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遗产的提出与国际共识(一)

长期以来，人类与自然之间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的驱动下，产生了持续的交互影响，创造出延续性的关联状态。文化景观即是这一状态的表征与载体。不同类型的文化景观，依托所处的自然环境，深刻地反映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进化历程。文化景观遗产的提出和相关保护理论的进步，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重大发展。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随着保护对象从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等，向文化景观遗产的延伸和扩展，文化遗产保护也必然呈现出新的气象。

神州大地，是中华民族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五千多年来，我们的祖先建设了无数的城市和乡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形成了非凡的环境理念，这些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方面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商周时期的《周易》就曾提出“视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及“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等观点。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是我国第一部带有地方志雏形的区域地理著作。以山脉、河流等为标志，根据地理环境各要素的内在联系与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建立以华夏为中心的地域视野，表达了古代的区域观念，并对每州的方域、植被。土壤等自然形态，以及物产、田赋、民族、交通等人文景象，均作出简要的描述。同样威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地员》是我国最早的土地分类专篇总结了我国远古时期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把土地分为5类，即渎田、坟延、丘陵、山林和川泽，然后详细论述了各类土地与植物的关系，并根据各种土壤的生产能力划分等级，认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已具有因地制宜的思想。《管子・地图》则是我国最早的地图专篇，主要论述军事统帅在作战之前，必须了解诸如“名山、通谷，经川，陵路、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等各种情况。

先秦古籍《山海经》，包括《山经》和《海经》，内容庞杂，自然方面有山川、泽、林、野、动物，植物、矿物，天象等，人文方面有邦国，民族，民俗、物产、信仰，服饰、疾病医药，以及帝王世系、葬地和发明制作等，几乎无所不包，其中所述地域，地望以及山水的走向大多可考，对于古代历史、地理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汉代关于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的研究著作颇丰。西汉学者司马迁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其中《货殖列传》可称为我国最早的经济地理论著。根据他游历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见闻，以发展的观点观察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根据地区的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等，将国土划分为“龙门碣石以北”、“山东”、“山西”、“江南”等4大经济区域，进而细分为12个小区，分别描述各地的自然与人文特点。同时，以城市作为地区的中心，对30余个城市的地理，风俗、交通、物产和贸易情况进行分析。东汉学者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是我国最早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对汉代郡县封国的建置，以及各地的山川、户口、物产，风俗和文化等均作出综述。部分郡条记述了一些重要的自然和经济情况：在县条中，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分别记录有关山川、水利，特产、官营工矿，著名的关塞，祠庙，古迹等情况。其中载有盐官共36处，铁官共48处，反映了当时官营盐、铁产地的分布。

北魏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介绍了丰富的农牧渔猎知识，记述了朴素的生态学观点，其中“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观点，具有人类对自然应该合理利用的思想。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以河川为纲，记述的内容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自然地理中的水文地理、地貌和生物地理，人文地理中的城市地理，民族地理，文化地理和农业地理等。此外还有较多沿革地理和地名方面的珍贵资料。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南宋学者赵汝适所著《诸蕃志》、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以及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肇域志》，以及《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涉及了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的各个方面，在历史学、金石学。语言学和文学等方面具有很高价值，为今天研究文化景观遗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同时，从五代开始，我国地方志的编撰逐渐盛行，在一千多年中，全国各地先后刊行的地方志达到上万种，其内容包括行政区沿革，地貌，地质，水系，气候，植物，动物，交通，社会，聚落、物产、贡赋，灾异，民俗等，地方志中所涉及的文化景观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也是今天开展文化景观遗产研究内容极其丰富的资料。

在我国众多古代文献中，不仅描述了各个时代，各个区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内容而且记载了基于山水文化的环境设计理念，表达各赋特色的环境意境，所形成的不同类别与特征的文化景观。我国古代先民在选择定居地点时，出于对生存环境和防御需要的考虑，往往对周边的山水地貌格外关注。例如西汉时期的晁错就曾建议在“移民实边”时，必须考虑良好生态环境，指出一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仟佰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量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至新邑也”。可见古人在考虑新的居住环境时，要选择那些水质甘美，土地肥沃，草林茂盛的地方，继而加以规划，开辟道路，建造房屋，合理安排居室结构，这样才能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使人们对新的居住环境感到满意，体现出农业社会人居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特点。此外，我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农牧渔猎生产中，还积累了朴素的生态知识，例如在《国语・周语》中就有“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毁坏山林)，不崇薮(不填埋沼泽)，不防川(不障阻川流)，不窦泽(不决开湖泊)”的论述，体现出难能可贵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古代城市选址则对自然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但涉及地形，地质，气象，水文，资源、交通等多种因素，还要考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城邑分为都城，府城，州城、县城等多种等级，城市又有商业都会、军事重镇。手工业城市等多种类型，因此选址时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对环境的要求也各有所别。尽管如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始终遵循一定的规则，体现一定的规律，形成我国特有的城市景观和山水文化，将自然环境的特征与优势，通过特定的文化景观突出地表现出来。例如《管子・乘马》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困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既反映出在城市选址中对自然环境和

