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困境中的记者命运

撰写中国现代新闻史或中国现代记者传记的人，常常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局。因为中国现代新闻制度本身既有正面的进步作用，但同时这个制度本身又很不成熟。

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有不少记者曾经遭受过暗杀，著名的如黄远庸、林白水、邵飘萍、史量才等等。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晚清和民国的新闻制度史上出现的这些现象和新闻制度本身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对中国现代新闻制度的评价可能会与事实甚远。

要承认发生过暗杀新闻记者事件的新闻制度的某些进步性，可能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事情，但要理解一个时代重要制度的建立和成熟，便不能不对它给出一些宽容。这里先要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在晚清和民国的新闻制度建立中，作为制度选择，它本身保持了进步性，当时的法律和事实都可以证明，作为言论自由的一个基本制度形式，当时的民间报纸获得了合法的生存空间。中国本来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制度，但它在建立初期，能选择世界通行的制度方向，这非常难得。正是这种制度选择的进步性，保证了中国现代新闻制度在初期所拥有的活力。然而在这个制度中，确实也发生过暗杀记者的事件。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以记者曾遭暗杀的事例来证明这种制度的黑暗，有时会使解释历史事买的逻辑力量减弱。

去年南方日报出版社出了一本名为《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的传记，作者散木是近年写作甚勤的一位文史工作者，这本书的优点很多，特别是对材料的收集和相关事实的清理，显示了作者的史学功力。在几本关于邵飘萍的传记中，这是材料最丰富也最翔实的，因为作者与邵家有亲戚关系，加之多年积累，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传记。书中涉及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者时有新见，同时也注意吸收许多当代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虽然这是一部关于邵氏个人的传记，但因为作者视野开阔，这本传记也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近现代新闻制度史。这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完成的传记，一般说来较之作家完成的传记，水准明显高出一筹。

读完这本传记，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代传记作家的史学素养问题。散木是史学系科班出身，但在这本材料非常丰富的传记中，他有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这就是关于邵飘萍生活的时代和邵氏个人命运的历史关系，有许多不统一的地方。邵氏个人的命运是一个悲剧，但个人命运和他所生活的时代关系，不能作简单结论。因为一个人的悲惨遭遇，对一个时代的新闻制度作完全否定是简单的。

阅读时下许多传记文学时，我发现那些传记作家普遍缺乏自觉的史学意识和基本的史学修养，前者是观念问题，后者是技术问题。因为缺乏史学意识，在当代中国的传记作家中，普遍不能以独立思考来理解和认识他们传记中所涉及的时代和人物，在中国大量出现的关于鲁迅的传记中，对于鲁迅所生活的时代，基本都是否定性评价。这些传记作品为了写出传主的勇敢和伟大，通常把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简单化了。其实传记作家应当先找到合适的历史逻辑，然后以此逻辑去叙述时代和人物的关系。鲁迅生活的时代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恐吓，但鲁迅的创造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不仅是鲁迅个人战斗的精神所至，也有一个时代总体的政治文化精神存在，至少现在人们有足够的证据认为，那是中国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一个时代，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家和学者是从哪里来的。

在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作为言论自由的条件并没有完全丧失，这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基本历史条件。但是许多传记作家因为没有理解历史的自觉意识，所以在他们笔下，读者常常会有“那么坏的时代何以出了那么多的人才?”的感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记的真实性。

对传记作家来说，如何处理好时代和传主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问题。对一个人的命运来说，哪些是时代的责任，是制度的原因，哪些是个人的责任或者偶然性?这些复杂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历史逻辑，解释历史事实的说服力就会受到影响。

比如散木关于邵氏身后的历史定位问题就没有处理好，因为作者平列了许多历史人物对邵飘萍的评价，写在了封底上，但其中有的历史人物是从来不接受现代新闻制度基本理念的，以这样的评价来谈曾经受过邵瓤萍的影响，可能舍乎历史事实，但却有悖于更高的历史真实。不是说作者不应当把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叙述清楚，而是说对邵飘萍的历史定位有一个统一的历史逻辑，应当先处理好中国近现代历史间各个时代的关系，然后再为邵氏找到相应的历史定位，不然邵氏后来得到的荣誉，与他一生奋斗的理想就不统一了，这是散木写作时面临的一个历史困境。

(作者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