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遗产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7 01:45:27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范文第1篇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位于天山山脉中部的山间盆地中，四周为雪山环抱，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水源补给以冰雪溶水和降雨混合为主，部分地区有地下水补给，形成了大量的沼泽草地和湖泊。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泉水”。远在2600年前，这里即有姑师人活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和硕特等蒙古部，在渥巴锡的率领下，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举义东归，清政府特赐水草肥美之地给他们，将他们安置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和开都河流域定居。
巴音布鲁克草原，距库尔勒市636公里，位于和静县西北，伊犁谷底东南，中部天山南麓，海拔约2500米，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原，也是天山南麓最肥美的夏牧场。巴音布鲁克草原居住着蒙、汉、藏、哈等9个民族，民族风情灿烂多彩，一年一度的草原那达慕盛会，赛马、射箭等比赛活动更让游人流连忘返。
著名的天鹅湖就坐落在草原上，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政府约60公里的巴音乡西南部。天鹅湖实际上是由众多相互串联的小湖组成的大面积沼泽地，这是全国第一个天鹅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水草丰茂,气候湿爽，风光旖旎。鸟类有128种,隶属14目30科80余属，其中雀形目53种，非雀形目75种；繁殖鸟95种，占74%.其中留鸟34种，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是鸟类繁殖和度夏的栖息地。兽类有20余种，其中，两栖类2种，鱼类5种。其中属国家Ⅰ类保护的有8种，如雪豹、黑鹳、金雕、白肩雕等，Ⅱ级保护的有25种，如天鹅、盘羊、雪鸡等。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有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区内林木葱郁，繁花似景，溪流潺潺，怪石青苔遍布，景色极为优美。班禅沟，原名叫茶汗乌苏郭勒,意为白水沟，山清水秀，牧草如茵，是和静县巩乃斯乡最美丽的一块夏牧场。巩乃斯草原地势起伏较大，山地草原与河谷草原并存，春、夏、秋、冬四季牧场齐备，其间河湖泉涧、野果山花、珍禽异兽不胜其数。
二、分析方法
SWOT分析法，即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挑战（Threats）从整体上看，SWOT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SW主要用来分析内部条件；第二部分为OT，主要用来分析外部条件/利用这种方法可以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以及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并明确以后的发展方向/运用SWOT法系统分析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遗，找出其优、劣势,发现其外部机遇和挑战，以有助于确定在申遗过程中如何发挥优势，转化劣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提高申遗的成功率。
三、结果
1.优势。独特的历史文化：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拥有清朝乾隆时期蒙古族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落万里迢迢东归祖国的所带来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本身所一直信仰的宗教——喇嘛教。每年七月举行的东归那达慕艺术节更是巴音布鲁克草原的一大盛事，这一节日源自于土尔扈特人的传统节日塔格楞节。这一点是符合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中的“明确划定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其体现此类区域的基本而具有独特文化因素”的条件的。
有机进化的景观：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有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林木葱郁，繁花似景，溪流潺潺，怪石青苔遍布，景色极为优美；坐落于草原上的著名的天鹅湖保护区是新疆三大部级自然保护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大天鹅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拥有鸟类数百种，国家Ⅰ级、Ⅱ级保护动物33种。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是新疆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2.劣势。生态环境的恶化：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新疆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每年牛羊马等动物的粪便和草原上居民的过度放牧都严重破坏了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近些年来，疆内外诸多专家都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许多研究并产生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草原居民大部分居民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来源都是源自于畜牧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因此诸多研究成果的实际实施效果是不尽人意的。
3.机遇。遗产旅游的兴起：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度假旅游等旅游形式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文化景观遗产地除了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化展示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外，而且还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令游人流连忘返。
政府重视程度的加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人们对于深厚隽永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普遍追求导致世界遗产旅游日益升温。世界遗产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促进作用日益显现,特别是当遗产价值被充分认识、知名度被提高后，可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巴音布鲁克大天鹅自然保护区，自1983年被确认为部级自然保护区后，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很关心整个巴音布鲁克区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
4.威胁。资金投入的保障要求低：遗产地的保护和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新疆自治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的下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在整个新疆处于中上等，但由于整体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城市建设的各方面都需要经济投入，因此用于开发遗产的经费十分有限。除了风景区本身的保护外，生态环境的改善、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十分巨大。在缺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需要发展旅游经济作为保护资金的补充，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难免出现开发性破坏。
旅游基础设施的缺少及可进入性差：世界遗产地的申报对景区内的基础设施有一定的要求。新疆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许多旅游景区或景点的旅游基础设施普遍不够完备，旅游交通路线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整个新疆占地面积大，地域广阔，旅游景点分布较散，单个旅游景点之间距离太远，外加旅游交通的不便利。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新疆旅游景区的申遗的道路。
保持原始风景的要求的工作不够：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在景观上应遵循保持原貌的原则。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现有的旅游接待设施十分陈旧，接待能力也十分有限。草原及周边上的居民为了致富自行修建了一些接待的宾馆和餐饮,其选址、建筑的风格、造型、色彩等均与风景区极不协调。由于兴建的盲目性导致风景区内景观混乱，严重影响了申遗道路的发展。
四、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遗保护与开发建议
1.在范围上划定保护区域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包括巴音布鲁克草原以及其中的天鹅湖自然保护区、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整个景区的保护应该划分为这三个独立景区的保护。对于每一个独立景区，应该按其功能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开发区。在核心区内严禁建设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建筑、设施等,车辆严禁进入;缓冲区内主要用于改善景观面貌，同样严禁建设接待型建筑;开发区应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布局下，有步骤、有秩序地建设接待建筑以满足公众对旅游“吃、住、购”的需求，但是建筑的风格、造型、体量、色彩、功能等应严格限制。
2.在环境上注重生态恢复和设施建设
在环境上亟待解决的就是生态问题，整个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需要解决的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畜牧区牛羊马的过度放牧导致的自然生态系统无法自我调节的粪便等的污染物以及巩乃斯林区旅游旺季可能出现的接待游客过多导致的生活垃圾污染物。因此，要做好生态恢复，就必须要有合理的规划与当地居民的保护自我生态环境的意识相结合。
3.在景观上遵循保持原貌的原则
在景观建设上应分别采取保存和控制等保护整治措施。保存即保持原貌，对待核心景区应绝对保护，如实反映真实的历史遗存及自然风光；设置建设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对区内的新建建筑应进行风貌控制，使其在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核心保护区的传统建筑及自然风光相协调。
4.在管理上高效一致
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和破坏文化景观为代价无限度地开发利用，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
结语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道路任重而道远，需要这一代甚至是下一代新疆人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希望能够按照申遗的条件通过对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早日达到成功申遗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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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波，景然.东归英雄的绿梦天堂[J].传承，2008，（4）.
摘要：通过对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进行了SWOT分析,为促进巴音布鲁克风景区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依据。采用SWOT方法分析了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旅游保护与开发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并以此为依据指导申遗的保护与开发。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的申遗潜力巨大,具有诸多优势,面临着良好的机遇，但是也需要克服自身的不足。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景观设计；景观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 TU986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背景
文物建筑、历史城镇、历史街区的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物收藏,但真正成气候的保护是从十九世纪的法国开始的。法国派、英国派和意大利派的相继出现,标志着文物建筑保护作为一门学科已具雏形,现代文化遗产保护就此兴起。就以文物建筑保护为内容的文化遗产保护来看,其发展的两个里程碑是193 1年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雅典》和19 64年的《威尼斯》,两者都体现了意大利派的影响,又以后者的历史地位更为重要。后来相当一部分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文献都是以《威尼斯》为基础制定的,如关于历史园林的《佛罗伦萨》、关于历史城镇的《华盛顿》、关于木结构建筑的(古木结构）保护原则、《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等等。
二、景观设计学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1、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景观设计学的介入
民族文化认同和人地关系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国现代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开始于20世纪。北京大学192 2年成立的考古学研究所被认为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的开端之一。经过八十多年、特别是建国五十多年来的努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前以文物保护为单一中心的保护体系,到1952年以来增添历史文化名城为重要内容的双层次体系,再到1986年以来以历史文化保护区为核心的多层次保护体系的逐渐确立,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法定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2、地方危机
当代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正在发生中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人地关系危机,为文化遗产保护和景观设计学科提出了新的迫切任务。就遗产保护和景观设计学研究的角度看,文化认同危机的本质实际上是乡土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所带来的“场所精神”危机,是一种场所自性的危机。这些正是现代遗产保护和景观设计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同时,人地关系危机则更多的表现为生态环境危机。在本质上,这两大危机的解决都与遗产保护和景观设计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文化景观相继占用
“相继占用”是人文地理学发展中文化景观研究中的重要模型。它反映了不同时段下不同文化对景观的使用,反映了文化景观的累积性特征。这一点在中国主要文化景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东部及几个最重要的文化发祥地区,景观己经高度人工化。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历史之古老和景观文化层积之深厚,表明人类对自然景观改造之剧烈,也说明中国文化景观和国土景观的重要特征即文化累积深厚、高度的人工干扰、自然景观的高度破碎化。中国文化景观的这一重要特征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重要任务:文化遗产保护应充分和生态保护、生态恢复相结合,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同时使我们的土地持续和健康。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讨论以土地为设计对象的景观设计学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三、国内对文化景观遗产价值的觉醒