山水格局的严格要求，又强调城市选址应充分结合地利条件，视地形的实际情况而定，不必强求形式上的规整。这种重地利，讲实效的城市建设理念，对于摒弃单一的城市格局，突出城市个性特色，形成风格各异的文化景观，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强调根植于富足农业基础之上，对土壤，水源的要求格外重视。例如周、秦、汉、唐各朝相继在关中建都，皆因当地土壤肥沃，水源充足。

我国古代，也留下了大量记载周边国家和地区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的文献。例如公元前139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历时13年，身经匈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于阗等国，其主要见闻被录于《史记・大宛列传》，公元416年，东晋高僧法显，根据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经过，写成《佛国记》一书，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公元627年，唐代高僧玄奘只身西游，跋山涉水，行程5万里，历尽艰险，携回梵文经典，所著《大唐西域记》，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等地区的138国的地理形势、人口疆域。国都城邑，政治历史、物产气候，风土习俗，语言文字、民族宗教等；公元1405年始，明代航海家郑和7次远航“西洋”前后共历28年，随航人员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记载了所历亚非30余国的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这些著作不仅是反映我国历史上国际交流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各国文化景观的珍贵文献，是我国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

文化景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结晶。由于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加之文化方面的差异，造就了东西方不尽相同的文化景观理念。在古代的希腊，罗马，曾有不少关于人地关系的论述。例如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著有《地理学》17卷，描述当时欧洲人所了解的世界各地区的自然特征、物产、居民风俗习惯等，可以说是西方最早的人文地理著作。但是自从进入中世纪黑暗时代以后，神学代替了一切。直至14－17世纪，欧洲先后发生了文艺复兴科学从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许多科学家通过科学考察积累了不少宏观生态学资料。实际上西方社会在17世纪才开始欣赏自然之美。在此之前 自然、荒野往往被看作是可怕的禁地，被视为凶残的土著人和野生动物的领地。随后，欧洲出现了工业大生产的萌芽和世界地理大发现，欧洲航海者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促使各国居民纷纷移居海外，扩大了世界市场，开始了殖民掠夺，同时也促进了对世界各地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观、资源分布、商业中心等情况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

对于景观的辨别，描述和解释，在西方长期以来就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主要工作。德国地理学家A洪堡(A.Humboldt)在19世纪初曾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另一位德国地理学家c.李特尔(c.Ritter)则是在近代地理学中，最早阐述了人地关系和地理学的综合性，统一性，并奠定了人文地理学的基础。主张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布满人的地表空间，人是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顶点。认为”地球上，人类的每一个物质成就，不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庄或一个城镇，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在组成地区特征的复合统一体中，自然和人文是不能分开的。c.李特尔在具体研究中偏重人文现象。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因素，主张地理学必须与历史学携手前进。他的学术巨著《地学通论》，又名《地球科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一书，探讨了世界各地区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因素，认为自然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c.R.Darwin)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他20年来收集到的丰富证据，充分论证了生物的进化，提出生物通过自然选择以适应生存环境的生物演化论观点，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1865年，英国学者G.P.马什(G.P.Marsh)在《人与自然，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地理》一书中，以生态学的观点认识到人对自然的影响会带来生态平衡的失调。

