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学思想的历史条件论述

作者：罗彩阳

一、明朝中后期的文化和思潮丰富了李贽的思想理论

明朝建立后，为了配合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在文化和思想上也加强了控制的措施。首先，在国家意志上，进一步强化推崇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朱元璋在宋濂等理学名家的推动下，将程朱理学定为统治意识形态，要求全国学校“宗宋朱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还将程朱理学与科举取士相结合，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不遵者以违制论”。明成祖永乐年间，正式确立了八股取士的制度，并编纂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大全”作为士人读书科举的标准用书，标志着程朱理学在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完全确立。其次，在学术上，人们也不敢随意评论时政，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国家及其爪牙的掌控之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阶级结构的变化，学术和思想领域也相应地发生了变革，程朱理学已逐渐显现出不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弊端。更为根本的是，程朱理学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教条，与不断壮大的市民社会中商人阶层追求利润和功利的观念产生了根本的对立。王阳明“心学”的兴起，适应了这一时代的需要，因而广泛地传播开来。王学是一种高扬人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与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相对，它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重视人的价值和作用，同时还肯定“良知人人皆有”，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等。这就重新诠释了人性，认识到了人的主体价值，还强调众人平等，不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李贽40岁时接触王学，很快就由不信到信地接受了其思想的精髓，他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尤恶……不幸年甫四十……友人……示我阳明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矣”。李贽的很多著史思想都有王学的身影，如他的发展进化史观等。王学高扬个人的主体意识，成为人们冲击程朱理学的思想武器，但是，其缺乏一个把持“度”的原则，因而逐渐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境地，尤其是“三教合一”的思想，使王学逐渐走向了“狂禅”的道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学术上，很多士人都不读书，专诵王学语录，不探讨实际问题；思想上，空谈心性，十分空洞。他们“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人贤人矣”，但是，“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因此，一些知识分子最初鉴于程朱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而推崇王学，而后王学又陷入禅化的道路，这使他们两无所依。他们转而提倡“崇实黜虚”，讲求实践，注重实效，“实学”思想逐渐产生。到明代后期，在东林学派的推动下，形成了一股实学思潮。它的特点是尚实际、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力倡“务实”之风。明中后期的王廷相便主张“兴道致治之术”，以他和罗钦顺等为代表的实学思想家，既反对程朱理学的“理为气本”“理先气后”说，同时也批驳陆王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说，主张“理只是气之理”和“理在气中”的观点。他们反对理学家的“知先后行”或“现成良知”的先验论，提倡“知行兼举”的认识论，还强调“行”———实践的重要性，严正指斥脱离实际，虚空的弊病。李贽受到了实学思想的影响，如他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穿衣吃饭即是道”等命题，)以与理学家的“天理”论相对抗，还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评判标准，宣称“六经”决不是“万世之至论”等。

二、泉州的地理环境和李贽的家世、个人经历给李贽的思想理论注入了新时代的因子

李贽的家乡———福建泉州，它面临海洋，一望无垠的海洋使它周边的子民自古就形成了比较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思想。泉州在很早以前就是我国对外交往和贸易的重要港口，唐宋时期，大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通过泉州来华开展贸易活动；宋元时期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对来华商人采取优惠政策等。明朝时，虽然朝廷下令禁止沿海通商和严格限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范围，但是，在这些地区长期积淀起来的贸易惯性和深厚的基础是不可能彻底禁止得了的，所以这时还是不断地有西方商人和传教士来华。这些商人和传教士的到来对我国及其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这些西方商人带来了商品，他们通过泉州等沿海地区来华贸易，使泉州的商品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元朝时，泉州已经是一个很繁荣的港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抵达泉州，感叹地说：“这个商埠，商品、宝石、珍珠的贸易之盛，的确是可惊的”，[8]可见频繁的对外贸易使得泉州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发达的水平。另一方面，西方的传教士也传入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这些教义除了“原罪说”等消极内容外，更多的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意志自由”等进步的思想。伴随基督教义的传入，西方自然科学如世界地理、几何学、地圆说、科学研究法等也陆续在中国传播。西学的传入是继汉魏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外来文化的又一次大规模传入。西学是当时中国的封建士大夫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和思想，给他们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传教士）所著书……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这说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这些新知识、新思想，虽然不一定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包括史学思想）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潜在的、间接的影响应该是存在的。李贽的先世以经商为业，到其祖父时因家族衰弱而转以教书为生，先世经商的历史对李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他十分同情商人，他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淘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同时，李贽还和明朝时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有数次交往，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到“承公问及利西泰（利玛窦），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国十万余里，初航海至南天竺始知有佛，已走西万余里矣。及抵广州南海，然后知我大明国土先有尧、舜，后有周、孔。往南肇庆几二十载，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仪理，是一极标志人也……”由此可以看出，李贽对利玛窦的印象确实不错，他们还互相交流了学术和思想。这个事例更直接说明了李贽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三、家族责任与个性的冲突形成李贽思想中的叛逆特色

古代中国，除了在政治上以君主专制的制度统治国家及其臣民外，还辅之以宗法家族制度作为政府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宗法家族制度是一种以血缘基础为纽带、以集体观念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度，它根源于中国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在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人员的流动性很小，各种职业都是世代相传，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因而对人们来说，最大的出路便是读书出仕，但是读书出仕凭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是很难达到的，尤其是农民家庭，往往要整个家族历经数代人的奋斗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个人的事是整个家族的事，而个人的成功和荣誉也是整个家族的成功和荣誉。因此，成功或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整个家族成员负有道德上的责任，如照顾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分享成功和荣誉、维护家族的利益、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等。从广义上来说，这种宗法家族观念还延及对家乡的责任和贡献。但是，李贽天生就是一个叛逆者，虽然他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教育，也受到了程朱理学的熏陶，但他却“不能契朱子之心”，也不知道“孔夫子何自可尊”，认为那只是“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他要追求叛逆于社会意识形态和世俗社会的个性，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与人交往时“，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即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但是，他又说自己“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斋；质在齐人，而自谓饱道饶德”。虽然他的话有向他的敌对者挑明自己誓死不变的反叛决心而发表宣言的激动情绪，但他的确真有这样“目空一世”的胆识和个性，这样的个性让他“不爱属人管”，而想过个性和自由的生活。要过这种生活，就要“不管人”，就要不顾对家族和家乡的责任，不过集体观念的生活，这从李贽落发的原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李贽落发时已经卸任云南姚安知府，按常理，他回到家乡后，在家族里肯定要做“家长”的位置，然后修宗庙、立祖坟、撰族谱、置田产、主持庆典仪式等；在家乡则与当地的官员、地主和乡绅们“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等，即是李贽所说的“俗事”。但是，李贽是“决然不肯”理这些俗事的，他“宁漂流四外”，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追求个性自由的生活才是他的“本心实意”，所以，当他知道他的家族指定他的侄子为他的继承人时，他指使身边的人说“：李四官若来（按：李贽的侄子），叫他勿假哭好看……亦决不可谴人报我死”。李贽逃避家族的责任，追求自适和精神不朽，他的史学著述就是这种治史目的下的产物。从以上分析可知，李贽史学思想的形成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的，他本人也承认其思想来源的复杂性，他说“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访友于白下，质正于四方。自足两都人物之渊，东南财富之产，阳明先生之徒若孙及临济的派、丹阳正脉，但有一言之几乎道者，皆某所参礼也，不扣尽底蕴固不止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