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探究论文

内容摘要：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社会始终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纵观人类历史，社会的不和谐往往在社会转型期表现的最为显著。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克服社会的不和谐，建立和谐社会，公共财政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键字：和谐社会、公共财政、转型

一、“和谐”，人类社会始终追求的目标

和谐是人类社会的元问题，是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

1、中国的“和谐”哲学，宏观和谐

中国四书五经之首的“易经”，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易有太极”，太极是什么？就是“太一”，是哲学上的整体和统一，是宇宙浑然一体的元气。中国围棋的黑白旗子，以中央为“天元”的棋盘，深深的凝聚着“和谐”的思想。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数”以来，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伦理和谐观，实行“仁政”的政治和谐观，都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宣扬的国家治理理念。

道教虽然与儒家思想同时发源于我国春秋时期，但由于其“清心寡欲”、“小国寡民”的超然和谐观有抑制生产的不利因素，因此被统治阶级所弃用，没有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但其始终伴随着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隐性的社会和谐观，历代“学而优，却不能仕”的社会精英，往往选择隐居的生活方式实现超然的和谐观。

中国本土化的佛教就更厉害，“六祖大师”惠能的一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道出了人生轮回的和谐。

2、西方的“和谐”哲学，微观和谐

而西方的“和谐”哲学却是从小处着眼，从每个独一无二的人性的和谐谈起。

基督教是西方社会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的思想根源。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个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就是肯定了基督教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在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指出，正是新教的宗教精神，一种新的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的发展。德国费尔巴哈在其《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上帝的完善性，就是我们灵魂的完善性；只是前者是无限制的……”都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阐述个人在社会和谐中的巨大作用。

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人，其“看不见的手”理论通过研究普通制针工人的分工对效率的提高的作用，阐述了充分的竞争交易可以是使个体的自私自利行为在整个社会层面表现为完美的“和谐统一”

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通过对梦这种无意识人类行为的研究，阐述了人的潜意识对于社会和谐的影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耶克、米塞斯等人通过研究有意识的人类行为，阐述了自由对于和谐社会的重要。

但是在实际中，社会和谐的状态是短暂的，不和谐的声音往往此起彼伏。美国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的“不可能定理”，道出了集体选择和谐的现实困难性，“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使人们看到了个人理性的选择到集体和谐选择之间的鸿沟。也正是现实中的不和谐，使人们产生了对和谐社会的憧憬，西方的“乌托邦”、中国的“世外桃源”体现着古今中外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

二、转型时期社会不和谐的表现

纵观人类历史，社会的不和谐往往在社会转型期表现的最为显著。美国政治学会副主席、哈佛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塞谬尔·P.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里指出现代化过程中基本价值观的转变、社会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政治体系的巨大变革往往造成社会不和谐。

纵观我国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社会正在体现着重重的不和谐：

1、思想上的不和谐，“忠孝”伦理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背离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忠孝”为核心的社会。自然经济是以忠孝道德为基础的“人情经济”，“身份经济”，它与以诚信为道德基础的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价值规律，它从不承认像人情、身份、伦理规则等一类的规律。同时，竞争和变动使得每一个人利益的实现都离不开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受到他人行为的制约，因而也有必要通过互相之间的契约达成合意，去完成经济交往活动。契约关系所蕴含的意志自由、权利义务平等、等价有偿和公平竞争等一系列规则及其法律精神必然使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改变“忠孝”的道德观，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市场道德。

2、政治上的不和谐，授权集中与用权民主

西方的政治体制，是体制下的议会制，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政治授权的民主性和行使权力的行政独立性和集中性。政府的政治权力是必须通过议会的立法授权，一旦授权，行政权力的行使便不受议会的监督，体现集中性。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体现为领导、干部的选拔采取组织提名的办法，行政的授权体现为上级领导的意志，体现为集中；而在国家政策的执行时却体现为民主，必须由“四大班子”一致通过才可以，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最大的弊端体现在财政政策上就是各级干部不对百姓负责，而只对上级负责，并且在制定政策时缺乏效率。

3、经济上的不和谐，计划功能与市场功能的交叉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欧的古典市场经济，也与东亚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体制相异的“双轨制”，即发育中的市场机制与行政性干预并存。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模式”以区别于“东亚模式”。体现在财政上，就是财政政策对私人经济的过分干预、税收政策的区别对待和国有经济成分的规模庞大以及证券市场上国有股“一股独大”，这种“双轨制”在相当长时期内还可能存在。

4、自然环境上的不和谐，我们的发展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

由于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把经济的增长、GDP的增大作为各级政府的经济工作的唯一目标，不考虑自然界的发展变化，不建设自然界，只把自然界当作免费获取资源的仓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自然资源受重损。石油的短缺、国土的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温室气体的排放、城市的光污染等等已大大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凸现三、公共财政VS不和谐