国内对文化景观的研究并不鲜见，但与世界遗产体系对接的文化景观研究却一直没有受到业界关注，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遭到忽视。中国申遗成功的单位在提交申报文本时均不是以文化景观的名义，甚至目前作为文化景观遗产被国内认可的庐山和五台山也是如此，它们的文化景观价值是被ICOMOS专家发掘出来的。随后，在高度的国际关注下，中国学者也纷纷醒悟，快速认识到中国的风景名胜区以及文物保护单位等体系中所具有的巨大文化景观遗产潜力。
近年来在文化景观领域撰写和翻译的多篇论文中，都对中国遗产界的文化景观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遗产研究团队在遗产申报的实践中也总结了景观设计学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中国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了西湖申报文化景观遗产的文本，是中国遗产界开始与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相接轨的标志。尽管国内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关注与日俱增，各种研讨活动相继开展，但对于文化景观遗产所特有的不同于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乃至混合遗产的价值的认知和保护，目前尚存极大研究空白，尤其对于现存的文化景观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认识还存在误区，迫切需要做出深入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尝试。
四、中国景观文化保护与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1、保护与管理机制的现状及趋势
中国风景园林界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与管理现状呈双轨模式，其一是建设部领导下的风景名胜区及自然遗产、混合遗产保护体系，其二是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目前在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关研究中，物质性载体的保护相对完善，譬如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技术、古建文物的保护修复技术等。虽然二者在保护实践中都十分强调文化与自然环境兼顾的保护理念，但由于两套保护体系各自的局限性，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整合保护的制度保证和规范落实。进一步说，文化景观必然与人的活动、思想等有关，而且往往这种无形的遗产正是文化景观的重要价值体现，因此，在保护有形的物质载体之外，对于与文化景观相联系的人的活动甚至是意识形态的保护、保存和展示也尤为重要。有些文化景观的非物质文化已经消逝，例如玛雅文化的祭坛，我们只能以各种展示或解说教育手段对其无形的文化精神进行传递，使后人能够理解这一文化景观的核心价值。而对于那些仍保存着一定生命力的文化景观，则无法回避其非物质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譬如华山道士至今仍延续着在石洞中隐逸避世的修道方式，但面对游客的进入及各种社会影响的冲击，这一无形遗产正面临衰败的危险。如何对这种活态的、非物质的遗产进行保护和展示？这是对持续发展的文化景观进行保护所面临的难题，相关的保护实践在目前中国文化景观的保护体系下还十分薄弱，应当引起充分重视。
2、保护方法的研究趋势
对于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可以从景观设计的分析入手，找到其或物质或非物质的载体，再针对其载体状况进行保护、修复与展示。这其中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准确分析景观设计的构成要素及其载体，其次是对于以人的活动如风俗等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问题。后者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和难点，是涉及多学科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3、构建连续的景观生态网络
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国土景观背景下,景观安全格局理论的意义在于:通过对遗产价值和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基于一定的技术手段,辩识那些对于形成遗产和遗产体验的关键性 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并以之为节点,通过生态恢复、景观整治、文物保护等手段,联系残存 自然景观、半 自然景观和人工化景观中残存的 自然斑块,加入非 机动车休 闲和游 憩系统,形成连续的遗产景观生态网络,使遗产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一环。从而维护文化景观安全格局,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基本骨架。这也是重提大地园林化的实质要义。
结束语
作为遗产的文化景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如何将蕴藏在其中的景观文化内涵有效保存延续或再现展示出来，发挥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这是未来文化景观遗产研究和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保护”不是狭义的维持现状，对于已经受到破坏的文化遗产，需要通过适当的手段重新建构其文化内涵；同时，对于已经无法复制的非物质文化，需要通过现代手段更为真切地展示出来，这些都属于保护的范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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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遗产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景观；江南六镇；解读
一、研究背景
（一）文化景观
1.文化景观概念
“文化景观”概念在20世纪初首先在地理学界广泛使用。1906年，德国地理学家O.施吕特尔（0.Schluter）提出文化景观形态概念，认为景观有两类：一类是原始景观，一类是文化景观。1925年，美国地理学家C.0.Sauer（索尔）在其《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中，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结果，即“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主张用实际观察地面景色来研究地理特征，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文化地理。文化景观形成需经历长期过程，在每一历史时代，人类都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并在不知不觉中把它们改变成了文化景观。
197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巴黎第十七届会议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遗产分为了文化和自然2个大类，其中界限泾渭分明，自然和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立。随着遗产保护实践的深入，遗产保护的观念也不断深化和完善。人们认识到一种自然与文化相交融的景观遗产，而混合遗产的概念也无法充分表达其自然与文化有机统一的特点。于是，在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核心是：人和自然的共同作品。是架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桥梁。
2.文化景观解读角度
文化景观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概念，强调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和文化环境对人类生存活动环境的共同塑造，以及人类对环境的主动利用和影响。在此，本文将根据文化景观的特点，用演绎的方法从景观的特征和景观的价值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江南六镇
江南水乡古镇，是指处于江南地区――苏南、上海和杭嘉湖地区，即太湖下游和长江三角洲――的水乡村镇，本文论及的江南六镇是江苏省的周庄、同里、用直和浙江省的南浔、乌镇、西塘。这六大古镇在太湖流域这一空间集聚，有着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密切联系，相互影响，有着广泛的物质和文化的互动，具有相似的整体特性。并且保存状况均较为完好。
二、江南六镇文化景观的特征
（一）与自然环境相联系的景观特征
1.水环境塑造的景观特征
（1）总体布局。
古镇的建置因水而成，江南地区，河网稠密，港汊纵横，与河网的依存关系，决定了古镇的建置特征，古镇的整体布局依照河流的走向形成，河道的走向决定了古镇的总体布局。六大古镇的总体布局大致可分为带形、十字形、星形、团形四种。
带形古镇，是以一条明显的主河道为主轴，平面形态呈一字长蛇形的古镇。古镇主要的商业及公共活动的场所，沿河而建，形成古镇带型的基本空间脉络，它通过河、街、房的平行并置，造成虚实相间的线型空间。以乌镇为典型代表。
十字形古镇，是以两条纵横交叉的河道为轴向四面发展，平面形态呈十字形古镇。十字交叉的十字港或十字街是全镇的中心，古镇沿交叉的道路或河流向四面扩展。南浔是典型的十字形古镇。
星形古镇，是以多条河道为轴发展，主次不太明显，平面形态呈多触角式向外伸展的古镇。镇的形态以多条河道的交汇点为中心，呈放射状。古镇角直、西塘就是这一类型。
（2）建筑格局及形态。
古镇因水网而建市镇，因水利而兴贸易，因水势而成风貌，川流不息的河流与古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正是因为水网、河道的存在，使得古镇空间呈现出独特的线型肌理，具体表现为：街随河走、屋沿河建，形成一种顺应河道的线型动势。
四通八达的河道是古镇的血脉，而依傍河流的街市是古镇的骨骼。在这样的水环境背景下，六大古镇中形成了因河展开的街市建筑的两种格局。一种是河一街一屋并行的格局，街道的一面紧靠河岸，街道的另一面是房屋店铺；另一种是河一屋一街一屋并行的格局，房屋濒水而建，门前是街，门后是河，街的对面再是一排店铺、房屋。
这里的民居建筑形态也因水的存在而极富个性。尤其是沿河民居有很多枕水而筑，临水开门开窗，设水埠或建筑内凹，纳水入内，形成了别具情趣的临水空间。
（3）特殊构筑物――桥
江南古镇水网密布，为沟通河道两岸交通，桥成为必不可少的交通节点。江南古镇桥梁数量众多，造型各异。除了功能上的作用外，还起到了重要的视觉景观作用，成为江南古镇的景观标志之一。
2.气候环境塑造的景观特征。
江南地区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江南春末夏初时多有梅雨发生，夏季炎热多雨，最高气温度常达35℃以上。针对这样的多雨的气候特征，古镇人发展出了特殊的建筑形式。
（1）廊棚式。在沿河的店或宅前加建廊棚，廊下成街，不仅遮风挡雨为行人提供方便，也成为家务、休憩、交往、商业等多种功能复合的空间。像西塘的廊棚有的甚至绵延几百米，更加强化了沿河地带的线型态势。（2）骑楼式。沿河住宅或商店底层向内凹人1～3跨（一般宽1．2～3．0 m），形成楼下街．形成的空间与廊棚相类似，是多种功能复合的空间．这种形式在周庄等地经常出现。（3）过街楼式。此种形式是古镇街市最富于趣味的空间之一，通常是两侧房屋通过二层的连廊互相连通，底层中间为街，两侧为房。如周庄城隍过街楼。
（二）与人文环境相联系的景观特征
1.崇文重教的风气对景观的塑造
江南水乡古镇的外部大环境是长期安逸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属吴越文化体系，相对于北方地区，较少受到严格的宗法礼制思想束缚，而是更重视地方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崇文重教的社会风气。
这种风气在景观上的突出表现形式为藏书楼。江南古镇虽小，却几乎每个古镇中都建有藏书楼。这些藏书楼都与当地民居建筑融合在一起，成为古镇居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场所。
2.政治因素对景观的塑造
稳定和谐的人居环境，吸引了大量城市中的社会精英人士、以及退职官吏、富商巨贾前往定居，他们所修筑的宅第常伴有私家园林。
江南古镇私家园林作为古镇官宦巨商的退养之地，又有着不同于苏州园林的特点。它是古镇风雅的象征、富庶的证明，也是古镇地望之所在，是当地宦官商贾对抗官场商场污浊的精神高地，古镇园林相对于苏州园林更具有浑然天成的特点。同时，古镇园林还体现出古镇独特的水文化特征。最具特色的是同里的退思园，园内建筑紧贴水面，体现了人与水的密切关系。
三、江南六镇文化景观的价值
（一）建筑规划本身的价值
江南水乡城镇中所体现的人与环境的高度和谐、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经济的观念、家庭的观念、人的心理与居住的窀问层次的契合等，都是人们在不断地与自然、与社会相互融合、相互协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成熟的，并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在中国城镇规划和建筑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古镇建筑多为洁白的马头墙，黝黑的屋脊瓦，参差错落，或毗连而建，或独立而筑，形成黑与白的自然对比。粉墙黛瓦的古镇民居建筑，给人以清爽舒适的视觉感受；黑与白的简单色调，构成了古镇简单的背景；配合上古镇院落式的单座建筑群体组合，具有独特艺术气息。
（二）独特生活方式的载体
江南古镇内，水街相依，水巷和街巷是江南水乡城镇整个空间系统的骨架，是人们组织生活、交通的主要脉络。水巷既是作为水上交通的要道，是城镇与四邻农村、城市联系的纽带。是货物运输的主要通道，也是人们口常生活中洗农、洗莱、聚集、交流的主要场所。街市则是江南水乡富庶繁盛的表现，在主要街市两侧，商店毗邻，人流来往，很是繁华。由于是步行的交通体系，因而街市的尺度便显得狭窄而随意，更兼两侧的商铺常常将活动领域扩展到街道上，使整个街市热闹祥和。水路与陆路决定舟行与步行两种变通方式，互不干扰，而这两种交通方式的交汇点便是桥梁与河埠以及因之而产生的桥头广场与河埠广场。这些节点往往园地处水陆交叉处，是货物集散交易的地方，因而往往也是人们活动密度是高的地方而成为水乡城镇中最为活跃的场所。
廊棚式、骑楼式建筑所形成的檐廊空间对于居民来说十分亲切，对于外人来说，则是一种不适宜久留的信号，因此还有助于保持住宅的安全和安静。
（三）文学艺术传承
六大古镇都拥有成套的著名景观。比如乌镇有“乌镇八景”：古山云树、香水风帆、双溪皓月、两镇苍烟、南郊春色、西林爽气、仙桥野笛、佛寺晨钟。西塘有“苹川十景”：西塘晓市、北翠春耕、南泓夜泛、东根古坝、福源精舍、环秀断虹、雁塔湾头、渔家栅口、斜瀵来帆、桐村书屋。
这些景色名称，大多为历代文人所创。当地文人或是路过文人被秀丽景色吸引，即会击节赞赏，吟诗作画。这些地名承载了当地居民共同的历史记忆，同时传承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简洁形象的文字特征。
四、小结
江南六镇典型的体现“人和自然的共同作品”的文化景观，是一种具有独特地缘风情和文化底蕴景观类型。水环境、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和文教、政治等人文环境因素对古镇景观的塑造起了很大作用，而古镇独特的景观又在建筑艺术、生活方式、文学传承等方面发挥了它的影响力，体现了景观的价值。基于文化景观视野下的江南六镇特征和价值的解读，可以为古镇的合理保护和发展提供依据和参考，以期以完整的联系的视角促进江南古镇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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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遗产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景观遗产；遗产构成要素；龙脊梯田
【作 者】王林，四川大学旅游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教师。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77-007
The Study on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A case of LongJi Terraces in Guangxi
Wang Lin
Abstract：A Cultural landscape is a cultural heritag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of landscape heritage is that it is “left over by history of human activity"，it is scarce，unique and non-renewable. Terrac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is including of four dimensions，the natural elements，terraced landscape heritage，ancient settlements tangible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take Guangxi Longji terraced fields for example，make a comparison of village-tourists’ perception and build a culture landscape heritage factor system，so as to protect and develop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effectively.
