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十年与多边贸易治理的内外环境

一、入世十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01年12月11日，经世界贸易组织（WTO）总理事会批准,中国正式成为WTO第143个成员国。入世十周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0年来，中国的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3%下降到目前的9.8%，并开放了100个服务贸易的部门；中国的出口规模和进口规模分别增长了4.9倍和4.7倍；吸收外资超过70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两倍多。较之数字上的变化，入世对于中国的更大影响在于深层次经济制度和结构不可逆的改变。

（一）入世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制度保障

加入WTO与我国国内的改革开放进程密不可分。随着1979年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发展，各种内在阻力不断显现，改革开放需要新的动力和保障。入世恰逢其时，为改革开放提供的不可逆转的外在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方面，1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获得了全面发展，从过去主要以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转向以发达地区为主导，中、西部并重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对外开放的领域也从过去主要以制造业为主，转向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协调发展的对外开放新局面。近年来，按照入世承诺时间表，我国进一步放松了对外资的准入限制，特别是逐步取消股权方面的限制。可以说，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不断发展的机制逐步形成。10年来，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承诺已全部履行，逐步建立起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经济贸易体制，成为多边贸易体系中重要的市场组成部分。在货物贸易领域，除去平均35%以上的关税下降幅度，我国已经全部取消了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在服务贸易方面，涉及银行、保险、电信、会计、教育等重要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制度已经建立，并且我国还将继续逐步开放WTO所规定的11个分部门。

（二）入世促进了我国产业升级

我国加入WTO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升级和转型，特别是出口部门以及同一产业链上的前向部门。一方面，国内企业面对更大的国际市场需求必须相应调整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否则将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另一方面，国际产业转移也为我国带来了相对更高的产业水平。这一出口倒逼产业升级机制表现在：一方面，以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为代表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年增长率不断提高（见表1）。2010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年增长率达到30.6%，机电产品也达到30.9%。10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31.5%，机电产品则达到26.9%。另一方面，以玩具和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年增长率则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2010年，玩具出口年增长率达到29.4%，纺织品达到21.0%。10年间，玩具出口年均增长率仅有8.2%，纺织品也只达到15.7%。

（三）入世促进了我国服务业竞争力提升

入世对我国服务业的意义在于打破国家垄断，引入竞争机制。特别在金融保险、交通邮电和文化教育等行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和电信市场一直是具有完全垄断特征的市场，由此产生服务质量和效率低下等弊端。

此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承接国。2009年我国服务业外商投资项目数12215项，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85.3亿美元，积极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庞大的经营规模对东道国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入世后我国面临贸易摩擦的新挑战

入世10年，中国很多工业品的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然而，与中国贸易总额与顺差显著增长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贸易摩擦的剧增。入世前从1995年到2001年，中国遭反倾销投诉占世界反倾销案总数的比例平均保持在14%；而从2002年开始，这一比例快速上升，出现明显跳跃。2002年到2010年中国遭反倾梢投诉占世界反倾销案比例平均到达29%，比入世前翻一倍。

（五）保持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提出新课题

入世极大地加快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通过各种机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我国原有单纯以国内平衡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减弱，特别是面临内外均衡的双重压力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目前，虽然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仍然面临着严重考验。一方面，发达国家普遍增长乏力，部分国家因为受到债务危机打击前景堪忧；另一方面，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休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增长相对强劲，但正在遭受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威胁以及国际资本无序流入而导致流动性泛滥的宏观经济调控压力这在宏观层面上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二、世界贸易组织的集团化发展趋势

（一）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

WTO肩负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国际责任，其宗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范围内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

自WTO成立以来，贸易自由化在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这其中包括，非农产品市场准入，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大的成就是在关税领域实质性提高约束关税的数量，从而增强了贸易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关税得到削减并且非关税措施得到约束，包括进口关税、进口许可、原产地规则、海关估价等各个方面；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取得突破，几乎所有的进口限制不再采用关税的形式，而配额也将“关税化”，这使得农产品贸易市场变得具有可预见性；纺织品与服装贸易自由化取得突破，随着《纺织品与服装协议》的到期，所有的双边配额得以取消；服务贸易自由化继续发展，特别是金融服务、海运服务、自然人流动和基础电信服务等方面不断进展；知识产权措施不断深化，特别对于《知识产权协定》的执行相对顺利；政府采购方面进展顺利，参加《政府采购协议》的成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覆盖面不断扩大。

2、构建制度化的贸易政策监督体系

WTO对各国贸易政策的监督是通过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实现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的实践证明，政策审议机制可以通过对成员方的贸易政策进行有效的监督来增强透明度，以确保对多边贸易规则的遵守，并保证WTO各成员之间在完全信息基础上进行合作。截至2010年12月31日，世界贸易组织共进行了239次贸易政策审议，审议范围扩大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等方面。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使各成员贸易政策措施在更大程度上接受多边贸易体制约束，为这些政策措施建立在更加公开和稳定的基础上提供有力保障。

3、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

同样，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被认为是世界贸易组织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的有效手段。世界贸易组织成立15年来，争端解决机制的良好运行有效避免了贸易争端中的单边主义和以强凌弱的现象。WTO争端解决机制目前被普遍认可为比任何其他国际司法条例都要有效，也是有史以来最具法定约束力的国际贸易公约。

（二）世界贸易组织在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WTO的多边管辖范围过于拓宽导致其不堪重负

随着多边谈判议题的不断增多，其范围扩大到了成员的国内规则、文化偏好、政治经济制度、甚至伦理问题等非贸易议题。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预计还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被纳入多边贸易体制，某些议题还越来越涉及各国一些根本的制度性问题。

