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厚度中国化涵义及构成要素探究

摘 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地区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社会与文化因素支撑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描述这些要素，我们引入了“制度厚度”这一概念。准确界定“制度厚度”的概念和探索“制度厚度”的构成要素十分困难。文章在归纳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厚度”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形成对制度厚度的中国化理解。

关键词： 制度厚度 构成要素 中国化涵义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原有的经济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开始逐步进行经济转型，即由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与此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壁垒日益改善，使得更多公司由本土走向世界，“全球—地方”间联系逐渐加强，区域的制度因素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全球经济转型的潮流下，市场资源的整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合理化搭配所产生的协同作用，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在经济及发展中起到的促进作用，将最终促成传统经济发展的升级换代，并借助“制度厚度”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

一、制度厚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地理学在经历了多次研究方向和视角的转变后，正逐渐发展成为研究区域经济的正式规范的科学。但由于区位分析假设条件的不切实际，有价值资料的获取难度增大，以及社会经济现象的过于复杂，都导致经济地理学的计量发展受到挑战。战后的全球及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向经济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而其理论方法显得力不从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开始，经济地理由新古典学派转向政治经济学派，特别是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派，哈维将空间看作是围绕经济活动社会关系的产物，把空间社会化，或者说是将其进行社会化构造。新马克思经济地理占据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的经济地理的研究前沿。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由开放程度较低的福特经济范式向全球化开放式的后福特主义经济范式转变，因此促使欧美发达国家与地区向后福特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调剂方式”相适应，法国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由此诞生。调节学派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国的滞胀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每种体制的积累都在危机中告终，并在新的生产组织中诞生新的制度及社会规范以支持。每一种积累体制都有其特定的“调节模式”（Mode of Regulation）支配着积累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需要相应的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s）框架加以维持。

西方经济地理学家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与制度关系的重要性，并将其关系运用到相关地方经济的问题讨论当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开始了对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的研究当中，相关理论得以研究和发展，其研究的领域也相应扩大和拓展。

部分学者认识到特定的制度条件对地方和区域经济区域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种经济地理的制度转向中，Amin和Thrift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他们认为，在“全球—地方”联结下，除了区域自身的环境条件与产业特色外，区域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搭配因产生协同作用（synergy）而使得该地区获得经济活力。制度化过程，使得该区域各机构间产生信任，拥有同一愿景，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行为、支撑和操作规定，使每个个体“如鱼得水”。

Amin和Thrift在《制度厚度与地区经济》（institutional thickness and the local economy）中认为“制度厚度”有以下四个要素构成：①密集的制度存在，包括该区域内的企业、志愿组织、行业联盟、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工会、研究与创新中心等，这些机构的存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构成制度厚度的重要条件；②各种组织间产生高度的相互作用，促进其相互合作、交流及反射网络（reflexive networking）的形成，这种交流合作使各机构间产生信任感。在地区制度安排层面，产生显著的同构（isomorphism）；③在各机构间产生高度相互作用后，主体结构对其他机构形成管辖结构，通过联合建造和集体存在，将部门主义和制度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也降低了社会成本；④一个地区共同的愿景，这是一种集体动员，让各组织形成相适应的行动步调，使各部分围绕特定的议程、项目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达成共识。

二、制度厚度的中国化含义及其构成要素探究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由此飞速发展，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相对封闭，施行计划经济，主要特征有开放程度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对经济的全面管制和中央政府的高度财政集权。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在以下三方面取得了成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得到推广、乡镇企业兴起、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建立。由此，我国开始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趋于解体。

长期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着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国际化的四个阶段的转型，逐渐发展为现在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在这四个过程中，经济的自由化将中国经历了一个以农村为主到以城市为主的渐进式的改革过程，在农村的改革过程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放开国有企业自由经营权，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推动城市经济改革，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经济市场化改革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参与到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竞争当中，使国有企业更进一步地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接下来的民营化改革则强调产权的重要性，允许经济更大程度地自由，各种所有制相互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的自由程度逐渐加强时，中国经济将走向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改革变得不可或缺，国际化改革历程中，中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来自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渐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当中去，向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过渡。

但市场经济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市场缺失、市场抑制，以及市场化主体行为不理性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度转型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地区影响力逐步加强，我们可探索在一个地区进行制度创新，由此来尽量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应建立制度与地区的关系，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制度厚度恰好将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制度联系起来。

Amin和Thrift认为，制度厚度是支撑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内企业、志愿组织、行业联盟、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工会、研究与创新中心等，他们通过交流而产生高度的相互作用，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行为、支撑和操作规定。但是我国社会构成、文化环境与外国有所不同，制度厚度在我国的含义也会有所改变，考虑到我国区域中主要机构及社会文化因素，我们认为，制度厚度是指区域中的企业、政府、金融机构、行业联盟与研究创新中心，在政府制度的主导下，通过交流合作而产生同构，拥有同一愿景，并为此而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行为与规定。它的构成要素有以下四点：①制度存在，包括该区域内的企业、行业联盟、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研究与创新中心等，这些机构是构成制度厚度的基础；②政府政策支持，政府制度对于地区制度厚度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在中国，行业联盟、大型银行、研究创新中心多为政府主管，政策支持有利于各机构间快速行动，加强合作；③各种组织间合作、交流，这种沟通使各机构间产生信任感，形成一个地区共同的愿景。各组织以该地区及自身经济发展作为目标，步调统一，合作共进。

三、结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愈来愈强调制度与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寻求特定空间内的制度对区域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制度厚度”新观点应运而生，虽然其定义和理论尚缺乏一定的精确度，在区域和地方的制度尺度上如何运用，地区的制度厚度到底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等问题依然存在，但制度厚度仍能使全球与地方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全球化，作为一种非地方性的影响力量，增加了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促使制度的改变以适应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国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发展，处于经济转型的变革中，借助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厚度，藉由非正式制度的密切互动，与正式制度合理结合，在政府的少量干预下，而自发地形成绵密的制度结构，以带动地方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与全球化接轨，实现“全球—地方”的有机结合，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制度厚度”的继续研究应更符合中国经济的特色，集合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现状，弥补其在西方发达国家应用时的不足，更有效地发展中国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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