Key Words：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factors system；terrace heritage
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和谐统一的文化景观当之无愧的成为遗产，它是自然与人类相互作用，共同合作的结晶。对文化景观的感知调查属于行为地理学的范畴，感知――认知――映象――决策――行为中，“行为是指以环境映象为基础的人的内在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的外部反应”。通过东道主和游客双方对文化景观遗产的认知来指导当地旅游可持续性发展，或可达到景观遗产有效保护的目的。
一、文化景观遗产及构成
(一)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近代地理学家拉采尔首次提出的，索尔(Carl O.Sauer)提出“人类按照其文化的标准对其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为文化景观”，他首次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到美国，并把景观看成是地球表面的基本单元，发表了标志着文化地理学形成的《景观的形态》一书。二战后出现的强调“文化的政治”的新地理学的出现，试图把景观与历史发展联系、分析其符号学意义和关注景观的文化政治倾向，这一转变已从传统的注重景观本身研究转向对景观过程的研究，更多地借助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
在欧洲，学者基本认为“景观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概念”。[1]德让安(Déjeant-Pons M ，2006)提出“景观是一种自然力量和人类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强调“景观形成一个整体……自然与文化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分离的”[2]欧维格(Olwig K，2005)进一步指出景观不仅仅是空间限定的区域，而且是一个由长时期积累的习俗和文化的概念[3]。如此可见对景观理解不仅指地形形态，而且包括地表其他对象和现象有规律地重复着的群聚，其中地形、气候、水、土壤、植被和动物的特征，以及一定程度上人类活动的特征，汇合为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典型地重复出现在地球上的一定地带范围内区域组合。景观已不是一个简单地貌单元名词，而是包含一定组合，并有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地理综合体。
(二)文化景观遗产
“遗产”一词大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Riehard prentiee，1993)，其涵义与“继承(inheritance)”紧密相连，通常指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遗产”的含义开始被不断引申，地方文脉、历史人物等被都认作是一种遗产，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业用途。20世纪80年代晚期，遗产进入大众化阶段，遗产学初具雏形，“文化遗产学”大约从20世纪中叶初步产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基本完成了它的内涵和学科体系建构，也逐步展现了它先进和新颖的学科理念[4]。
199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把“文化景观”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其表述的内涵是指“自然与人类的共同结晶”，作为世界遗产中重要构成部分的“文化景观”，要求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和明确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反映本区域特色的文化内涵，它包括三种类型：(1)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2)有机发展形成的景观；(3)关联性文化景观。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和谐的人文景观实质上就是遗产。
“文化景观遗产”，是一种重新阐释的文化景观，景观不仅仅是个生态环境和视觉欣赏意义上的场所或自然栖息地，而应该被看作为“文件”(Documents)，“档案”( archive)、“古代佚失作品的来源”(palimpsest)[5]。当然这个“文件”包括古人的文化、劳作方式、生产方式、生产资料、气候等等。“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扩大了文化遗产的认知范围，在文化景观的概念运用于世界遗产的语境中，对世界旅游业会起很重要的作用[6]；同时也使人们进一步去了解人、文化、自然三者之间互动后形成的某种创造性结果及由其体现的地域性、时间性、结构性、目的性等差异所导致的文化特征之异同，进而达到更好地理解人地关系，欣赏、保护和利用不同的文化景观类遗产。由此可见，把文化景观放到遗产的语境中去理解，社区居民感知、认知本社区的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进而用这种认知去参与文化景观的保护，必定会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很深远的影响[7]。
从遗产学的角度来看，和谐的梯田景观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景观遗产。它一般都处在较偏僻的区域，有较强的民族文化特色，受城市化、现代化影响的程度较低，原生态文化景观保持较好，具有边缘性、稀缺性、脆弱性。它是前人世代相传的文化附加在梯田自然景观上的一种改造成果，而这种成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得到有机的发展，进而形成和谐的、生态的文化景观遗产。
二、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简介
(一)遗产历史简溯
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县境内，在桂林以北80公里、县城东南27公里处。有廖家、侯家、平寨、平段、岩湾、岩板、岩背、七星等多个村寨，其中以壮族、瑶族居多。本文所指龙脊梯田，是以平安寨为核心区域的。先前多认为龙脊梯田开造于元代，距今600-700年左右；黄钟警道：“从元末至晚清的600多年间”[10]，包括龙脊景区的官方宣传资料上也说梯田源于元代，缺少历史文献资料支撑。
据张一民先生1984、1985年的调查中，“据当地群众(包括壮、瑶)说，龙脊村的平安寨大约二百年前是红瑶先住的，后来壮族从南丹庆远府迁来才把红瑶赶走，所以就把这个村称为‘赶瑶寨’”[11]。周大鸣等通过龙脊潘姓提供的地契也证明，在龙脊及附近地区，潘姓人的祖先被认为是最早来到古壮寨的，而廖、侯姓人则是后到[12]。瑶族不是典型的稻作民族，长期以来“徭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田无几[13]；瑶人“冬日焚山，昼夜不息，谓之火耕”[14]。近代学者也认为瑶族地区稻作农业产生较晚，一般只有200多年的历史，而且发展不平衡。一些边远山区且到解放前几十年甚至解放后才开始种植[15]。与此对应的是，龙脊壮族至今南丹迁来，迁徙原因与明王朝征用“?”兵有关[16]。壮族是一个典型的“稻作民族”，其生活方式是“饭稻羹鱼”[17]。如此看来，龙脊地方有梯田的历史应该不会超过廖家壮族在此居住的时间，如果按其民间说法“明成化年间从南丹迁出，辗转至龙脊”，则龙脊梯田的历史上限是500年。付广华认为龙脊梯田从廖登仁建造第一块梯田开始，也不过380年左右的时间[18]。
(二)龙脊梯田景观遗产的研究现状
随着1995年菲律宾的巴纳韦梯田正式进入世界遗产，梯田的遗产价值和旅游价值引起重视。我国境内的梯田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块区域，一是云南省哈尼族梯田；二是湖南省紫鹊界梯田景区；一是广西境内的龙胜县龙脊梯田。哈尼梯田于1995年正式提出申报世界遗产，2001年进入我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紫鹊界梯田则是于2004年9月正式进入湖南省申报世界遗产后备名录。
龙脊梯田于1992年开始开发旅游，时间最早，到2007年底，龙脊景区旅游接待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接待游客36万人次，同比增长50%。笔者于2008年11月9日在中国知网上查询，共有文章 “龙胜梯田”成果也颇为丰富，涉及到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旅游学等多方面，其中最热点的问题是，龙脊梯田保护、龙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变迁、龙脊旅游开发、社区参与问题等[19][20][21][22]。对比哈尼族梯田和紫鹊界梯田对遗产价值的重视，龙脊梯田的遗产价值研究却远远没有得到认知。
作为南方山地文化景观典型代表的龙脊梯田，它集梯田文化景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南方山地生态景观等多种遗产要素于一体；最重要的是，它是活态的文化景观遗产，梯田稻作文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依然存在，梯田社区内的居民、梯田景区的管理层该如何有效的开发与保护梯田景观?笔者认为，社区居民对梯田文化景观的遗产感知是一个值得借鉴的问题。只有社区居民自觉的认识到“什么是遗产?”、“哪些遗产值得保护”、“哪些遗产正在消亡?”遗产保护的关键性问题，才会形成主动的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意识，这也正是遗产社区参与活态保护的前提条件。
三、龙脊梯田的遗产构成要素
从符号学意义来看，文化景观遗产是由遗产符号构成，斯宾塞(Spencer，J. E.)和霍华斯(Horvath，R. J.)指出农业文化景观的六个要素：心理要素(对环境的感应与反映)、政治要素(对土地的配置与区划)、历史要素(民族、语言、宗教与习俗)、技术要素(利用土地的工具与能力)、农艺要素(品种与耕作方法的改良等)、经济要素(供求规律与利润等)[23]。申秀英(2006)对各聚落景观区系开展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分析，认为聚落文化景观的构成因子有：地形、地貌、气候、降水、地带、民族、习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筑材料、审美习惯、宗教、礼仪，最终可以建立反映各个聚落景观区系演化过程和相互关联性的“景观基因图谱”[24]。王云才从景观生态学和遗产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山地文化景观，认为主要包括自然环境要素、硬质景观要素、软质景观要素等[25]。皮尔曼则认为文化景观在地面的直接表现是聚落形态、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样式[26]。
笔者认为视角的不同，又有差异，梯田景观遗产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历史遗留”，是稀缺的、独特的和不可再生的，其核心的要素也应该是与梯田紧密相关的自然与文化环境。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初步认定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包括山地自然要素、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要素、古聚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以及在梯田劳作和古聚落乡村生活中形成的民间信仰、民俗风情等非具象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遗产，即梯田――古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
以上因子体系是在学者的研究和笔者思考的前提下形成的，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缺少相关的量化指标进行确定。基于以上分析与设定，笔者选择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进行相关的量化研究。
四、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要素考察
(一)问卷设计
本调查小组于2008年5月和9月分两次进入龙脊梯田景区内的平安寨、龙脊古壮寨调查；同时，在桂林市区进行了曾到过龙脊旅游的游客和潜在客源市场的调查。
本文首先检索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等相关文献，并将检索资料中的指标作为遗产要素构成来源；再由7名专家组成评估组对各题项进行筛选，根据专家意见将评价指标体系的题项分成4个维度――自然生态景观遗产、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古聚落物质文化遗产、梯田――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维度又有各自的分级指标，据此最终保留23个题项。调查问卷全部是封闭式问题，所有问题只需打勾，方便游客填写。问卷内容涉及“遗产构成要素”、“遗产保护的现状““遗产保护社区参与度”、“受访者的基本情况”等四大块主要内容，限于本文篇幅，选择了遗产构成要素的调查来进行分析。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50份，基本上采用个人访谈式的问卷调查。收到本地居民的问卷调查共260份，收回有效问卷242份，选取游客200人，收回有效问卷167份。有效率分别达到93.08%和83.5%。本次调查结果采用SPSS15.0进行统计分析。
1.对自然景观要素的认知差异
在对龙脊自然景观遗产的认知中，游客与本地居民几乎一致，认为龙脊的山地地形地貌、空气和独有的山地小气候独具特色，大多数游客受到其良好的山地自然资源的吸引。
但是，一方面，龙脊“地少人多”，长期垦荒，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居民大量使用原木建房，砍伐森林，使梯田和森林生态平衡受到较大的破坏，野生动物几乎灭迹，访谈中村民说“野生动物好多年没见到了”。这不能不引起各界的重视，自然景观要素是梯田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由于生态破坏严重，若干年后，梯田会不会成为一块荒地?更无从谈遗产旅游的问题。
2.对梯田景观要素的认知差异
对于梯田作为遗产来看，居民与游客均感觉梯田的水土保持、水利设施的状况较优，应继续维护。他们同时认为，梯田的稻作方式，如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收割构成和谐的、原真性的乡村田园风光。梯田一年四季的劳作都是一个活态的农业民俗博物馆，使旅游者趋之若鹜。
但是在梯田的传统生产工具方面，居民很少使用，故很多独特的、调适性的农具已经少见，平安寨新任村长廖政培向我们展示了原来龙脊传统工具的图片，他痛心的说：“现在很多工具都没有了，制造铁具、木具的手艺都失传了。”这种变迁，造成游客的判断，认为“本地没有什么特色的农具”。
3.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认知差异
对村落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方面，两者基本认可龙脊“干栏式”壮族民居很有特色，而且新建房屋的风格也与原来的旧民居一致。可惜的是，龙脊上现存的古建筑已经很少了，最古老者也不过一百年左右，这与天气潮湿、木建筑难以留存、人为火灾、旧房改造、旅游发展等多方面都有关系。民族服饰也成为龙脊壮族的“民族符号”，特别是中老妇女，每个人都有“3-5套”民族服装。
不同的是，村民认为特色饮食已经成为景区的特色，他们认为“游客到龙脊，主要是来看梯田，还有少数民族的”，“吃点壮族竹筒鸡、喝点龙脊米酒、看看壮族歌舞和黄洛长发姑娘”等，所有的这些无不体现了社区居民商业化的服务意识。游客则认为龙脊的歌舞、饮食和纪念品已经失真，“到处都有的旅游商品”、“餐饮又贵又没有特色”、“壮族歌舞失去了真实性”……
值得一提的是，平安寨里的道路是2006-2007年重新修整的，大部分地面采用水泥硬化，原来的青石乡村小路基本被取代，这大大方便了本地村民和游客的出入。但是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似乎起到了破坏性的作用，居民与游客感知最差。
4.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认知差异
村民对本社区的热情度、道德观和环境观持赞同态度，认为其受旅游影响不大，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如昔。同时，村民也注意保护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对“梯田是遗产”，“梯田要保护”认识不到位，更多的人现在注重“挣游客的钱”。旅游利益分配的不均导致部分村民“不种田了”、“我种田别人得利，不干了。”游客则首肯村民的热情度和遗产保护意识以及环境，但认为村民的道德水平下降，“唯利是图”。
值得深思的是，龙脊民间原本是壮族和瑶族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元素，师公、道公等民间宗教神职人员在社区生活中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村内的道观、寺庙、菩萨等全部被毁，难以形成景观遗产了。我们如何看待、保护或者说抢救这一式微的“文化遗产”?
