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长的双重烦恼

从开始读书的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让百年积贫积弱的中国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带着这个梦想,几代中国人披荆斩棘、卧薪尝胆、学习赶超。拿破仑口中的那头东方睡狮已经醒来,抖鬃昂头,呼啸奔驰。闭关的天朝、狂热的红色国家、充满威胁的“黄祸”、脆弱的威权政体,等等,这些不同时期在国际社会中流行的说法,正在被活生生的事实打破,虽然形式逻辑尚存,但现实逻辑荒谬。以至于国际社会不得不围绕着中国的崛起,重新检讨自己的分析范式、思维定势,并且学着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更客观地看待中国发展的不争事实。

然而,中国快速发展的事实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超出想象的速度和规模不断激发国际社会的各种议论、疑虑乃至恐慌。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没有足够的准备,必须在过去、现实和未来的维度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坐标点,以客观地认识自身,平和地看待自己。这是国家成长带来的双重的烦恼:一方面是成长给自己带来的烦恼;另一方面是成长给别人带来的烦恼。

一个国家的成长,如同个人的成长一样,是在烦恼中完成的。对于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烦恼不仅来得快,种类也更多。因为她身上发生哪怕是一点细微的变化,就会由于发生速度和国家规模的异常,被放大数倍,让自己和周围的国家感觉意外,手足无措。

最能说明这种双重烦恼的例子就是如何衡量中国发展的成就。中国的GDP总量在过去两年里已经先后超越了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中国的出口总额、外汇储备、所持的外国国债等经济指标,都处于世界前列。中国庞大的市场,低成本的制造业,既让世界各国不同程度上受益,也让它们有些许担忧。发达国家乐意依靠中国的低廉产品来维持高水平的生活,但不愿意看到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不断倒闭的企业,外流的资本,更想让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欢迎中国的投资,却担心中国产品的竞争和对自己资源的“掠夺”。

因此,虽然各国都分享到了中国发展带来的益处,但都害怕中国强大会伤害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地位。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它们会用各种理由,对中国提出新的要求,甚至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不惜将中国刻画为“替罪羊”。对于中国发展成就的评价和衡量就带有了明显的主观色彩、片面倾向。“中国”、“中美共同体”等热门说法以及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争论,都说明了理性而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个艰难的过程。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快速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明显的,既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要求,也为各项体制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而扎实的经济条件。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在过去30多年里一直平稳顺利,不断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于执政者来说,在国内大力宣传这些发展成就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和认同,形成更强大的改革共识和动力。

然而,在对外宣传中,我们又看到了成长烦恼的影子――一方面希望国际社会看到自己在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又担心别人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在许多场合,我们的对外宣传者说法不一,甚至内在矛盾。比如,我们用各种方式对外宣传改革开放成就,甚至聘请有经验的国际公关公司帮助策划,以能达到让国外公众乐意接受的目的。但是,当国际社会指责我们的发展产生了一些诸如资源、环境等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则更愿意用人均的标准来证明现在发展的不足,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固然,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并且符合中国人习惯的辩证逻辑,但很容易引起误解:国际社会感觉中国在逃避应尽的责任;国内公众感觉宣传只是讲成就。

这种矛盾的心态,于个人来说,是不愿意承认长大;于国家来说,是不愿意“被”长大。无论是长大还是“被”长大,都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过程。成长的过程产生着烦恼,在烦恼中又要尽快学会长大。这种个人的成长经验也同样适用于国家。但是,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政治共同体,还需要处理更为复杂的内外关系。

在国内,要通过制度改革、资源配置等来协调好正在分化,并且差距拉大的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基本共识、认知和心理,让内心更加健康而坚强;在国际上,要通过积极参与、合理行动、有效说服等来处理好与各国之间的平衡,既要学会在大国俱乐部里觥筹交错,更不能忘记与曾经的老朋友们共话桑麻,要用得体的行为模式、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来消解忧虑和猜疑。

《大国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世界的中心滚动向前,始终向西,向着亚洲和中国前进。“今天,条条道路似乎都指向北京”。在中国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既要像《成长的烦恼》主题歌唱得那样“最幸运的梦想家,总不会放弃梦想”,更要学会坦然面对急速而来的繁华,因为在物质强大之后,精神的强大更重要,也更持久。(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