾经评论指出，投融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滞后的一部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像药品供应渠道市场上的改革，如果仍旧把招投标体制改革当成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全部，那么药品价格就注定是扭曲变形的。

过去10年中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措施，集中反映在三个纲领性文件中：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九五”计划和“十五”纲要。仅就投融资体制而言，文件内容和实际措施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方向正确但实际上不到位。比如，用项目登记备案制代替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对企业出资建设国家非限制类项目，实行登记备案制。还有一类是说得很对，但不属于投融资体制改革范畴。比如，把建筑业改革（投标、招标、工程监理制）混同为投融资改革。还有一类根本在提法上就有错误。比如，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对于项目融资类的项目，当然需要成立项目公司，但是项目决策是由项目发起人、政府或者企业作出的，项目公司和项目一样，都是决策的产物。既然决策在先，项目公司在后，它就只能承担建设责任，不能承担决策责任。所以说，投融资体制改革这些年来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郭励弘认为，投融资体制改革之所以成为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滞后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因为受到国资国企改革延误的拖累，而且还因为它秉承了传统计划经济最核心的内容：政府配置资源。

如果政府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价格体制改革问题上，仍旧本末倒置，我们相信，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而我们的银行和其它各类金融中介机构，也最好远离这些本末倒置的改革领域，因为通胀可能随时将你在这一市场中的利润消耗光，而你却可能看不到通胀到来的任何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