需着重指出的是，至于“村民的乡村审美观”这一项，是学者提出来的，相对来说较为抽象，难以理解。但是，调查表明，龙脊人对“乡村意境”的审美和理解，由于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已经呈现出了巨大的变化，在龙脊，上、中、下寨全修满了家庭旅馆，新修的高楼均达3-4层，高者达7层，有些商家入夜后采用霓虹灯，照得山区的夜晚犹如白昼，农家只种很少范围内的菜蔬和瓜果，养殖少量的家禽，大部分生活用品是从县城各地购买。可以认为，龙脊村民的乡村审美观出现了“集体的无意识”下的商业化巨变，这直接影响到梯田景观遗产的未来发展。
结 论
总体看来，从遗产的角度来看龙脊梯田景观，山地独特的地形地貌和空气质量是相对较优的，这仅仅是自然景观要素的一个部分。与梯田景观紧密联系的古聚落，由于受到旅游业的冲击，许多遗产要素已经商业化，村内建筑、道路、桥梁、民族歌舞、服饰、商品、纪念品等，主客双方感知的较大差异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
主客双方对非具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感知的较弱，这说明村民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文化遗产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挑战，拿民间来说，是任其灭亡还是有意识的恢复重建，以期达到丰富景区内的民族文化特色呢?这恐怕也是管理者和市场开发者应该进一步关注和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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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遗产论文范文第5篇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cities, landscape and architecture are filled with replicated cultural heritage landscape. The replication of Chinese pavilions is one of the reflections of inertia during the culture development course. The replication behavior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inheritance. Through replicating physical cultu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spiritual culture is gain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culture replic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t production mode. Through the way of satisfying the mass need of experienced consumption by art production, the culture value is transmitted from emphasizing aesthetic value and cult value to exhibition value, meanwhile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heritage itself is concealed.
中图分类号: TU986.3
关键词：文化景观遗产；复制；亭文化；陶然亭公园
中图分类号:
华夏名亭园以一种近乎收藏的形式成为中国亭建筑的博物馆，以彰显亭文化特色，然而这种亭文化景观的特殊性在于其形成过程是复制、拼贴。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现代中国的城市、景观、建筑充斥着大量的复制的文化景观遗产。因此透过这种特殊的亭文化现象，本文拟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复制作一些分析。
1.华夏名亭园发展概况
陶然亭公园是北京市十大公园之一，建于1955年，位于北京市宣武区东南隅，因园内有陶然亭而得名。是一座融古典建筑和现代造园艺术为一体的，以突出中华民族“亭文化”为主题的市级综合性公园。1985年5月开始了陶然亭公园的改建规划工作。按市领导提出的陶然亭公园建设要“以亭取胜”的精神，建设华夏名亭园并作为园中八个景区之一。1986年2月以华夏名亭园为实现公园改建规划的起步区进行建设。到1995年止，公园基本建成了华夏名亭园，走历史文化名园之路。
陶然亭公园主打中华民族“亭文化”的主题，但是究竟何为亭文化其阐释并不清楚。同时牛蓿在调查中指出，游览陶然亭公园的游客中，28.33%的游客出游动机是受历史文化的吸引，41.67%的游客关注对文化景观解说，58.33%的游客在游览公园后根本都不知道亭文化是公园的主题。[1]而且亭文化的研究也没有得到学者们的重视。
华夏名亭园采用集中旅游资源的方法，精选国内名亭按1：1的比例仿建而成。园中建有“醉翁亭”、“兰亭”、“鹅池碑亭”、“沧浪亭”、“独醒亭”、“二泉亭”、“吹台”、“浸月亭”、“百坡亭”等十余座。流连园内，有如历巴山楚水之间，或游吴越锦绣之乡的感觉，一览可得天下名亭风貌，领略中华民族的建筑艺术和文化景观遗产。
2.亭文化的阐释
2.1亭文化的形成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完整体系，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思想，并渗透在哲学、美学、伦理、经济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中国传统园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可以包括山水文化、植物文化、园林建筑文化等。亭文化是园林建筑的文化的组成部分。
文化景观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含义，景观本身即是能指，所表达的文化含义即是所指，文化景观就是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关系，即符号。[3]亭自古就是精神的寄托场所和行为符号，其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某种形式上的东西，当它被作为文化的载体的时候，则形式还常常成为某种符号化的表达，而与建筑本身的要素无关。
亭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是古老的形式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亭的性质发生了演变，大致以魏晋南北朝为界，秦汉以前实用价值高于观赏价值，隋唐以后观赏价值超过了实用价值。[3]同时，感性的视觉欣赏升华为理性的审美态度，进而产生富于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逐渐地形成了一种文化积累，构成了亭建筑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到了明清时期，亭的文化内涵方面的创造已成为刻意追求的目标，人们运用寓景于情、寓情于物、移情入境等方式把主观的情感融汇在筑亭造景之中，强调人的主体性与景观客体性的融合，追求着人与自然和谐、自然内心的恬适两种理想境界。
2.2亭文化的形态
梁思成、林徽音两位先生将存在于建筑中的精神因素称为建筑意，其建筑意可以从建筑的形式意、象征意和哲学意三个方面加以概括。邵汉明的文化多义兼容说认为，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界，产生了物质文化；作用于社会，产生了制度文化；作用于人本身，产生了精神文化。[4]本文结合建筑意和人类文化的三个层面认为，亭文化形态可以分为物质形态、活动形态和意识形态这三大形态：（1）如同亭建筑形式意的物态层文化；（2）以人群活动为标志的制度层文化，如社交活动、离别活动、隐逸活动等；（3）以建筑象征意和哲学意为代表的意识层文化，此外还表现在宗教、美学和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中。
亭文化是以亭这种建筑为载体和表现对象的一个的文化体系，是一个不断创新又不断积累的动态发展过程。三大形态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亭文化源于亭，又美化着亭，产生于人与亭的关系，又服务于人与亭的关系。
3.文化景观遗产复制的反思
3.1文化自身发展规律中的复制
文化自身的规律是惰性发展，其突出表现是人类文化复制行为的历史一贯性和现实普遍性。[5]亭这种中国古代的建筑范式跨越时空以同一形态，在绵延不绝地复制回放着，反复再现着它的原初模式，正是文化惰性发展的突出表现。超越时空的文化复制通过具体文化景观遗产的仿造，得到了特定文化空间的整体挪移，实现了特定文化氛围的再现。因此，在横向跨地域的文化影响和交流、纵向跨时空的文化传承中，文化复制行为都是发展的助动力。
庞朴的“文化层次论”认为，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启示人们，物质文化因为处在文化系统的表层，因而最为活跃最易交流；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处于文化系统中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因而稳定性大，不易交流；精神文化因为深藏于文化系统核心，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因而最为保守，较难交流和改变。[6]从这个角度看，通过复制文化系统表层最活跃最易交流的物态层文化以获得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再现，是进行文化交流与体验最为快捷的途径。
道金斯首先提出“meme”一词并认为，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格伦•格兰特将道金斯的定义进一步理论化：“‘meme’是一种非常具有感染力的信息模式，这种信息模式可寄生性的影响人们的意识和改变他们的行为进行复制，从而来繁殖和传播这种模式。”[7]
可以从三方面理解“meme”的涵义：“meme”是一种文化元素，“meme”是一种是复制因子，模仿是“meme”的主要传递方式。“meme”作为复制因子具有三种特性：（1）遗传性，“meme”传播的过程就是“meme”遗传的过程；（2）变异性，“meme”的传递过程并非都是完全一致的；（3）选择性，“meme”的传播能力是不同的。[7]“meme”的特性决定了它对文化景观的影响具有遗传性、变异性和选择性。遗传性决定了文化景观中存在的共性，变异性决定了共性中的差异性，选择性决定了只有那些强势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才能影响景观。亭文化的“meme” 使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长时间受其感染并被广为传播，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符号，进而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华夏名亭园精选国内名亭完全仿建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亭文化“meme”过程中的初级阶段，其对于亭文化进化过程的作用是微小的。
格伦•格兰特认为，一种理念或者信息模式不是“meme”，直到它影响到其他人来重复和复制它，进而再重复给更多其他的人才被称为“meme”。所有可传输的知识都是“meme”化的。可见，文化元素只有复制传播给他人时才能称之为“meme”，但是不能是简单的遗传并复制出来，要在文化的进化中结合其他方面（如社会条件、经济发展、人们观念等）经过变异以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3.2文化产业化过程中的复制
目前社会主流话语广泛使用的是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精神文化。故所谓文化生产，就其本质核心来说是精神生产。同时在产业化时代的背景下，人们的消费由物质性消费逐渐过渡到服务性消费与体验性消费相结合。尤其是体验性消费，集中而突出地体现在文化产品的消费上，以追求精神满足、审美和人生完善为消费宗旨。现代旅游、休闲与公众关系的介入与导入，使得遗产经常变成被各种力量追逐的符号化品牌效应。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遗产的制造、认定和解释都带有明显的社会再生产的特点。
除了当代社会发展和变迁所形成的特定气氛和价值取向的文化需求使人们选择了遗产这一形式和形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遗产工业的出现。从理性和理论上看，我们认识遗产，应该是认识遗产本身而非其他。但是遗产工业本质上是商业，而文化遗产却不是。遗产工业正是利用了遗产本身的巨大号召力和吸引力，现代技术超越了技术的藩篱，不仅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习惯，而且正在加速改变人们的认知体系和思维方式。当技术与社会再生产结合变成遗产工业的时候，遗产便不可避免的出现异化。
在产业时代的环境中，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商品生产在相互渗透、相互消融中呈现以下几方面的动态特征：（1）精神文化生产从根本上来说，是观念性的意识形态生产，但又必须以一定的物化商品形态作为载体，才能被消费主体接受和体验；（2）精神文化生产是以符号作为意识的表达手段创造新的观念世界的生产，但又必须借助传播媒体才能在文化市场上流通；（3）精神文化生产是最富于个性的自由创造活动，但当它被“产业化”时，则表现为个性化与标准化、原创性与复制性的综合；（4）精神文化产品由于其体验性消费特点能令不同消费主体或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产生多次不同的心灵体验，从而发生“价值增值”。[8]
通过复制文化景观遗产的能指载体，其所指同时被人们体验，这种二元关系便在另一空间中得到体现。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园林景观是旅游产业的核心部分，遗产成为旅游中的一个品种、品牌进入大众消费领域。文化复制已经成为重要的艺术生产方式，复制和传播人造景观等文化产品已经成为文化产业体系中的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文化生产以满足大众的体验性消费，使文化由侧重审美价值、膜拜价值走向了展示价值，同时也遮蔽了对遗产本身的理解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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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车迪/1986年生/男/辽宁西丰人/风景园林硕士研究生/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范文第6篇
文化景观是指在特定文化背景和具体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在人的作用下形成的地表文化形态的地理复合体。它是人类活动所塑造并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景观，它反映文化体系的特征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个长期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人类都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文化景观的内容除一些具体事物外，还有一种可以感觉到而难以表达出来的“气氛”，它往往与宗教教义、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因素有关，是一种抽象的观感。文化景观的这种特性可以明显反映在区域特征上。
文化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自1992年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年会被提出，并将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别，文化景观的保护实践仅有二十余年。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别，其文化内涵、保护理念与实践工作仍在探索之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8年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将文化景观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运河和文化线路列为“特殊的遗产类型”，建议以特殊的指导原则帮助上述遗产类型的评估。这表明，文化景观和其他两类遗产与以往的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特殊性，其研究方法、评估体系与保护策略都具有特殊性。因此对于文化景观的认定与评价就有其独特之处：