2、不断增多的参与者和关注者对运行机制提出严峻考验

WTO各成员方在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参与能力等方面千差万别，多边贸易体制要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使153个成员达成协议，决非轻而易举之事。

3、区域主义盛行

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对其成员参加区域贸易活动的放任甚至鼓励，使得WTO许多成员对于区域内贸易的重视远远大于对区域外的重视，这直接诱导了WTO成员国区域化倾向严重。

4、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伴随国际经济危机的结束，新贸易保护主义正威胁着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成为公平贸易和自由贸易的阻碍。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摆脱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局，以保障人类健康、安全、卫生和保护环境为借口大量采用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本已呈现出减少态势的贸易救济措施在危机后重新增多。

（三）世界贸易组织集团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使WTO各成员以利益为驱动，形成不同核心的局部集团。这种集团化趋势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集团成员在谈判中的力量对比和地位都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不同于以往简单地用两分法或三分法就可以反映WTO内部利益格局，当前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集团化有了新的发展，可以区分为“对话集团”和“谈判集团”。“对话集团”着重集团内部的磋商与谈判。比如，包括美国、欧共体、巴西、印度四个成员的“G4”在多哈回合谈判重启后进行了多次磋商。而“谈判集团”则更强调对外谈判。比如农产品出口国集团，即所谓的“凯恩斯集团”和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G20”。如表2所示，目前主要的谈判集团接近20个，几乎所有成员都参加了一个或者几个谈判集团。特别是新兴的集团往往针对特定的威胁和问题，并随着问题解决而解散。可以说，这些集团大多以议题为导向，具有工具性的特征，根据议题的不同和自身利益诉求的不同进行灵活组合。

就集团化趋势本身而言，其积极作用表现在：

首先，有利于提高多边贸易体系决策机制的谈判效率。拥有153个成员的WTO在决策方式上是协商一致。而由于各个成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坚持，以及谈判议题的扩展和深化，使得这种决策机制越来越容易陷于僵局。相比较而言，之前形成一致意见的集团成员数量少，决策效率因而相对较高。无论是“对话集团”还是“谈判集团”都能够有助于打破传统的政治谈判思路和格局，为谈判各方提供新的选择。各个成员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选择加入不同的谈判集团，达到权利和义务的综合平衡。

其次，集团化有利于改善多边贸易决策机制的公平性和透明度。现行的“绿屋会议”决策制度虽然推动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但依然缺乏民主性和透明度。谈判集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该制度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第三，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集团化有利于提高自身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在发达国家承诺削减农业补贴等议题上，发展中大国参与对话集团的讨论，有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

当然集团化自身也依然存在固有的缺陷。就“谈判集团”而言，大多数集团是临时性和松散型的，既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也难以统一立场，集团内部利益分歧较大。如何协调集团内各成员的立场是集团化本身很难解决的问题。

三、中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平台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策略选择

后危机时代将是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深化的时期，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关系不断发生分化和改组，简单地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分法概念已不能全面、充分反映世界经济和国际经贸关系的新格局。我国虽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并非在所有问题上的利益关切都与发展中国家一致。面对WTO成员国集团化的趋势，中国如何趋利避害，充分利用多边贸易体系平台维护自身经济和最大化自身经济权益，充分发挥世界贸易大国的重要作用是下个10年的重大课题。

（一）扮演更加具有建设性的角色

稳定外需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借助WTO的多边贸易体系平台。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提出了警告，但在保增长、促就业的微观和宏观压力之下，稳定外需对于我国不可或缺。面对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保持稳定的外需关键在于WTO能否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威信，切实地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从而保证较为公平、合理的国际市场环境。同时，我国要在后危机时代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需要利用WTO的平台，并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潜力，从而保证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我国要努力为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的顺利进行做出积极的贡献，扮演更加具有建设性的角色。

（二）在多元利益诉求中建立多边贸易关系

基于保障国家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不同需要，以及不同议题的观点和立场，我国可以有选择的组建或加入不同的集团。从战略层面来看，我国必然处于发展中国家阵营，但又不可疏远其他任何集团，力争在各方利益博弈中寻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路径。

一方面，依据不同议题，根据我国自身的贸易利益，与发达国家集团进行积极和务实的对话。对于发展中国家角色的坚持，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底线。因此，当前应采取在已存在的“G7”之外发挥更加具有建设性作用的策略。另一方面，随着俄罗斯即将加入WTO，可以借重既有的“金砖五国”机制，加强新兴大国之间的协调，就共同关注的议题积极争取各自利益。同时，在参与各谈判集团方面，我国应该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协调各方利益，调节各方分歧。

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为最主要平台之外，还要以自由贸易区和区域经济合作为基本动力和基本实践场地。在此基础上，影响和塑造G20等多边合作平台，使之成为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进行经济利益协调的补充机制，并进而呼吁改革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同时，还要加强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中的外交协调，包括与传统大国的贸易关系；与新兴经济的贸易关系，尤其是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贸合作。

（三）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

对于发达国家，我国一方面应做出愿意遵守规则的姿态，为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绝不承担与自身实力和能力不相符的责任，采取务实的策略，低调、积极的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建设。

对于发展中国家，我国不可选择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承担与西方利益集团抗衡的压力。但是，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被广大发展中国家寄予厚望，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并没有惠及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从“经济外交”的层面看，我国需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给予某些经济利益让步。并且，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特殊优惠待遇不会给我国造成太大的竞争压力。因此，给予其他发展中成员必要的利益让步是符合我国互惠共赢战略的。

（裴长洪，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杨志远，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