由此我们看到，人们对于文化景观的认识也是由零星的知识积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直到19世纪，美国才逐步认识到荒野是人类社区的组成部分。美国联邦政府把一些迷人的自然景观划定为不准人们永久居住的保护区，1872年建立的黄石公园就是其中的首例。这是发展区域文化的一件大事，它第一次公开确认原始荒野是文明生活的摇篮，不能不顾后果地把自然环境仅仅用于经济开发，因为风景也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源，也是一种生态资源。在城市景观方面。1858年，有美国景观之父之称的奥姆斯特德(F.L.Olmsted)和沃克斯(calvertVaux)在曼哈顿的核心地区设计了长2英里，宽0.5英里的城市公园，继而在全美掀起了城市公园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批景观设计师在美国各城市从生态的高度，实施将自然引入城市的设计。其中波士顿公园系统设计，以河流、泥滩、荒草地所限定的自然空间为依据，在城市滨河地带形成2000ha的绿色空间，以线性空间连接城市公园，意在重构城市自然景观系统。奥姆斯特德在《公园与城市扩建》一文中，认为城市要有足够的呼吸空间，要不断更新和为全体居民服务，并且归纳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主要原则，以城市自然脉络为依托，使城市公园实现有机地联系。

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每一个历史时期，人类都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19世纪下半叶，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F.Ratzel)最先系统地阐明文化景观的概念，他称之为历史景观。他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强调了种族，语言和宗教景观的研究以及文化传播的意义，并认为人的活动，发展和抱负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F.拉采尔指出历史景观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景观，它反映出文化体系的特征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对田地，村落，城镇及道路等进行分类，以便了解其分布、相互联系和历史起源。1885年，J.温默(J.Wimmer)在其《历史景观学》一书中提议，要把注意力集中于“景观”的全貌，提倡景观内涵的自然与人文意义的兼容并蓄。事实上“文化景观”一词自20世纪初已经开始应用，主要是指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饰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乔丹指出，“文化景观是文化集团在其居住地域上所创造的人为景观”。德伯里则认为“文化景观包括人类对自然

景观所有可辨认的改变，包括地球表面及生物圈的种种改变”。

20世纪初，生物学家和暂学家P.盖迪斯(P.Geddes)从生态学研究走向人类生态学，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系统研究现代城市成长和变化的动力以及人类，居住地与地区的关系，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人之一。他积极倡导综合规划的概念，在1909年出版的《城市之演进》一书中，用哲学，社会学与生物学的观点，揭示城市在空间与时间发展中所展示的生物与社会方面的复杂性，指出在规划中要把不同部门和工作统一起来考虑。他把环境看成是多种元素的一种构成物，是在不同地址上人类进行多种活动的场合。P.盖迪斯提倡“区域观念”，即周密分析地域环境的潜力和限度对居住地布局形式与地方经济体的影响关系，突破城市常规范围，强调把自然地区作为规划的基本框架。此后，著名学者L.芒福德(L.Mumford)强调以人为中心，提出影响深远的区域观和自然观。他认为城市与区域不仅是地域的范畴，而且是地理要素、经济要素，人文要素的综合体，主张复兴城市和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使其成为优良传统观念和生活理想的重要载体。他指出“城市和乡村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如果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那就是自然环境而不是人工在它上面的堆砌”。“在区域范围内保持一个绿化环境，这对城市文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旦这个环境被损坏，被掠夺，被消灭那么城市也随之而衰退，因为这两者的关系是共存共亡的”。他提倡要“创造性地利用景观，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于居住”。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德国地理学家都认为，研究原始景观向文化景观变化的过程，是研究人员的中心任务。德国地理学家O.施吕特尔(o.Schluter)提出文化景观论，认为景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始景观，即在经过人类活动重大改变以前存在的景观，一类是文化景观，即原始景观经由人类活动改变以后的景观。认为文化景观是地面上可以感觉到的人文现象的形态，人文地理学应该研究这种人类及其劳动所创造的，能反映人类群体的文化和经济的景观。他于1906年提出“文化景观形态”这一概念，强调景观既有它的外貌，在它背后又有社会，经济和精神的力量，并指出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区别，要求把文化景观当作从自然景观演化来的现象进行研究。o.施吕特尔还把文化景观分为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两种形态，前者指人以及随人移动的物品等，后者则通过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全部效果来反映。对文化景观理论贡献最大的是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c.O.Sauer)，他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学者的文化景观论。他强调景观一词把自然与人文兼容并蓄，体现了地理学的整体性，认为景观是“由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显著联系形式而构成的一个地区”，重新评述了地理学研究领域中景观的内容、形态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种景观的形式和功能，把注意力引向“文化景观”概念。