1. 在物质上，文化景观涵盖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两个领域，但又不同于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也不同于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文化景观作为一种在特定背景和具体自然基础上，人类生活、生产活动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景观形态，是人类与自然共同创造的。因此我们在审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相关文化景观后，不难发现它们都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相关特征。但不同的是，文化景观遗产更加强调景观的历史识别性（historical identity）和它保持一种可延续的记忆属性。也就是说，文化景观的价值更多倾向于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记忆。不同的文化景观，可能记载了某一地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土地利用方式和生存形态。
2. 在非物质方面，文化景观更重视物质景观与非物质文化形态之间的融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可能与当地居民的活态传统（living tradition）具有直接联系。因此，文化景观的构成通常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大要素，两者不仅精密联系、相互作用，并且非物质常常发挥重要影响，这种非物质的影响往往决定了景观的物质形态。
二、郧西县上津古镇文化景观概况
上津古镇地处鄂西北边陲，位于湖北省郧西县城西北70公里，与陕西省漫川镇接壤，南临江汉流域，北枕秦岭山脉。古城坐落于汉江支流金钱河下游东岸，素有“朝秦暮楚”之称，历来为交通、政治、文化、商贸、军事之要地。上津镇是湖北省现存最完整的县级古城，于2007年被国家文物局、住建部评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名录。
1. 物质文化景观遗存
（1）南北交汇的自然景观
上津镇位于秦岭山脉与大巴山脉交汇之处，四周群山环绕，金钱河绕城而过，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其中以长堤柳岸、嵩山仰面、三山叠翠等“上津八景”最具代表。
长堤柳岸为八景之首，最具上津特色，是上津最能够凸显中国古典美学特征的人造自然景观之一。长堤柳岸位于上津古城外约300米的金钱河畔，景观主体是长约500米、宽6米的金钱河古堤。古堤是古城昔日防敌、今日防洪一大屏障。堤外河床宽大防止河水侵蚀大堤，故而在堤外河床之上遍植垂柳，久而久之便形成一道柳丝曼舞的独特风景线。如逢春雨纷纷，堤畔柳丝如烟，飘渺朦胧。清代诗人王霖曾赋诗赞美道： “青青堤上柳，飘忽自成春;欲作三眠势，应来九烈神。波平分鸭黛，浪咸起鱼鳞;若向江中渡，风流自有人。”
除了长提柳岸之外，上津镇还有嵩山仰面、伍峪青幔、天桥古洞等独特的自然景观。这些景观与上津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融入了上津人的日常生活，上津人也按照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感受甚至改造这些自然景观。
（2）“南船北马”的漕运商埠城镇人文景观
除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上津古镇还遗留有大量人文景观。其中，因商而起的城镇聚落景观，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景观之一。
上津古镇位于金钱河畔，金钱河自北向南巡城而过。因水而聚，是中国古典规划原理中最为重要的选址要求。水利万物，靠近水源，能够解决日常生活用水、农业生产用水等实际需求。另外，堪舆学认为，水为财富的象征，滨水而居能够带来财富。的确，在南船北马的封建时代，水确实能够带来财富。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物流通道，漕运决定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因此，中国古代城镇大多规划建造于大江大湖之畔。上津古镇也不例外，金钱河为上津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作为一个因商而兴的古代交通枢纽型城市，上津至今保留有数量丰富、立体多元的商业聚落景观。
①古城墙
早在北魏时期，上津就作为县治所在地得以营造。作为湖北省仅存的县级古城，上津保留有完整的古代城墙、城门。
现存上津古城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正德年至嘉庆三年进行了大规模修造，后又于清顺治七年进行修整。古城周长1236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墙高约7米，呈梯形，为夯土墙包青砖砌成。四方各有一个城门，分别叫做接秦、达楚、通汉、连郧，西南一角还有为方便百姓劳作而开的角门。
②商号、货栈旧址
作为重要的商贸中转城市，上津古城保存多处商号、货栈旧址。这些商业遗存主要分布在古城四街和五街，临街分布。上津古镇现存的商号货栈均为典型的鄂西北合院民居，前店后宿。外墙为生砖砌筑，外抹混合谷壳、桔梗的生土。封火墙较矮，粗壮敦实。上覆黑瓦。
③商业会馆旧址
由于发达的商品经济，上津地区商帮云集，这些商帮在上津建立多所商业会馆，规模较大的有武昌馆、山陕馆等。其中现存最完整的是位于古城外西南角的山陕会馆。
（3）中西交织的宗教建筑遗产
①天主教堂
上津古城天主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位于古城中心位置，毗邻上津县旧址。整体布局为四合院式。主要建筑有门房、礼拜教堂、主教公寓等。
上津镇是鄂西北地区天主教较早进入的乡镇之一。自上津天主教堂开堂以来，共有22位神父坐堂传教。其中，17位外籍神父，外籍神父中多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其中有五人病逝于上津。
在“”期间，上津天主教堂受到严重破坏。现存教堂建筑主体为1984年李新富神父筹资按原样重建，呈哥特风格。其中教堂石质大门为清末原物，门框上书“耶稣圣心，上天之门”，门框石质细腻，书法隽秀，可以遥想教堂原貌。
上津天主教堂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体现在其整体布局上。上津天主教堂在修造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当地民众的文化心理，布局上采用鄂西北合院民居形制，呈典型四合院。其中，门房和两侧配房均使用鄂西北民居建造形制，白墙黑瓦。
②佛爷洞
佛爷洞坐落于金钱河西岸，始建于唐贞观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隋唐时期，由于上津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上津古城一时间商贾云集，成为鄂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随着商业活动的兴起，宗教活动也日益兴盛。故而在上津古镇周围大兴土木，建筑庙宇，佛爷洞就是其中之一。
佛爷洞为金钱河西岸山崖之上的一处天然岩洞，整个建筑充分利用岩洞，在洞外加以建筑，形成佛爷洞主体结构。历史上，佛爷洞屡毁屡建。建国前，佛爷洞仅存僧舍一间，时期，佛爷洞遭受灭顶之灾，所有房舍、佛像全部被毁。现存佛爷洞建筑为2004重建，砖瓦结构。主要建筑有：山门、大雄宝殿、观音殿、城隍殿、土地龛。主要供奉释迦摩尼佛、观音大士、城隍、土地、猪大王，具有民间多神崇拜特征。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
（1）刺绣工艺
上津古镇传统刺绣工艺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无论在造型、色彩、工艺还是图案纹样上都高度凝结着上津人不竭的智慧结晶。上津刺绣的图形纹样，风格朴实而寓意深长，配色用线匠心独具，既忠实于自然又富于想象。绣工制作针法多变，精巧高超。传统刺绣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地方特色，刺绣的主题和内容大多为鸳鸯、狮、虎、花卉等寄托着劳动人民美好希望的图案。刺绣作品图案没有定式，大都通过创作者自己的主观想象进行手工制作，而这些作品也有着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共同特征――在用色上尤为大胆和跳脱常理，也不失为是创作者情感的特殊表达方式。刺绣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各种吉祥的纹样是许多普通的艺术创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也是刺绣艺术作为文化载体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开发价值。
（2）竹编艺术
上津镇竹编农具整体造型呈口大粗制的特点，主要器形有菜筐、箩筐、竹篮等。菜篮是上津最为常见的竹筐样式，主要呈现上宽下窄的形态，筐口一般呈椭圆的形状，且纵向直径较长，较为粗糙简陋，主要用于蔬菜存放。上津菜篮主要有斜背式和挑担式，因上津地处山地，多水路，为方便行走，大多数竹篮有肩带可斜跨。有的菜篮口沿低，沿边有双耳，用宽粗竹篾十字交叉固定，用麻绳钳制两耳交汇处，用扁担前后挑，既实用又省力。箩筐的容积大，多以竹和藤两种材料混合编织，口型接近正圆，器型的腹部向外鼓，近似于水缸造型。竹篮的竹篮口为椭圆形，有的接近长方形，类似船状，款式主要有手提式。
（3）闹火龙
“闹火龙”是上津古镇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亦是当地居民迎庆新年最为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每年正月十二的晚上由镇上居民自发组织舞龙团队，穿梭于古镇的每一条主要干道，火龙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热闹非凡，用烟花对冲火龙，游行结束后火龙基本烧完只剩骨架。上津古镇新年“闹火龙”的传统体现在“闹”字，这是因为上津古镇自古以来因水而生，因码头而兴，有金钱河环绕，新年舞龙意在祈求河神、龙王庇佑，为镇上居民祈福。上津古镇“闹火龙”气势恢宏，舞龙队伍繁复庞大，所耗人工、材料、工艺十分复杂，逐渐由单纯的祈福活动演化成集民间工艺、民间美术和民俗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需要传播，任何一项文化遗产不只是文化的承载之物，更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宣传才能培养和吸引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兴趣，才能将文化市场的消费观念建立起来。更进一步说，只有深入理解文化，培养文化消费观念，使人们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买单，才能使社会走向一个消费文化之路。因此，只有培养人们认识文化、理解文化、延续文化的意识才能让人们学会消费文化，从而化解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们说商品是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商品的创新设计能够更好地宣传与发扬传统文化。任何一个商品的开发应该基于当地的民俗特色，融入其精神内涵，从而增加商品的文化附加价值，继而对商品进行设计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结合，这对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上津古镇将商铺作为开发传统文化的载体，上津有着约一里长的明清古街，是连通古城内外的一条古老街道。两旁民居为四合院结构，和谐而温馨。四合院内古色古香，飞檐斗拱，一进数重。然而，这样古色古香的民居却缺少了旅游观光的气息。商铺的开发是以当地土特产招牌吸引观光者，从而重现明清时期的繁华景象，这样既能全面地展现上津以及我国的历史古建筑风貌，同时也能吸引更多旅游者的眼光。依据上津土特产及待挖掘的文化旅游纪念品做出的实地调查，在建筑风格上，对古镇整体外观及展示区，保留其原有风貌，同时将破坏部分进行修缮与复原，展示区和品尝区与整体的古建筑风貌相协调，给人以古朴、自然之感，真实生动地再现明清时期的场景。在材料和制作工艺上，也进行优化，店铺内部可以采用手绘的方式装饰具有上津特色的符号或图案，这种物化的形式可以成为当地民俗、地域文化传播的载体，也可以成为上津文化的代表。同时，根据上津古镇的特色，将店铺内商品包装设计风格统一，如豆豉、地瓜粉等土特产的包装以仿古防油纸作为材料，环保简洁。以细麻绳简单密封，古朴自然。在设计样式上，以“舌尖上的上津”字样配以地方特色浓郁的食物缩影，将古镇美食与中国传统美食融合，既凸显地方特色，又富有新意。酒的包装设计，以古朴设计风格为主，外部处理为精细的肌理效果，给人一种简约而不简单之美感。香醇的柿子酒、甘蔗酒、苞谷酒，令人陶醉，包装上简单的密封绳与古镇的古朴自然之气质不谋而合。而在酒的销售与储藏容器上选择了陶坛，陶坛的特殊结构能使空气中的氧进入其中，促使酒完全氧化反应，而且，陶坛含有多种金属离子，可以去杂增香，使酒的口味更加醇厚。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何使上津古镇这朵奇葩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是应着重思考的课题，做好上津古镇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与商业旅游的结合是上津古镇向外推介的重点。在保护上津古镇原生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让游客参与其中，以旅游消费带动文化发展。把上津古城规划定位为以生活居住和文化商业为其主要职能，以传统商业服务和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古镇。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静态保护”和“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人类行为活动的动态性和传承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形式。这样一种以过程和活动为对象的客体可以从静态的保护及活态的传承两个方面进行，从而实现其保护与发展。“静态保护”主要以影像、录音的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科技载体为物化形式，转化为一种可见的和可再生资源，即通过科技产品的形式来表现和再现的过程。此技术是以生活化复原手法，将群众的创作情境与自身情境相融合，身临其境地感受创作中所散发出来的文化底蕴，以达到共鸣效果。可复制性是变相地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本，这样不仅能保持文化的传播功能，缓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的状态。同时，让受众了解和认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信息，形成一种平民化、大众化传播方式，有利于其保护和传承。
例如，通过利用计算机制图、人机交互、多媒体等数字技术手段将上津火龙工艺制作过程真实再现，通过视觉的展现和观众的交互，最终实现了解上津火龙工艺的目的，创造“上津火龙民俗博物馆”文化机构，全面展示火龙历史、制作工艺，并针对火龙灯会的表演进行数字化设计与创新，将其引进课堂，通过数字化技术交流互动，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遗产，达到推广和普及的目的，这为传承“非遗”打下坚实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是保护传承人。上津古镇的“非遗”是存在于各民族之中的“活”的文化，绝不能脱离项目和传承人这个传承主体而独立存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的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要以‘活态传承’的方式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四项主要计划之一的“活着的人类财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着极高造诣的一类人）”目的是鼓励各成员国给予他们官方承认，创造有利于“非遗”传承工作的环境，积极改善传承主体的工作生活条件，提高保护传承人的积极性，将其所掌握的知识与记忆传承后人，使得后继有人。建立“上津非遗传习所”等文化教育机构，这样可以给上津人民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场所，同时也为鄂西北地区建设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为“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打造一个社会实验基地，树立借鉴文化遗产资源改造环境、脱贫致富的样板。设立地方民俗传承中心、地方戏曲表演教育传承中心和地方乡土文化教育中心等文化机构，可以突出上津古城在全国历史人文版图上的特色，将上津古城打造成为一个出秦入楚的“休闲旅游古驿站”。
五、结论
文化景观类文化遗产作为近年新型遗产类型，已被广泛认知。由于其本身的特点，使其在保护工作上也具有与一般文化遗产不同的特点，其特殊性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上则更为突出。概括而言，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工作，应做到如下三点：
1. 尊重自然，整体协调。生产性保护的核心，是对文化遗产开展全面保护工作。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在全面保护其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前提下，突出其景观特色，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适度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展示，土特产品开发。
2. 元素继承和产业设计。生产性保护的特点在于将生产寓于保护当中，以活态保护替代静态留存。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活态利用过程中，应对当地文化遗产进行甄选、提炼，概括出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元素，并将其与现代设计产业相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生产链条。