“财政学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范畴，而不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分析工具。”[i]“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治不过就是决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资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会机制……是关系到、民主、法治的政治大问题。”[ii]，既然财政是个大问题，那么解决社会的不和谐，财政具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1、公共财政应通过对“私人契约”的保护，重塑“诚信精神”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关系是商品生产者经济交往的最基本形式，因而也是范围广泛的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或基础，诚信是签订和履行“私人契约”的道德基础，没有诚信，“私人契约”就会难以履行。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交换，交换的基石是诚信。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中，说中国商人缺乏“诚实”和彼此毫不信任，这是对中国商人缺乏了解。恰恰相反，中国商人则是非常强调“信”、“诚”之道德的。然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由于历史的长期禁锢和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不完善，加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不清，使得“私人契约”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有效得执行，使得社会的交易成本大大的加大，中国社会传统的诚信美德得到破坏，阻碍着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阻碍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公共财政应当抽身比赛，切切实实的当好裁判员，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降低交易的履行成本，促进契约的有效执行，重塑市场的“诚信精神”。

2、公共财政应通过法治化，逐步形成有效的民主财政

公共财政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因此，公共财政的首要任务是对市场契约的尊重和保护。公共财政应当成为保护市场契约的工具，公共财政的使命就是保护私人契约。从这点上讲，公共财政首先必然是“法治”的财政，因为对契约的有效保护是法制的本质特征之一。基于对私人契约保护的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核心必然是“治政府”，人民通过法律限制政府的权力，体现在财政上就是建立民主财政。建立人民说了算的财政。通过财政的民主化，逐步促进政治的民主化。

3、财政应通过公共化，退出私人领域，提供更广泛的公共产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上的交易活动一般只发生在私人领域，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要求政府退出这一领域，把政府活动其中主要是财政活动局限于公共领域之内。非赢利性是公共财政的本质特征之一。在我国目前以市场为目的的改革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就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体现在财政上，就是财政支出范围的问题。因此，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财政支出范围就只能界定在市场做不了的即失灵的领域，以弥补市场的不足，提供更广泛的公共产品。

从历史上看，社会的和谐是自发形成的，不是“构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能“构建”的，在我们宣传和谐社会的同时，如何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可以享受到经济增长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使每个公民在经济增长中自身得到发展，使每个公民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增进社会认同感，是我们的政府应该认认真真思考的，也是我国财政在促进经济发展，克服社会的不和谐，建立和谐社会中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三、公共财政VS不和谐

“财政学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范畴，而不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分析工具。”[i]“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治不过就是决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资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会机制……是关系到、民主、法治的政治大问题。”[ii]，既然财政是个大问题，那么解决社会的不和谐，财政具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1、公共财政应通过对“私人契约”的保护，重塑“诚信精神”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关系是商品生产者经济交往的最基本形式，因而也是范围广泛的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或基础，诚信是签订和履行“私人契约”的道德基础，没有诚信，“私人契约”就会难以履行。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交换，交换的基石是诚信。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中，说中国商人缺乏“诚实”和彼此毫不信任，这是对中国商人缺乏了解。恰恰相反，中国商人则是非常强调“信”、“诚”之道德的。然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由于历史的长期禁锢和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不完善，加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不清，使得“私人契约”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有效得执行，使得社会的交易成本大大的加大，中国社会传统的诚信美德得到破坏，阻碍着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阻碍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公共财政应当抽身比赛，切切实实的当好裁判员，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降低交易的履行成本，促进契约的有效执行，重塑市场的“诚信精神”。

2、公共财政应通过法治化，逐步形成有效的民主财政

公共财政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因此，公共财政的首要任务是对市场契约的尊重和保护。公共财政应当成为保护市场契约的工具，公共财政的使命就是保护私人契约。从这点上讲，公共财政首先必然是“法治”的财政，因为对契约的有效保护是法制的本质特征之一。基于对私人契约保护的本质特征，现代“法治”的核心必然是“治政府”，人民通过法律限制政府的权力，体现在财政上就是建立民主财政。建立人民说了算的财政。通过财政的民主化，逐步促进政治的民主化。

3、财政应通过公共化，退出私人领域，提供更广泛的公共产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上的交易活动一般只发生在私人领域，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要求政府退出这一领域，把政府活动其中主要是财政活动局限于公共领域之内。非赢利性是公共财政的本质特征之一。在我国目前以市场为目的的改革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就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体现在财政上，就是财政支出范围的问题。因此，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财政支出范围就只能界定在市场做不了的即失灵的领域，以弥补市场的不足，提供更广泛的公共产品。

从历史上看，社会的和谐是自发形成的，不是“构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能“构建”的，在我们宣传和谐社会的同时，如何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可以享受到经济增长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使每个公民在经济增长中自身得到发展，使每个公民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增进社会认同感，是我们的政府应该认认真真思考的，也是我国财政在促进经济发展，克服社会的不和谐，建立和谐社会中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