1923年，c.o.索尔在就任贝克莱大学地理系主任的演说中指出“人类按照其文化的标准，对其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C.O.索尔在1925年发表的著作《景观的形态》中，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结果，而在1927年发表的《文化地理的新近发展》一文中，他首次明确定义了文化景观，即“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由于人类对地球表面的影响已经历几千年，按照他的观点，地表的所有景观都已经成为文化景观。因此他提出地理学者应该开创先河，将对自然景观的研究转入到追溯当地文化景观的研究中去。在C.O.索尔看来，文化景观是特定时间内形成，具有区域基本特征，在自然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复合体。他认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是解释文化景观，主张用实际观察地面景色来研究地理特征，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人文地理。c.o.索尔一直致力于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并开创了”伯克莱学派”。这一学派引导人们用发生学方法研究历史文化。他们认为景观因人类的作用而不断变化，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与自然景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像历史事实是时间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出时代概念一样，地理事实可以看作是地点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景观概念来表达”。C.O.索尔认为“如果不从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来考虑，我们就无法形成地理景观的概念。它处于不断发展、消亡，替换的过程之中”。他对农业起源和扩散的研究和人在改变环境中的作用的研究被视为经典之作。

C.O.索尔之后，地理学家对人文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对土地的利用。英国学者A利奥波特(A.Leopold)在1933年出版的《大地伦理学》中，主张把良心，权利等概念扩大到自然界，提倡“完整形态的尊重存在的伦理学”，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沙文主义”。提出“生态价值”概念，主张以伦理学为基础研究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即承认生物和一切自然物存在的道德权利，形成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新的价值观念。由于民族的迁徙，一个地区的文化景观往往是在不同时期，由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叠置而成的。因此，美国地理学家D.s.惠特尔西(D.S.Whittlesey)在1929年提出“相继占用”的概念，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相继叠加的结果，表现出一定的阶段序列。因此，地理学不应是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而是研究个地区内人类社会占用的历史演变过程，主张用一个地区在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不同文化特征，来说明地区文化景观的历史演变。他列举了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实例研究，印第安人居住时为从事采集的原始森林：欧洲迁移来的农民把低地开发为农田，在山坡草场饲养牲口，后来因经济转型又把草场转变为森林(次生林)并养殖牲畜；他预言第四阶段将以林业为主要活动。在他看来，每个阶段或人类占用的时代，都与人类的祖先和后代联系在一起，并认为阶段演化是内园作用的结果，类似于一个活细胞的发展和死亡。认为一个地区的居民在其态度、目标或技术上如有任何重大改变，则自然资源基础对它们的意义就需要重新估价。

由于文化景观主要是形成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所以文化景观的变化也主要取决于人类活动。早在1939年，生物地理学家c.特罗尔(c.Troll)就曾提出“景观生态学”的概念。1945年以后，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更加注重人类活动不断改变文化景观的格局和过程。德国地理学家把重视研究社会文化的新地理学叫做“社会地理学”，认为社会地理学的目的在于解释文化景观，明确主张景观变迁的主要力量是人类集团的“态度、目的和技能”。法国地理学家J.戈特芒(J.Gottmann)提出要通过一个区域的景象来辨识区域，而这种景象除去有形的文化景观外，还应包括无形的文化景观。H.J.布利季(H.J.Blij)则给出了文化景观的广义定义，“文化景观包括人类对自然景观的所有可辨认出的改变，包括对地球表面及生物圈的种种改变”。由于景观构成的复杂性，划分文化景观类型的方法很多。例如根据可视性可以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根据所处背景环境不同、自然景观所占比重不同，以及人口密集程度、就业构成、建筑物密集程度等，可分为乡村景观、城镇景观、大都市景观等。还有农业景观、牧业景观、工业景观，建筑景观，宗教景观等其它文化景观类别。此外，还可以将文化景观分为人口景观、政治景观、语言景观、流行文化景观等比较具体的类型。

19世纪以前，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以及由不同文明建立起来的城市和乡村都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一方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尊从与顺应，在依附于自然的本能以及原始的自然崇拜等思想支配下，人们形成朴素的生态观念，在生存的空间结构与布局上，较多考虑生态平衡，较好遵循生态原则。另一方面，此时人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自然，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自然界的影响尚无足轻重，而自然界原有的生态环境和山水格局，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强烈的生存意识控制下，形成人类与自然相安默契，悠然共处的状态。19世纪以后，工业文明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极大提高，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利用”变为“征服”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特别是在西方文明中，长期以来强调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内在价值，强调人的个性张扬，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这些与东方文明将人类自身视为自然的组成部份的理念截然不同，然而西方社会自持的傲慢与优越却往往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对自然施加越来越大规模的干预。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变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大规模消耗，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最终造成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和地区差异加大等各类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