3. 概念推广、综合利用。在乡土文化景观的保护工作中，应结合具体的规划和发展定位，综合利用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资源，做到“因地制宜，扎根乡土，开发资源，综合利用”的乡土文化景观遗产发展模式。以自然景观为表现，乡土文化为内涵，发展成极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示区，体现遗产地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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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遗产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城市文化；景观设计；文化空间
钱学森曾说过：“山水园林城市的设想是中外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的结合。”在文化社会空间环境中，倡导文明建设，文化休闲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文化休闲空间在数量上得到迅速提升。城市文化空间的景观设计将现代休闲与历史文化精神相互融合，体现出我国城市景观设计中对历史文化的传承。
一 城市文化空间内涵
城市文化是文化社会空间的延伸，具有文化娱乐休闲的性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城市文化休闲空间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发展中将现代休闲与历史文化精神进行融合，既使民俗文化得到传承，又展现包容了社会和谐风貌。现代城市通过各种休闲设施来缓解市民的工作压力，提升生活质量。一方面反映出城市生活浪漫和多姿多彩的情调、折射城市管理系统有序规范的精致生活的城市理念；另一方面使传统特色的景观、自然风貌折射出人文精神的人居环境。
城市文化空间是指人们感知和体验城市文化的各种场所，承载的是多种多样并不断变化的城市多元文化类别。从狭义上讲，城市文化空间是指能够承载城市传统文化的空间，包含有物质文化遗存、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载体等。也叫文化空间环境，这种环境一旦失去传统文化的活力，就会成为毫无生气的标本。对于当今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来说，文化空间环境的保护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首要内容。虽然现在也有一些历史性城市已经或者正在开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并划定了历史地段、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城市历史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有效的工作，但文化城市的建设更需要整体系统的文化空间的梳理和塑造。我们也还看到一些城市在改造和建设中破坏了历史文化环境，因此，挖掘城市历史信息、整理城市历史格局、并与城市当代空间叠合，是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塑造的前提。
二 城市文化空间的传承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空间环境中，偶尔瞥见的一墙、一砖、一瓦，都会勾起对于城市过去的遥想。城市承载着地域文化，通过城市特有的气质，展现地域由远及近、由外及内的文化内涵、人文风情、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的角度来看，城市环境的更新向来就不是孤立的，它往往与城市空间的拓展相伴随。一个城市在开辟新区的同时，也要保护老城区，逐步区拉开整个城市的布局，这也是城市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中国有许多城市也在鼓励划分出历史性区域，对历史性的旧建筑物进行整修，改造为休闲和娱乐性的空间环境，使城市的历史风貌区重新变得更有活力。但是在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城市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改造，一些极富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城遭到破坏。大众的城市记忆往往是通过城市中遗留下来的物质空间和历史遗迹来延续。城墙作为中国历史城市常见的格局构成要素曾经普遍存在，但如今大部分已经灭失，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马路和林立的高楼。承载市民传统生活的古街巷，在现代交通的压力下被加宽取直，失去了体现传统生活的空间尺度。历史悠久的城市一般都有丰富的地下文物埋藏，但在城市开发的热潮中，许多被发现的重要地下遗迹被隐瞒、破坏。人们的城市记忆发生断裂，传统文化空间被特定时期的城市建设侵吞，完整的文化空间被碎片化、甚至完全消失，现代生活的繁荣表象掩盖了城市历史文化的失落。随着城市文化作为城市竞争力要素地位的提高，我国近年来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逐渐从文物个体的保护转向整体性、多层次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梳理。通过整合城市历史文化遗迹和城市公共空间，使得城市历史信息通过各种方式得以传递。
三 景观设计中的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空间在视觉上的表现主要体现在文化景观上，是通过适当的景观整理措施，联系单个的遗产点而形成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通道。在城市文化景观设计中更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的多赢，其作法就经常表现为把一些遗产通过建设绿色通道连接起来。借鉴遗产廊道理念，整合乡土文化景观资源，建立集生态和文化保护、休闲游憩、审美启智、教育等多方面功能于一体的区域与城市开放空间系统，以遗产休闲活动为出发点。基本理论服务于一种新型休闲方式的生态基础设施，这便是以遗产和乡土文化景观休闲活动为核心内容的休闲方式。把文化遗产和乡土文化景观一起被通过连续的廊道连接和保护起来，进行整体性的解说和展示，也就意味着游憩、生态和文化保护等多目标的结合。美国建筑大师沙里宁说过这样一句话：“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城市的文化景观一直是设计界瞩目的话题。这是源于设计与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设计将人类的精神意志体现在造物中，并通过造物具体设计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就是文化的载体。一切文化的精神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器物层面最终都会在人的某种生活方式中得到体现。也可以说是设计在为人创造新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从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创造的依据。也是设计者关心城市文化的动机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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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俞孔坚 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第五版） 科学出版社 2011.2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范文第8篇
城市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发展与国际化都市的战略日标出现偏差。由此，本文提出了在城市复兴的大背景下，分析和举例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城市景观设计，在探讨在城市发展中当地地域文化的运用、传承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及凝聚力。通过分析在现代城市发展背景下的地域文化景观现状及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在景观规设训中地域文化景观的相关对策研究究，以建立地域文化景观多样性和乡土性双重体系为基本出发点，塑造地域文化为导向的景观空间载体中的社会共识体验。论文从城市地域文化的概念定义和城市地域文化景观设计的提出，通过地域文化的概念、内涵以及精神分析引证地域文化对于城市文化的思考，通过历史文化、建筑、园林等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元素出发发掘城市文化。
[关键词]：地域文化；城市景观； 景观文化
1、文化内涵的发掘
尊重场地原有历史文脉及场所精神。保持场地的地域特征与文化内涵是延续周边大环境景观风貌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设计在发掘地段原有文脉基础上提炼并延续其潜在内涵。对人文景观进行评价要在对场地原有历史及文化遗存尊重的基础上，对地段环境和历史文脉进行分析、解读、提炼和升华，同时注重探究空间形式潜藏的内在含义，尊重并保护环境原有地貌、文脉肌理，使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空间环境特征融合。
在考]景观环境的要素中，作为整体大环境的组成部分，建成场地的景观规划必然要服从其总体定位，风格特征以及延续其历史文脉，从而做到部分与整体相协调。
2、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地域文化景观的对策研究
地域文化景观同时也应充分重视乡土性保护这关键环节。现代景观意义上的乡土性己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并非仅仅是固守于地方形式，很少接受其他区域的创新；最近几年被广泛引用的当代乡土在概念上被定义为：种自觉的追求，用以表现某传统场所和气候条件所能作出的独特解答，并将这些介乎习惯和象征性的特征外化为创造性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能够反映当今的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简而言之，于景观规划设计中贯彻地域文化策略，并非只是味的钻到故纸堆中企图复制历史，这里的贯彻更强调的是种于传统中小断摒弃糟粕，加以修止从而赋子景观新的内容。俞孔坚教授从乡土景观的主体、客体及相匀_关系方而来理解，解读乡土景观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在于理解景观是乡土经验的种历史记载。
3、地域文化影响下的现代城市景观设计
一座城市中，在城市的物质文化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城市园林、建筑等在内的城市景观元素，这些元素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形态与特点，使人们在城市中有归属感，认同感，同时被这些景观元素感染、亲润，使得城市精神、城市文化底蕴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感官和心灵。使得人们具有城市特有的文化气质。因此，城市园林、建筑等元素的保护就显得举足轻重。
4、地域文化景观是有机联系的生命体
地域文化景观具有有机生命体的特性，通过自组织来维系整个系统的运转。如果将目标地块比作躯壳，空间的划分比作骨骼，交通比作血管，那么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就象征着贯通有机体各处的血液，可见缺乏了地域文化的景观空间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二元对立的态度处理地域文化景观与自然或其与人类的关系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大。
5、城市景观设计对地域文化的吸收与发展
景观中的地域包含地理及人文的双重涵义。大至面积广裹的区域，小至特定的庭院环境，由于自然及人为的原因，千日可一处场所历史地域形成了自身的印记，自然环境与文化积淀具有多样性与特殊性，不同的场所之间的差异是生成景观多样性的内在因素。景观设计从既有环境中寻找设计的灵感与线索，从中抽象出景观空间构成与形式特征，从而对于特定的时间，空间，人群和文化加以表现，通过场所记忆中的片段的整合与重组，成为新景观空间的内核，以唤起人们对于场所的理解与记忆，形成特定的印象。
6、结论
通过景观设计保留场所历史的印记，并作为城市的记忆，唤起造访者的共鸣，同时又能具有新时代的功能和审美价值，关键在于掌握改造和利用的力度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设计包括对原有形式的保留，修饰和创造新型的形式和内容。这种景观改造设计所要体现的是场所的记忆和文化。城市保护，保存，在不同情况下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城市文化保护是强调整体性的保护，从城市平面的图形与背景研究中确认保护的范围，城市整体空间环境的形与势，积形成势，才能托物寄情，寄托城市文化的涵义。占城要划定历史文化区域，新的建设必须尊重历史，城市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城市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尊重历史，城市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城市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相辅相成。例如西安占城的保护必须与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谐一致。既要保护占城的传统格局，又要保护好占城的重要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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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荣（1993.11～），女，山西临汾，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生，2015级硕士，研究方向：风景园林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范文第9篇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不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比较容易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关键词：
世界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保护与利用
收稿日期： 2010-11-09; 修订日期： 2010-12-28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产品研究》(CW0917);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旅游资源与文化发展创新基地》(CLA601)资助。
作者简介：
梁保尔(1953-),男,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旅游文化。张朝枝(1973-),男,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与遗产保护、旅游规划与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自1987年、2001年起分别有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公布的《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热门词汇。本文2010年底用“谷歌”搜索引擎①,以“世界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2万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9万条记录;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作检索②,以“世界遗产”为题名的有1703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4537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名的有6304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26391条记录③。与此同时,以英文法文两种文字围合的“世界遗产”徽
记也无可争议地成为优质旅游资源的身份标识(见图1)。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时使用的一种专有名词,有特定的涵意。然而我们发现,学术界在一些场合使用时,往往以“世界遗产”通称两种类型的遗产,如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
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69.
