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外交决策思想研究

[摘要]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列宁做出对德和约的外交决策及其准确把握对德和约的签订时间都与列宁的外交决策思想密不可分。列宁从反对革命的空谈入手来证明自己对国际形势的评估及外交决策的正确性，他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运用的历史分析、实力对比、动态分析、利益平衡与取舍的决策思想使得苏维埃俄国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塑造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列宁在外交决策过程中体现的思想智慧无疑对当今中国的外交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外交决策；革命的空谈；实力对比

苏维埃俄国初期的外交政策是列宁的外交决策思想的具体体现，从列宁的外交决策思想中体现出列宁为什么要制定对德和约以及如何把握对德签订和约的决策思想及政治智慧。

一、列宁外交决策思想的时代背景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处于非常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摆在列宁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巩固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尽管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很快颁布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权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族的和约开始谈判，”[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1卷）[M].莫斯科，1920.

[3] 列宁论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1]（p.9）但是其他欧洲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建议置之不理，苏维埃俄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威胁，尤其是德国的进攻可能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这种形势下，早日与德国签订和约，尽可能延长和平的时间以便于增强苏维埃俄国的综合国力成为苏维埃俄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除了外部势力的挑战外，苏维埃俄国也面临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意见分歧，是继续推动世界革命还是尽快签订和约？签订什么样的和约？如何把握对德谈判的火候以便为苏维埃俄国政权争取最大利益？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需要列宁尽快做出外交决断，同时说服布尔什维克内部统一思想，尽快完成谈判工作。

到1918年2月上旬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的谈判陷入了胶着状态，德国代表库尔曼强硬地声明：“不能无止境地拖延和平谈判”。他重新提出了德国要求的基本内容，然后讲到，俄接受德国提出的要求是缔结和约的绝对必要条件，这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但是，托洛茨基违背列宁的指示，发表声明说：“俄国拒绝割地条约……同时下令俄国军队在全线全部复员”。[][2]（p.208）为此，德代表库尔曼当即表示，“如果不能签订和约，那么，关于停战的条约本身显然也就失去意义，因而在它规定的日期届满时即将恢复战争状态”。[][2]（p.209）1918年2月16日19时30分，德国统帅部向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苏俄代表正式声明，从2月18日12时起结束俄德停战，恢复战争状态。在这种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列宁认为要向德国政府发出同意签订和约的电报。但是列宁的建议在中央委员会的表决中，只有6票赞成，7票反对。由于德国开始进攻，下一次中央委员会提前于2月18日晚间召开。经过激烈的党内辩论，列宁首次赢得了赞成缔结和约的多数票。“列宁关于立即通知德国政府同意缔结和约的建议，以7票赞成，6票反对得到通过。”[][1]（p.502）列宁在1918年2月2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论革命的空谈》一文突出反映了当时列宁的外交决策思想。

二、列宁外交决策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善于抓住矛盾的核心，把握事物矛盾的实质。

在复杂的国内外变化的形势中，列宁善于抓主要矛盾，反对“革命空谈”。苏维埃俄国在同德国的和约谈判中，德国人提出的和约条件非常苛刻引起了苏维埃政权内部的争论。在党内会议上对于是否立刻同德国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有三种意见：参加的会议的人约有半数主张进行革命；其次，约有四分之一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即“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复员军队，将士兵遣散回家，但不签订和约”，[][1]（p.258）只有约有四分之一同意列宁的意见。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列宁紧紧抓住矛盾的核心，向党内开展说服教育工作。列宁认为，“只有完全陶醉于革命空谈的人才会怂恿别人拒绝签署这些条件。”[][1]（p.377）他明确地说：“我一直认为革命空谈是对我们党（因而也是对革命的）最大威胁，所以我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论‘革命空谈’和论‘疥疮’这两篇文章，开始了反对革命空谈的无情斗争。一些严格执行革命口号的革命政党害了革命空谈病而遭到毁灭，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1]（p.377）“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会断送我们的革命，当时有人责备我，说我的提法太尖锐。但是，当党和革命有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的危险的时候，就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说出事实的真相。”[

作者：许涛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1]（p.353）

（二）、运用历史的辩证分析方法，反对不顾客观条件空谈革命。

列宁从历史角度列举了党内的一部分人的错误看法，在党内有人认为“1792年的法国遭受的经济破坏并不小些，但是革命战争治好了一切，鼓舞了所有的人，唤起了热情，战胜了一切。”[][1]（p.356）俄国的革命是否能照搬法国的经验呢？尽管两国都是革命，但是国内面临的条件是不同的。“18世纪末的法国，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先，而强大的革命军队则是结果，是上层建筑。”[][1]（p.356）反观俄国的情况就会发现，俄国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将法国革命的历史和苏维埃俄国的现实进行比较后，列宁指出，“关于1792年的任何回忆等等都只是革命空谈。人们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1]（p.357）

（三）、注重国家实力对比的分析，客观评价国内外的革命形势。

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有部分人错误认为德国无法进攻俄国，因为德国国内发展着的革命不会允许这么做，列宁从实力对比的角度对上述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德国人‘无法进攻’这个论据，1918年1月和2月初，反对单独 和的人们重复了千百万次。据其中最慎重的人估计（当然是大致估计）德国人无法进攻的可能性为25―33%。”[][1]（p.357）

