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三种解释

日前笔者有幸参加了在安徽大学举行的“中国三农问题―――历史、现实、未来”学术讨论会。在这个会上，对于中国三农问题有三种不同的解释框架：“市场－政府-制度”解释框架；“工业化－城市化”解释框架；“近代化-现代化”解释框架。

一

在第一个解释框架中，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目前的诸多问题（包括三农问题在内）都是由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些制度没有同步建立起来造成的，因而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就是进行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而且也是最关键的是要进行民主政治的配套改革。

同时，有三农学者认为，农民也是理性的，目前的农民一些行为方式在一些人看来之所以难以理解，主要是一些体制环境造成的。这仍然说明，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体制建设是相当重要的，既要在经济或物质层面引进市场机制，也要在政治等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只是在原有的体制之上，装上市场这只“手”，是很难奏效的。也就是说，在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引进市场体制，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

对此，有专家指出，不要把市场或市场体制理想化、简约化，要看到它的复杂一面，对这些复杂的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要注意到市场之内不同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当下中国农村社会，至少要注意到千百万农户、几万个乡村政府和集体企业与各种民营企业主三个主体的不同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对于市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所产生的结构性影响作用。因此，有专家认为仅仅用市场不足、政府干预过多来解释当前的问题是不够的。同时，对于制度引进，要注意到是谁在引进，以及引进的制度本身是什么东西。实际上，专家们不同意“引进制度”这个说法，认为制度这个游戏规则是在游戏的博弈之中自然形成的；同时，要注意到制度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关系和各种不同的力量进行具体的分析。当下的中国问题（包括三农问题在内），实质上是各种社会力量不平衡博弈的结果，单靠制度引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二

第二个解释框架是“工业化－城市化”解释框架。有学者认为，三农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农民有八九亿之巨，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这种状况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他们不能分享工业化的好处；另一方面，在城市打工的农民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准不足以支付城市住房的要求，难以在城市安家落户；同时，在我们国家又不允许以“贫民窟”这样低成本的居住方式来吸纳农民工进城定居。也就是说，在未来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城市化过程难以将农民快速地转变为市民，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就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小农式生产、生活模式将不会有大的改观，三农问题必然长期存在。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一个逻辑结果。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路径选择就是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然而，这个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缓慢的、于事无补的（前面的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且它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所以这个路径选择是不恰当的；另一个路径选择是“工业反哺于农”，这也是一些学者的主张，但是，这个主张似乎有一厢情愿之嫌，因为它根本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工业资本必须“反哺”于“农”；（工业）资本本身不会基于“道义/道德”的要求来运行。所以，后一个路径选择在实际中也不见得有效果。

“工业化－城市化”的解释框架实质上是一种“二元”的解释框架，即“城”与“乡”、“工”与“农”之间的关联分析（或“城”、“乡”、“工”、“农”之间各种组合分析）。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分析，是关于我国城乡之间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分析范式。在这个分析范式中，一个著名的观点是将三农问题归咎于“城”对“乡”的“剥夺”，或者直接归咎于这个二元社会结构本身，因而，许多人认为，三农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三农本身，而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也不在三农之内，而在三农之外；“要跳出三农看三农，跳出三农解决三农”！我认为，这个观点本身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其偏颇之处，对于它的偏颇一面应引起足够的注意，以免误导政策将解决问题之着力点仅仅放在三农问题的“外部”，误导研究者将研究的视野从三农本身移开。其实，三农问题的“外部化”和外部问题的“三农化”（内部化）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三农问题之复杂性远非上述简单对立分析框架所能解释的。

“跳出三农看三农”，一旦成为一个典范之见，就会沦为一句“政治正确”（苏力语）的口号，对于研究三农问题是相当有害的，因为其言下之意是三农本身没有必要再进行研究了，似乎在他那里三农问题已经在理论上得到了解决。可是，有谁敢说他真正地了解了农业、了解了农民、了解了农村呢？三农问题是什么尚且都说不清，谈何解决之道呀！如果有谁把中国的三农问题弄清楚，我认为，得个诺贝尔奖是不成问题的。由此可见，阅读中国三农问题这本书，还需要同志们花大精力、共同花精力、花几代人的精力。

三

第三个解释框架是“近代化-现代化”的解释框架。这个解释框架认为，我国的三农问题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背景下的一个独特问题。近代以来，在各种现代化战略的号召下，我国展开了各式的近代化（现代化）事业（如新式教育、文化建设等）建设和各种现代化国家政权建设，这些现代化建设的成本基本上都是由农民承担着。落实到具体方面，这些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向农民收费、征税来解决它们的原始资本。正是基于这种收费、征税之需要，导致了基层社会“官”“民”的对立和“草根”社会“吏治”的劣化，从而加剧了中国农民问题的恶化和中国乡村社会的落后。

现代化的“下乡”，不仅导致了乡村社会人力资本和社会、经济资本外流，也深刻破坏了保留在乡村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对乡村资本的贪婪“榨取”，一方面是对乡村文化的肆意“破坏”，一方面是基层吏治的空前窳败和政权的日益“内卷化”。这些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三农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另一个“副产品”。这就促使我们对于这个源自于西方特殊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更应当引起高度的警惕和反思。

中国社会无疑是要向前发展的，不发展就会落后并“挨打”；但是，发展与现代化之间不是一个数学式等号，现代化是发展的一种模式，除了现代化还有其他的发展道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道理，可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以致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数学式公式：“发展＝现代化＝西化”。这个公式本身，就匆忙地把中国社会简约化为与西方毫无二致的社会。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错误啊！

如果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与西方社会雷同（或迟早雷同）的社会，其逻辑就非常简单：只要引进西方的制度就能自动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包括三农问题）；要引进就必须“全盘”引进。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政府愿意不愿意引进西方的制度。可是，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要走一条中国式道路！

四

对于中国三农问题之解决，必须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探讨它的切实路径。这个探讨，需要建立一个真正以中国三农为主位的研究范式。

倡导中国三农研究的“主位意识”，首先必须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研究中国三农问题，或者说是进行“本土化”的中国三农研究。简单地说，以中国三农为主位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三农、解读中国三农、认识中国三农，从中国三农研究中国三农。研究的着眼点在中国的三农，研究的落脚点仍然是中国的三农。

以中国三农为主位的研究，是要研究中国三农的“真问题”。当然，这种以中国三农为主位的研究，并不反对宏观视野的关照，恰好相反，它认为放宽中国三农研究的视野是必要的，但是，其关怀点必须落在中国三农本身。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