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视野下的重庆实践

摘要：与会专家认为：重庆实践让我们以崭新视角来看世界，重庆把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结合的模式令人鼓舞，重庆实践对亚洲国家有借鉴意义，重庆实践属“.会主义3，0版本”，可从政策、制度和政治三方面看重庆实践，重庆民生社会主议能重建意识形态，重庆实践是一种更具复制性的模式，重庆实践体现了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的执政观，重庆实践复兴了人民对国家基本制度的信念，重庆实践是中国乃至人类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重庆实践；新亚洲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6―0166－05

党的十七大以来，重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追求民生幸福为目标的重庆实践，打破了“华盛顿共识”，也超越了日本与东亚模式。重庆实践已经被国内外学界当成一个成功的案例，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使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伟大实践。

2010年9月19日，“重庆实践与新亚洲模式研讨会”在重庆召开。来自巴基斯坦、尼泊尔、美国、英国、韩国、中国香港、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外交官、专家学者参会，围绕“重庆实践与新亚洲模式”这一主题，深入地探讨了“重庆模式”的相关经验。

一、重庆实践让我们以崭新视角来看世界

马苏德・汗(巴基斯坦驻华大使)：

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我认为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其次是促进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共同发展。这一目标实现起来绝非易事，但是目前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在开放的环境中显现出巨大的活力。同时中国的领导人大力发展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以缩小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差距。

拥有3200万人口，8万平方公里土地的重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有媒体称重庆为地球上增长最快的城市中心，重庆2009年的GDP增长率超过14％，它是沟通中国过去与现代的桥梁，承接着古典与现代，它是中国东部与西部的结点，是当今现实的写照，又是明日世界的家园。

重庆最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城市领导人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这个城市在迅猛的发展，同时也能够给社会各阶层带来幸福。重庆最让人兴奋得地方在于它的政策，在以人为本的同时兼顾全面平衡可持续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最佳体现，重庆可以作为亚洲其他地区发展的模范，它致力于消化农村劳动力，它关注留守儿童，为中产阶级提供低价住房，提倡民生幸福指数，让城市安全可靠，以社会主义为宗旨满足人们的需要。

我借此机会要向重庆高瞻远瞩的领导致敬，特别是向杰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致敬，他提出通过可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来提升人们幸福指数，薄书记提出的这种精神健康的理念深深的触动了中国乃至世界人民。

二、重庆把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结合的

模式令人鼓舞

塔卡，普拉萨德，卡尔基(尼泊尔驻华大使)：

一个从1997年才开始成长的直辖市正矗立在长江上游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中国设立重庆直辖市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加速发展之路，但是另一个深远的目标是为了带动中国西部地区更贫穷的地方的发展，以配合整个国家的西部发展战略。

中国正在面临转型期的挑战，中国正处在向发达国家过渡的转型期，发展不仅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城市与农村间的差距拉大，同时，许多新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例如：腐败、有组织性犯罪、盗版、假冒伪劣产品、环境污染等。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优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它把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结合的模式非常令人鼓舞，重庆的实践让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经济稳定和世界和平，尽管其它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国的许多经验值得他们学习。

从重庆的模式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归功于社会稳定、领导者的能力、有效的体制和自主能力，中国凭借自己的能力摆脱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毫无疑问，重庆正在成为中国西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平台。

三、重庆实践对亚洲国家的意义

马胜荣(全国政协委员、新华社原副社长)：

我常年任新华社驻外记者，在亚洲常驻的时间比较多，对亚洲一些国家的发展情况有所了解，大致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是新兴工业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等；第二类是人口比较多，但是发展比较快速的国家，这些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第三类是不发达国家，所以谋求发展是亚洲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重庆实践的启发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根据各自的特点抓好发展的重点，制定长期目标，这对亚洲国家有一个参考的价值。

第二，政府的决策是关键，只有符合发展格局的决策才能产生符合民主需求的结果。

第三是解决腐败的问题，这一点从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亚洲一些国家腐败问题相当严重，如果解决得不好，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四、重庆实践与“社会主义3.0版本”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

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也不应该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的模式，所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具有挑战性的，也是十分复杂的。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模式是不一样的。

中国过去这60年里面所走的道路，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可以叫做匮乏阶段，中国的人均GDP在1978年超过1千美金。在匮乏阶段，当人均收入都很低，人们普遍贫穷的时候，人均收入完全公平的分配，每个人也能活下来，只要有一点不公平，那就有人可能活不下来了，那个时候基本保证了公平性，平均分配，没有别的方式，别的方式就会死人。这是社会主义1.0版本。

第二个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叫做温饱阶段，中国人均GDP在2002年超过4千美金；到了温饱阶段，一方面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要使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吃不饱、穿不暖，这个时候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个阶段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的2.0版本。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002年以后，中国就步入了小康阶段。进入小康社会以后，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福利改善的关系不是递增的关系，而是递减的关系。因此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政府应加大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投入，包括公共住房、公共卫生、生态保护、公共教育、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这叫做社会主义的3.0版本。

重庆经验，如：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五个重庆、两翼万元增收、国民共进，这些要素加起来正好是社会主义的三个版本的要素：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是具有社会主义1.0版本的色彩。两翼农村万元增收是要解决贫困问题，缩小差距的问题，这是带有社会主义2.0版本的描述，而五个重庆就是解决住行和公共的问题，这是3.0版本的要素。

总之，重庆经验最重要的就是把社会主义未来 和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关注广大老百姓的呼声，这里面既有社会主义1.0的要素，也有社会主义2.0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它正在创造、正在实践社会主义3.0的要素。现在我们看到大量的人到重庆来学习，这就说明重庆实践的适应能力异常强大，它这个体制允许自我学习，这是重庆实践的真正的实质。