列有“中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
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12.
列有“世界遗产类别五: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且此类现象亦非个案
如孙克勤《世界遗产学》(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26209.)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遗产”章节并列,彭顺生《世界遗产旅游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25.)将这两种遗产并称为“中国的世界遗产类别”等。
。这样一来未免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世界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遗产类型究竟是同属一个范畴还是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体系？倘若是分属两套独立体系的话,那么这两种遗产类型的主要区别何在？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作一些梳理工作。
2 两种遗产归属两种不同的体系
“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都属于UNESCO宣布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条。
的遗产保护项目,然而研究发现,这两种遗产,其内涵和外延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范畴。
2.1 有两份独立的公约文本
UNESCO第17届会议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规定,由“政府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委员会”制定、更新和出版《世界遗产目录》。这份《公约》将“世界遗产”定义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1987年起增列“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1992年又增列“景观遗产”,总计为四个类型。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世界遗产”应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遗产保护项目,除了“自然遗产”之外,“文化遗产”还应涵盖“文化景观”以及“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的文化遗产部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45-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41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2条。
。
UNESCO第32届会议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规定,由“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编辑、更新和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份《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个类别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2条。
。但UNESCO 2001年起在宣布入选项目时,又划分出一个“文化空间”的类型(参见表5),曾一度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争议(参见本文3.3叙述)。入选这份《名录》
的遗产保护项目通常就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径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强调是一种所谓“国际”级别的遗产类型。
由此可见,“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泾渭分明,是由两个不同的遗产委员会独立宣布的两种类型的遗产保护项目体系,UNESCO因此为两个相对独立行使权力的“本公约的最高权力机关”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4条第1款。
制定了两个独立的标识(见图2)。
2.2 有两套不同的遗产目录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世界遗产目录》,另一个是《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第3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结束时,《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总数达911项,包括: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704项、自然遗产180项、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27项;2010年在册的濒危遗产项目总数为34项。自1987年至2010年,《世界遗产目录》先后收录中国项目达40项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可参见“维基百科”相关条目。
,包括:文化遗产26项、自然遗产8项、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4项、文化景观2项。中国的“世界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三(意大利44项、西班牙41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建立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另一个是《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结束时,《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收录项目总数213项,2010年在册的急需保护项目总数达16项。自2003年至2010年,这两个目录分别收录中国项目28项和6项,中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总量达34项
UNESCO官方网站http:∥。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即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种目录而论,其性质亦大相径庭。《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项目均须已载于《世界遗产目录》中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0条。
。如1995-2003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1978年第一批《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1992-2004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柬埔寨“吴哥窟”是于1992年被《世界遗产目录》收录的项目(便于“吴哥窟”及时接受国际援助)
Google 译自UNSCO官方网站的2010年《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在册的35个项目名单以及经整改已陆续解除濒危的25个项目名单。
。而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则未必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已列入项目,如中国2009-2010年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6个项目,皆为UNESCO当年的新增项目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主要区别在于,列入前一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尽管在社区或群体的努力保护下其存续状况仍然受到威胁的文化遗产,申报国需要承诺制订专门的保护计划。
。
3 两种遗产执行不同的标准
3.1 遴选标准不同
UNE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以“突出的普遍价值”为准绳拟定了10条遴选标准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7条对世界遗产的遴选做了规定:()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只须符合其中的一条或多条相应的单一标准就会被认定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九寨沟国家风景名胜区”是符合一条文化标准或者自然标准,“莫高窟”、“三江并流”是符合全部文化或者自然标准而入选(见表1)。“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则必须同时满足双重标准才具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资格,如“武夷山”、“泰山”同时满足了文化标准与自然标准,特别是泰山同时以7条标准入选,在《世界遗产目录》中十分罕见(见表1)。“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于文化,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见表1)。
UNESCO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设立具体的遴选标准,只是表述了一些基本特征或要素,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做了若干限定,如“各国人民集体记忆的保管者”、“能够确保文化特性永存”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引言。
。各缔约国在此基础上都建立了庞大的名录体系。以中国为例,截至2010年,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7万项之多
据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副司长屈盛瑞在2010年11月23日召开的新闻会上所的通报,7万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中,有102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10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8186项“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3776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
,国务院并为之制定了6条遴选标准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6条:1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2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3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4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5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6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主要涉及候选项目的杰出创造力、世代相传、文化认同、高超技艺、见证传统、濒临危险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些遴选标准对各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3.2 类型标准不同
本文将已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各种类型的遗产项目尝试着排列了一份比较直观的通表(见表2):
本表综合了两个板块。第一板块,参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首先区别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参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再分列出“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两大类;参照《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第2条:“本办法所称世界文化遗产,是指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中的文化遗产部分”的口径,继而将“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拆分为“(文化部分)”“(自然部分)”两部分列入相应类别。第二板块,参照《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条例》(1998)二分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五分法和《部级非
4.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31条：“应把在本公约生效前宣布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遗产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1/2003)(第一批《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公约》2003)
1.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注)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宣布的目的在于奖励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优秀代表作品，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条例》1998)
(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
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表演艺术
3.社会风俗(民俗活动)、礼仪、节庆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公约》2003/《暂行办法》2005)28+6项
2.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条例》1998)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暂行办法》2005)(如妈祖信俗、端午节、麦西热甫等)
2.自然遗げ(《公ぴ肌1972)
.文化与自然混ず弦挪(自然部し)(1987增列)
1.自然面貌
2.动植物生境区
3.天然名胜
4项
(总计8项)
资料来源:据《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98)、《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等并参考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第293页图表归纳整理。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六分法拟定。通过一种通融办法,把UNESCO宣布的两种体系的遗产类型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显示其相互关系,这样似乎比通称为“世界遗产”更妥帖、更容易理解。
相比较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要比“世界遗产”复杂。
第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12条。
:“为了使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确认以便加以保护,各缔约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拟定一份或数份关于这类遗产的清单,并应定期加以更新。”因此《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种特殊的“清单”性质,旨在为中国项目前赴后继地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或《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热身”。很显然,部级项目和世界级中国项目之间有稳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部级项目处于一种预备状态,随时可向UNESCO申报“国际一级”的项目。限于篇幅,兹选取两批被收录的中国项目列表,以便说明世界层面与国家层面两个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3):
第二,除了UNESCO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用性分类,即《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2006-2008)的十分法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Z］.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1316.
(2007)的十六分法,这两种分类也有一个明显的对应关系(见┍4):
从表上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医药”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中并没有建立对应的类别,而只是在“民间知识”下设一小类;二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类)分类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类)、《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6类)的分类不能完全对应。
3.3 类型分歧不同
在“世界遗产”分类中的“文化景观”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似乎难以截然区分。对于这个问题不妨这样理解:其一从遗产性质而言,它是人类学的一个概念,代表的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文化遗产/遗址”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
韩锋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一文中认为,“文化景观”在于“展示人类社会与聚落在自然环境的物质性制约或机会下以及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内在和外在持续作用下的演进,突出强调人和自然之间长期而深刻的相互关系作用”(见 ,200918)。并参见UN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第47条。
;其二从遴选标准而言,“文化景观”的入选项目只须满足符合文化标准的一条或多条标准,而不必涉及其他的自然标准;其三从类型划分而言,它主要包括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园林、公园)、有机进化的景观(残余物景观、持续性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自然因素、宗教、艺术、文化)三类。所以说,“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应该在于文化方面,或者说,“文化景观”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
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佛教和道教庙观与代表理学观念的白鹿洞书院一起,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景之中,激发了无数艺术家以美学的态度看待自然,开拓自然文化。
(参见表1)。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关于“文化空间”(“文化场所”)的分类有颇多争议。起因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分为五类,而实际宣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却多了“文化空间”的类别(见表5);与此相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有“文化空间”的类别,而实际上在国务院两次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却难觅其踪迹
参见相关文献。
――于是便引发了关于“文化空间”的学术争端。
从源头而言,《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文化空间”概念来源于《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UNESCO,1989)“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文化场所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以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把“文化空间”解释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3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类:(1) 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2) 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王文章认为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8,30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本身就不是一种逻辑的分类,难免会出现一些跨类现象。乌丙安认为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认为,“凡是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在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的大型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式。……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传统节庆活动就是最典型的文化空间。但这些解读听起来仍然有些费解,关键在于要解释清楚“文化空间”为什么是“非物质”的。相对而言,向云驹的解读比较透彻
向云驹《论文化空间》20091026,《再论文化空间》20100101,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他认为,“文化空间”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和理论依据在于它完整地、综合地、真实地、生态地、生活地呈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人类学”的概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类别、样式之一的文化空间,首先必须有实在、实有的场所,这个场所必有物的存在(桥、民居、村落、庙宇、街道、广场等等),或有固定的(如物的永固性)时间周期;其次,这个空间必与人的身体的栖居和精神的栖居相关联,才成其为“文化空间”。栖居必然建造,建造是人在场的象征和天然成分。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有人在场和出场的空间。因此,有人在场的“文化空间”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如果没有活的人在场,“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话,那就只能是文物、古迹和遗址(“文化遗产”)。向云驹的解读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文化空间”的释义作了必要的注脚。
4 结论与讨论
4.1 本文结论
“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官方文件《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和《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World Heritage,汉译名“世界遗产”,包括了“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四个类别。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颁布的官方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汉译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有UNESCO官方的中文文本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39条“有效文本”:“本公约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和俄文拟定,六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这一文本将目录译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加“人类”二字,以表示这是一种“在国际一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4章:“在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
由此可知,“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社会层面通常的兴奋点在其UNESCO“出身”,比较容易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讨论学术问题时,为避免产生歧义起见,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4.2 问题讨论
两个《公约》的根本宗旨在于确保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9-95条有关“完整性和/或真实性”条款内容。
。国家为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3条“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第二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表”分列了8个资源主类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第4.3条款,见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http:∥。
,其中的A.地文景观、B.水域风光、C.生物景观、D.天象与气候景观、E.遗址遗迹、F.建筑与设施等类别多与“世界遗产”(自然、文化)有关,G.旅游商品、H.人文活动等类别则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换言之,本文讨论的两种类型遗产的“合理利用”与旅游吸引物有着有高度的相关性。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为例。旅游通常由“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旅游要素进行生产性传承,如昆曲(人类2001)(国家145 Ⅳ1)
人类、国家、国家三推分别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人类2005)(国家101 Ⅱ70)、京剧(人类2010)(国家172 Ⅳ28)等
参见表3。
是通过旅游“娱”的要素的发挥、通过剧场演出和票房收入解决一部分传承发展中的问题,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购”的要素的发挥,使濒危手工制作技艺在各类旅游摊档令人爱不释手的小商品形态中保持“活态”,如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国家898Ⅷ115)、龙凤旗袍、亨生和培罗蒙奉帮裁缝(国家三推Ⅷ6)、上海鲁庵印泥(国家917Ⅷ134)、曹素功墨锭制作(国家三推Ⅷ73)、油纸伞、西湖绸伞(国家923Ⅷ140)、嘉定黄草(国家830 Ⅶ54)等;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嵌入现实生活,成为居家旅行、日常用度的趣味盎然的选择,最典型为“吃”要素的发挥,如存续我国城市历史文脉的“老字号”项目等(见表6)。
令人瞩目的是,在2010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睦、味觉上的美好体验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平衡的“法国美食大餐”(人类2010)首次以一国美食而被UNESCO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参见UNESCO官方网站;并参见《文汇报》2010年11月20日报道《法国大餐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国美食大餐”是庆祝个人或群体生活重要时刻,如:出生、结婚、生日、纪念日、庆功和团聚等活动时的一种实用的社会风俗,通过节日盛宴,法国人聚集在一起享受独特的美食艺术。“法国美食大餐”的入选,对旅游资源而言,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遴选将逐渐从诸如中医针灸
王乐,吴越.申遗后针灸精髓如何传承［N］.文汇报,20101125;吴越,王乐.如何让老外弄懂活血化瘀［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10)(444 Ⅸ5)、中国活字印刷术
任思蕴.活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前世今生［N］.文汇报,20101207.
