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监督思想研究

[摘要]列宁认为，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是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志，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完善专门监督机构，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网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列宁；监督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陈世荣，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讲师，法学硕士，云南　文山663000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037―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很多学者以为，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应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关系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以保证廉洁从政为目标，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把党内监督与各方面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实效。”

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新政权机关，铲除苏维埃政权内部的腐败现象，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列宁从监督防腐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构想。这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建立专门监督机构。为了搞好监督，必须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后成立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列宁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由受党的培养最多、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最能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应有权接受一切申诉和审理(经与中央委员会协商)，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同时列宁认为监督权力应具有相对独立性，这是搞好监督工作的一切保证中的最大保证。为了进一步保证监察委员会的权威性，1921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本级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委员有权出席本级党委会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以及党组织的其他各种会议，并有发言权；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本级党委会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销，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解决，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问题提交上级监察委员会解决。监察委员会有权给本级党委会所管辖的党组织和党员布置任务。监察委员既不能兼任本部门的行政职务，也不能兼任党委委员，而且在任期内不得调任其他工作，充分保证其独立地行使职权。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党或个别党员的谣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流言蜚语的现象作斗争。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开放的窗口进一步打开，在党内和苏维埃机关内担负一定领导职务而又经不起考验的党员干部发生蜕化变质的危险在日益增长。面对新的问题，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的决议。决议指出，监察委员会在新形势下，要及时调整路线，总结经验，严厉查处监督那些滥用权力、、索贿受贿的经不起考验的党员干部，要确保在新经济政策下，党和国家的性质不发生变化，防止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关于监察人员选拔任用的标准，列宁认为“要想使监察机构达到应有的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社会制度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即第一，先进工人，第二，真正受过教育而且可以保证决不相信空话、决不说昧心话的分子，不怕承认任何困难，不怕为达到自己郑重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建议各国党都建立由经过考验、富有经验的优秀工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监察部门要认真开展工作，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制止混乱、无秩序和游手好闲的现象……国家监察部要进行名副其实的监察，要在经济生活各部门建立流动检查小组”。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受中央委员会决定的约束，“关于监察委员会的组成，我们认为，派出中央委员参加监察委员会，一般说来是不正确的，只有根据党代表会议的愿望才能这样做，这些中央委员在其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中，不受中央委员会决定的约束”。地方检查机关不受地方的领导，“我建议中央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否决‘双重’领导，规定地方检查机关只受中央机关的领导，保留检查机关从地方政权机关的一切决定或决议是否合乎法制的观点对它们提出异议的权利和义务，但无权停止决议的执行，而只有权把案件提交法院裁决”。

(二)提高和扩大中央监察委员的地位和权限。列宁指出：中央监察委员会应由党的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当选者也像其他中央委员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力。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有权参加政治局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的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他特别强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理。”(推荐干部必须经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意并签署，“据各方面反映，有人碍于情面而竟来者不拒地(在工作中)担任推荐人。建议一项中央委员会的通告(需经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联合签署：只有与被推荐人在某一党组织内一起工作，亲自观察其工作一年以上的人，才允许担任推荐人”。

(三)群众监督。群众监督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及其公职人员制定和执行各项制度、方针、政策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工作进行检查和督促，它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监督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列宁关于监督思想的核心。当时由于生产力极端落后和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下，苏维埃实际上只能由劳动人民的代表即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来实行管理，这种由少数先进分子直接管理的国家，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少数管理者就有可能在他们掌握一部分权力后，忘记“社会公仆”的本份，逐渐使自己变成“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从而导致滥用权力、侵犯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为政不廉等腐败现象的出现。列宁认为，“应当使工人进入一切国家机关，让他们监督整个国家机构”，即通过群众检举、批评、建议等监督功效，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敢妄自滥用权力，如滥用权力也可以得到及时纠正和查处。“工人应该唾弃中央的官吏们的空话、诺言、宣言和空洞计划(显然，这里指的是那些者们)。这些人员喜欢草拟一些漂亮的计划、章程、规则和条例。打倒这一切撒谎的行为!工人应该要求立刻实行真正的监督，

而且必须由工人自己来进行监督。这是事情取得成功即真正摆脱灾难的关键。如果这一点都办不到，那其余的一切都是骗局。”列宁指出，由于苏维埃与劳动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制，自下而上的监督实质上就是工农群众参与监督，它有三层含义：在检查监督机关中，工农群众应占主体；各种工农群众组织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检查院，通过工农检查院来监督国家公职人员；工农群众通过工农检查院监督国家机关，检举、揭发和控告苏维埃公职人员等违法行为，从而实现工农群众直接对政府的监督。1919年5月决定在国家监察部下设立中央控告检查局，接受审理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渎职和违法行为的控告和检举。

(四)舆论监督。舆论是发挥监督作用的重要工具，它具有传播方便快捷、信息量足等特点，很多人不怕党内通报，就怕公开曝光登报，通过这种监督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列宁主张“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报刊舆论揭露某些负责人员和机关的罪行，指出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的错误和缺点。当然，报刊的监督批评应“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而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方式”。在批评时，还应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随便夸大，把支流当主流，以免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更不能把监督批评作为派别斗争的工具。报刊是大众传播媒介，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喉舌，要敢于揭露党内外的领导干部的行为和犯罪腐败分子的罪行，并给予公开曝光，让其受到全社会的指责。

(五)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结合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其一，工农检查院因此能获得很高的威信；其二，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一起最终走上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中央全会每两月开会一次，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列宁“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人(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组成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另一方面应该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缩减到300～400人。据我看来，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结合起来，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中央监察委员会派出委员参加工农检查院的领导工作。列宁建议的目的，是加强工农检查院的领导，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监察队伍，起到监察的作用。

当前我们党和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政治体制的深入改革进入重要时期，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党，加强党的建设。深入持久地进行反腐倡廉的斗争，这场斗争对保证党和国家的纯洁性、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是十分必要的。许多事实告诉我们，腐败和权力伴生，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至关重要。今天重温列宁监督防腐的一系列构想，无疑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