五、从政策、制度和政治三方面看重庆实践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重庆市提出的“民生十条”是重庆实践的重要成果之一，短短3千字，一点水分都没有，非常系统，非常具体，非常实在。这个决议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值得密切关注。

’

首先，从政策的层面上来说，民生十条的提出，考虑到了政策的互补性问题，它强调的是，民生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矛盾的。

例如：民生十条的第一条是要大规模地建设公租房；民生十条的第七条，要以解决农民工的户口为突破，在明年年底以前将338万已经在重庆主城、县城和中心镇居住的农民工，在该地工作五年以上的农民工，都可以自愿申请变成重庆的城市户口。第九条：重庆要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提供30万就业岗位。这几条之间是有互补性的，很多人担心，农民要转城市户口，那么农民没地方住怎么办?显然公租房就是不受户籍限制，而且大规模的建设公租房，实际上给农民工转城市户口提供了一个基础。

另外，微型企业由政府直接给予资本金补助，实际上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所以，农民工转为城市户籍以后，不会造成大量的失业。

因此，民生十条之间存在政策的互补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从制度含义上，之所以其它城市没有能做到这么大规模的公租房，是由于在制度上的基础还不够，即使其它地方可能有愿望，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使得不大容易执行，或者不大容易大规模地执行。以公租房为例，第一需要土地，第二需要资金，为什么很多其它城市做不到，而重庆可以做到?重庆从2002年开始，政府就控制了土地一级市场，所以在公租房建设上，重庆政府直接掌握土地储备，这就从根本上防止了私人的开发商不按规划来囤积土地，所以重庆的土地储备制度在2002年以来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第二，资金怎么办?公租房只是市场价格的60％，谁来建设呢?重庆的国有企业。开始大量的投资都是重庆国资委来统筹承担，然后吸收社会资金，包括社保基金、人寿保险资金等。

最后，它的政治含义，就是中共执政的合法基础。在西方只有在竞争选举中当选的才有合法性，重庆经验虽然还在发展之中，但是它已经给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依据。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面临很多的挑战，党在很多地方正在丧失政治领导性，而变成一个从事经济工作的组织。重庆的实践从政治学理论上来看，是在恢复党的政治性，这对全国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六、重庆民生社会主义与重建意识形态

刘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现在学界通常认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模式是西方的经验，包含如下四个层面，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按照西方的标准，政治层面现代化，指的是多党选举的民主制度；经济的现代化是自由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在社会层面，现代化的标志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分层的现代化指标；在意识形态上面，现在流行的是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这是西方发展了三、四百年大致上形成的所谓普遍性的模式――现代化的模式。

参照西方模式，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取得政权直到1979年，中国试图建立了一个理想对社会主义的模式，因此其主要的诉求是意识形态立国的时代；按西方的说法，中国的现代化是从1979年至今，放弃了意识形态立国的策略，采取了GDP立国的经济单项的现代化模式，实质上是为了重构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

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从1979年到今天已经走过三十多年了，变意识形态立国为GDP优先或经济发展优先的道路，这就和革命意识形态体系产生了非常大的矛盾：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都认识到市场化意味着不平等，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社会所有层面的市场化，但它并不等于中国共产党建国革命时代的理想，或者理想社会主义，这个断裂怎么解决?

重庆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生社会主义的苗头，重庆的许多民生政策都在对市场经济模式进行纠偏，在意识形态上，重庆也做了一系列创新，例如：唱读讲传、唱红打黑等，这些都是继承了中国革命的遗产和传统，是1912年中共建党以来的传统。革命传统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打造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问题，民生的诉求、平等的诉求，怎么样通过意识形态，通过文化和传播来重新打造，这是重庆实践给我们提出来的启示。

七、重庆实践是一种更具复制性的模式

纪硕鸣(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

重庆的实践集中了改革开放的六大转变。

第一大转变是从经济变革向社会综合变革的转变，重庆已经走出了改革开放大部分停留在经济改革的状态。重庆实践实际上是社会整体改革，无论足红色理念、公租房，还是户籍制度改革，这已经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了，而是走向了社会的综合变革。

第二大转变就是重庆从追求GDP向关注民生转变。

第三大转变是重庆从大接访向大下访、大走访的转变，大接访是等老百姓上来，大走访和大下访是要领导干部走下去。这种转变的背后是观念的大转变。

第四个转变是从追求经济效益到回归共产党的红色价值的转变。例如，重庆的打黑除恶就是把共产党的理念和对人民的承诺重新捡起来。

第五个转变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向制度建设的转变。

第六个转变是从改善民生向创新价值的转变。重庆提出的唱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红色的政治价值，而是回归人本的价值。社会新价值的创造就是要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

重庆的实践经验，相对于广东模式、浦东模式，更有可复制性，因为它的地域，它所做的这一切是容易和可以学的。

八、重庆实践体现了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的执政观

孙麾(《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主编)：

西方一些主流学者，往往是从他们特定的视角来看中国改革的内涵，面对西方学者对中国改革性质的质疑，重庆实践、重庆经验就显得无比珍贵。重庆实践使人们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人类文明历史的终结者，重庆实践凸显民生主题，并没有丢弃社会主义的价值，而是为世界文明增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景象。

30年前，邓小平同志开启了以深圳为龙头的改革开放之路，深圳速度、深圳奇迹一直吸引着海内外的目光，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今天重庆又燃起了中困的梦想，给世界一个惊喜，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内涵的中国模式的一个样本，它创造历史的独特方法，不仅是内陆的成功范例，也是中国模式的生动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