(人类急2010)(国家918Ⅷ135)、中国书法
莫三相.汉字书写――怀恋中国人的文脉载体［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09)(国家839Ⅶ63)之类主要依赖于诠释系统予以转化的项目趋向于开始关注存活于现实生活中的通俗旅游吸引物了,这对于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品开发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鲜活的信号。オ
(鸣谢:谨对上海师范大学张萍、姚小梅所承担的资料整理工作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 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69.
［2］ 邹启山.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M］.北京:大象出版社,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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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莫湘.汉字书写――怀恋中国人的文脉载体［N］.文汇报,20101227.
［11］ 王乐,吴越.申遗后针灸精髓如何传承［N］.文汇报,20101125.
［12］ 吴越,王乐.如何让老外弄懂活血化瘀［N］.文汇报,20101227.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范文第10篇
论龚贤的人格美与艺术美侗瘘
龚贤的生平与艺术思想马桂顺
龚贤的“逸品”论与“金陵三逸”马鸿增
龚贤生平之我见古原宏伸
龚贤与宋、元人笔墨之异同(提要)舒士俊
龚贤墨法水法论(摘要)王伯敏
TheSummaryofTheThesisForTheInternationalDeliberaliveAssemblyofGongXian’sTechniqueInArt:DiscussionAboutGongXian’sSkillsInChineseInkAndWater王伯敏
龚贤绘画美学思想周积寅
龚贤与髡残张子宁
论“金陵八家”构成原因及有关问题陈传席
龚贤三题黄涌泉
龚贤年谱林树中
龚贤现存画目王凤珠
论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美学特征——兼论中国绘画南北差异之起源康育义
《瘗鹤铭》书者及时代再论刘建国
中国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体系中不同文化圈之形成与交融谷建祥,贺云翱
良渚文化的影响与古史传说纪仲庆
部族和良渚文化陆建方
香港史前文化白尔德,李秀国
初论运河文化梁白泉
浙江古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徐吉军
近代宁波社会文化的扭曲和唤起洪永珊
试论滨海地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邢鹿
“中国滨海地区古代文化学术讨论会”总结报告纪仲庆
简论历史人物传记写作方法欧炀
湖熟文化与江西万年类型文化——谈吴越文化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
对“湖熟文化”几个问题的再认识肖梦龙
关于《宜侯矢簋》铭文的几点看法曹锦炎
论西汉东、南两越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杨琮
东瓯国疆域北界考徐三见
江、浙地区的早期玻璃器和先秦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姚勤德
日本吉野ケ里和中国江南文化安志敏
拘那罗陀与泉州方拥
唐宋时期的海州与海上“陶瓷之路”刘洪石
古代连云港地区的对朝交通——海上丝路的东延李洪甫
郑和下西洋原始契机论张晓旭
美国俗文化协会的国际化雷·B·布朗,章智源
关于妈祖研究的几个问题郭庆文
泉州地区水神崇拜管见朱亚仁
潮州音乐探源许崇群
潮州工夫茶之艺术观陈香白
海乡风俗浅探郭泮溪
海南岛古代黎、苗建筑的初步研究黄敬刚
苏北史前遗址的分布与海岸线变迁吴建民
太湖～宁绍平原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徐建春,郑升
江苏吴江县龙南遗址孢粉组合与先民生活环境的初步研究萧家仪
夏商时代至唐以前江苏海岸线的变迁贺云翱
系统科学思想与中国考古学研究裴安平
考古学对象与分类的重新考察张爱冰
宁波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初探林士民
论古海州湾文化圈刘凤桂
行业文化与专业博物馆明鸿本
略论江浙地区史前文化的埋葬习俗陈国庆
略谈吉家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徐治亚
青墩出上麋鹿角上刻划纹之文化涵义探析徐冬昌
溧水神仙洞一万年前陶片的发现及其意义葛治功
张家港市文物分布及特点易剑刚
张家港市——原始滨海文化交流的渡口缪自强,钱公麟
张家港市许庄新石器遗址王德庆
“湖熟文化命名3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钟民
关于“湖熟文化”命名问题王世民
关于“湖熟文化”的三点看法张长寿
湖熟文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李伯谦
略谈“湖熟文化”研究的定量分析和“先吴文化”称谓问题刘绪
略论宁镇地区青铜文化序列邹厚本
论宁镇地区古文化之演进谷建祥
对湖熟文化正名、分期及其他林华东
湖熟文化族属研究林留根,施玉平
关于湖熟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杨宝成
湖熟文化的分期与土墩墓的年代问题王恩田
湖熟文化与土墩墓关系试析华国荣
试论滁河流域的周代文化宋建
简论湖熟文化的多元性陈丽华
丹徒断山墩遗址发掘纪要邹厚本,宋建,吴绵吉
湖熟文化与湖熟镇张正祥
首届中国环境考古学学术讨论会纪要李民昌
古瓷新探李刚
同安窑系青瓷的初步研究林忠干,张文崟
中国瓷器的花卉图案里贾纳·克拉尔,孙咏洁
常熟唐人墓志概述吴慧虞
五代前后江南儒道释文化融合的例证龚平
隋代台湾人口迁移福建考林蔚文
试论“盐铁塘”在早期历史时期的作用路希羔
施琅出师台湾地点及泰请敕封妈祖之史实孙英龙
上海浦东老宝山城非浦西宝山县城前身考章采烈
滨海地区博物馆的特色与任务龚洁
何光岳《楚源流史》评述傅朗云,杨旸,戈锋
学说以救时为贵陈立夫
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陈大络
龚贤艺术研究座谈会在南博召开鲁力
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杭召开叶丁
日本考古学家来连云港市博物馆参观座谈刘洪
《赣榆发现朐臣铜锅》读后曹锦炎
博物馆事业发展需要培育行业咨询力量陆建松；
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上)单霁翔；
关于文物保护单位“两线”划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束有春；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中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和分级王涛；
江苏淮安楚州区河下遗址龙泉窑瓷片堆积坑发掘简报杭涛；陈锦惠；张弛；邱军强；霍华；韩建立；郝明华；吕昕人；韩祥；
江苏淮安楚州区河下遗址龙泉窑堆积瓷片研究霍华；陈锦惠；郝明华；韩建立；
清宫旧藏明代龙泉窑青瓷概论黄卫文；
明代宦官杨庆墓的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邵磊；
江宁区博物馆藏明陈瑄家族墓志考杨李兵；
论台湾高山地区的史前聚落——以曲冰遗址为例陈仲玉；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玉耳珰初探费玲伢；
古代辫发小考朱笛；
博物馆与公众龚良；蔡琴；
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融合——美国老史德桥村博物馆的实践吴相利；
《东南文化》订阅启事
叙事学视角下博物馆的媒介优势刘佳莹；
论汉代画像石的装饰图案设计郑立君；
徐州汉画像石与中国戏曲赵咏维；
国外磨制石斧石锛研究述评黄建秋；
佛教雕塑背光图像的象征意义封钰；韦妹华；
南京博物院藏民国文献述略奚可桢；
日文提要黄建秋；
韩文提要尹恩子；
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在“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发言张忠培；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杜金鹏；
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认识与分析陈怡；
隋唐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特点及保护方式初探——以安徽段大运河为例王晶；
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聚落发掘的重要收获顾筼；
马鞍山采石河流域区域系统调查初步报告张居中；杨玉璋；蓝万里；范方芳；汪吉吉；王娟；来茵；王乐天；夏冬青；江泽云；洛伊德；佘玲珠；戴玮；栗中斌；江晨；代诗宝；袁春荣；苗杰；王立新；
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良渚时期人骨微量元素的初步研究张全超；；翟杨；
江苏江都大桥窖藏青铜器夏根林；
苏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遗物程义；姚晨辰；严建蔚；
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与族属析论徐少华；
江苏张家港市黄泗浦遗址的发掘顾筼；
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陈元甫；
征稿启事
东晋宣城内史桓彝墓考辨杨恩玉；
南京滨江开发区吴墓出土“建衡元年”买地券补释张学锋；
六朝文化研究续议李良芳；胡阿祥；
宁杭城际铁路江苏段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顾筼；
从海上交通看中国与百济的关系周裕兴；
古物李济；
关于博物馆学研究对象的思考刘毅；
“湖熟文化”命名50周年暨纪念尹焕章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田名利；
上海世博会与工业遗产博物馆吕建昌；邱捷；
博物馆与青少年教育毛颖；
论岩画阐释中的多元视界杨超；
象数符号与上古岩画中的网格图案初探仲几吉；
略论中国山水画理论体系之嬗变李俊；
宋代绘画中的穷款、隐款现象研究李永强；
一个正在形成的考古学分支——读《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李栋；
让文化景观遗产融入美好生活龚良；
中国文化景观的申遗策略初探陈同滨；
从遗产中的“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侯卫东；
六朝都城佛寺和佛塔的初步研究贺云翱；
南京麒麟铺石兽墓主问题研究补正杨晓春；
走马楼吴简所见“私学”考邓玮光；
《瘗鹤铭》金山本考识潘美云；
试谈南朝墓葬中的佛教因素韦正；
漫谈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方法——从安阳西高穴汉魏大墓的墓主推定说开去许永杰；
江苏句容春城南朝宋元嘉十六年墓肖梦龙；刘丽文；陈世华；王克飞；毕蓉；霍强；文茂秀；何汉生；翟中华；
福建泉州南安丰州发现两座六朝墓陈建中；范佳平；吕睿；蔡珊；谌礼刚；赵兰玉；黄伟；
也谈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墓主和时代刘照建；边策；
孙吴佛教流传考屈大成；
数字水印技术在数字博物馆中的应用宗旸；
《南京百科全书》的编纂特点、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兼论地区百科全书的编纂及价值庄小军；邓攀；
“学术期刊·博物馆·文化遗产”论坛暨《东南文化》创刊25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纪要本刊编辑部；王霞；
《龙舟大神宝像图》考高文杰；
第一座外国名人纪念馆——崔致远纪念馆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董学芳；
教育服务多元发展——周功鑫院长专访周功鑫；龚良；
南京红土桥出土的南朝泥塑像及相关问题研讨王志高；王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