但是事实了这种估计，1918年2月18日德军向苏俄发起全线进攻。列宁就此指出，“说‘德国人无法进攻’，就等于说，‘我们知道，德国政府最近几个星期就会被’。实际上，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1]（p.358）要停止资产阶级的战争，就必须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是的德国的革命力量与苏俄相比还是很薄弱，“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宣称，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虽然明明不是这样），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策略的基础，这是另一回事。这没有丝毫的革命性，这只是空谈。”[][1]（p.358）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反抗德帝国主义就是援助德国革命，以此加速李卜克内西对威廉的胜利。”列宁指出，这个论断不过是上述毫无意义的空谈的不同说法而已。[][1]（p.358）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对反动势力进行恰当的反抗才对革命有利。同时要考虑群众力量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从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为了援助德国革命，当没有力量在公开的军事冲突或起义冲突中进行坚决的、严重的、决定性的打击时，就应只限于宣传、鼓动和联欢。”[][3]（p.64）“明明没有力量，明明没有军队，偏要投入重大起义冲突或军事冲突，这就是冒险，这不会帮助德国工人，而只会妨碍他们的斗争，有利于他们的敌人和我们的敌人的事业。”[][1]（p.359）

（四）、当决策存在选择余地的情况下要善于妥协，等待时机。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虽然面临不利的国内外形势，但是仍然存在多种外交政策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会对苏俄产生不同的影响。列宁善于评估不同的选择及其带来的后果，从而选择对苏俄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党内一部分人认为“德国会用单独媾和的条约从经济上扼杀我们，夺去煤炭和粮食，奴役我们”。 [][1]（p.361）他们的论据是：“没有军队也应该投入军事冲突，哪怕这种冲突显然不仅会带来奴役，而且会扼杀我们，会无偿地夺走粮食，会使我们陷于塞尔维亚和比利时的境地；即使如此，也应该投入军事冲突，因为不然就要签订不利的条约，德国就会向我们分期索取60亿或120亿卢布的贡赋，用机器换去粮食等等。”[][1]（p.361）

在列宁看来苏俄作出签订不利条约和与德国单独媾和的决定，主要是因为苏俄还没有做好革命战争的准备。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善于等待，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壮大实力。其实在十月革命前的7月到10月期间，布尔什维克也耐心等待过，他们“一面忍受克伦斯基的奴役，忍受俄国资产阶级的奴役，一面等待。”[][1]（p.361）在是否与德国单独媾和的问题上，列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分析了两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情况是如果苏俄能够单独与德国媾和，即使条件极端不利，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也必须接受。原因在于德国正在酝酿的革命还没有前来援助我们俄国人。第二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不得不立即进行战斗。列宁同时指出，这种政策选择“决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而是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 [][1]（p.361）除非还有选择的余地，否则就应当选择单独媾和和极端不利的条约。

这种暂时的妥协，等待时机的做法还是为了赢得时间，壮大苏维埃俄国的实力。一方面，苏俄的一月比一月强大，另一方面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一月比一月成熟。

（五）、善于比较分析不同选择，维护最重要的利益。

在国家的外交决策中，很难有一项完美的政策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时候决策者就需要作出取舍，以便于维护最重要的利益。十月革命后俄国的资产者最热心制造貌似国际主义的论据，一种最“机智”、最流行的托词是：“签订难堪的和约是一种耻辱，是对拉脱维亚、博览、库尔兰和立陶宛的背叛。”[][1]（p.362）其实这个论据向苏维埃政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更重要，是民族自决权呢，还是社会主义？”

在维护民族自决权还是巩固社会主义的两者之间，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更重要，并且从三个方面阐述社会主义比民族自决权更重要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如果仅仅怕违背民族自决权，而当着帝国主义明明强大、苏维埃共和国明明衰弱的时候，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去送死，遭受 帝国主义的打击，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

第二个理由是即使以波兰、立陶宛、库尔兰归还苏维埃政权为条件的和约并不是耻辱少些、兼并少些的和约。因为德帝国主义放弃波兰之后，就会更有力量去扼杀塞尔维亚、比利时等国。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会造成损失，并不符合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的利益。

第三个理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英法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要把我们拖入对德战争，希望我们同德国打起来。”[][1]（p.363）

尽管英法资产阶级答应给苏俄很多的货物，如皮靴、马铃薯、炮弹、机车，看似援助物资很多，实际上这些货物都是贷给苏俄的，最后要归还的。英法资产阶级的用意非常明显。首先，从战争过程看，苏俄同德国作战就会牵制住一部分德国兵力，减轻英法方面的作战压力。其次，从战争结果上看，“苏维埃政权同德帝国主义进行不合时宜的军事搏斗，就最容易遭到毁灭。”[][1]（p.363）

三、列宁外交决策思想的启示

列宁的外交决策思想始终贯穿着一个主线，就是以革命力量对比的变化为准则。尤其在苏维埃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列宁不断评估革命力量变化来维护苏维埃俄国的生存、发展。这种革命力量对比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苏维埃俄国内部的革命力量与外部干涉革命力量的对比变化，另一个是外部革命力量与外部干涉革命力量的对比变化。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和约谈判的火候始终围绕着革命力量对比变化及其带来的革命形势状况。在苏维埃自身实力仍然较弱，而外部革命力量对苏维埃俄国支持仍然有限的情况下，选择有利的时机对德妥协，签订和约不失为一个正常的外交决策。

为了说服党内的同志，列宁外交决策的最后落脚点还是反对革命的空谈。列宁认为：“为了将来任何时候人们谈到我们时都不会提起‘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断送了革命’这个沉痛的事实，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1]（p.364）与“革命空谈”的斗争过程和结果恰好证明了列宁选择有利时机与德签订和约的正确性。这样的重大外交决策一方面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外部力量对苏维埃政权的干涉，维护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有效地保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火种，增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信心。

剧变、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很大影响，尽管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同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所处的局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中国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的挑战是，中国必须要构建持久的、动态稳定的周边和外部环境，稳妥地处理与周边及其他地区各国的关系，以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我们运用什么样的外交决策思想、方法至关重要。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外交决策中运用的实力对比分析方法、利益平衡与取舍原则等重要思想无疑会对我们的外交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