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向何处去?

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教育事件,包括校车事故、免费午餐等等,凸显了当前农村教育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校车、午餐、大班额、寄宿制学校、流失辍学等问题背后,是持续实行了十年的农村“撤点并校”政策。

在学龄儿童减少和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新形势下,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集中资源办学的初衷无疑具有合理性;但是,撤点并校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刀切、过度撤并、学校的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造成农村学生“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的问题。“学校进城”成为流行的口号,从起初的“初中进镇、高中进城”,到现在有些地方连小学也进入县城,家长必须在城里买房、租房。甚至出现了将所有农村学校撤并、集中到县城举办“教育园区”的“新模式”,《义务教育法》确定的“就近入学”的价值几乎被颠覆。于是,随着学龄人口减少、教育资源增加,真正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人性化的“小班小校”的选择被抛弃了,县城的学校人满为患,班额越来越大,打造三五千人、上万人的巨型学校成为新的时尚。伴随“超级学校”的崛起,出现了“县中沦陷”的说法。优质学校逐渐退出了县城,进入地级市甚至省会城市,它成为农村学生在研究型大学减少的可能的原因之一。

我们看到了农村撤并学校的不同动力:在资源不足的背景下,教育主管部门沿袭的仍是“效率优先”的套路;政府部门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依靠“教育产业”拉动城镇经济和房地产,基本是非教育的,这就是农村教育的“被城市化”。

因此,才出现浙江缙云县将仍有几百名学生、办学质量尚好、农民十分欢迎的学校强行撤并的事例。

近年来,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对农村教育“空心化”、边缘化的现实深为担忧,一再呼吁。教育部也数次发文强调农村撤点并校不能一刀切,不能影响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机会,撤并学校要听取民意、征求村民意见。最近,温总理态度鲜明地提出:“农村教学点撤并要十分慎重,充分考虑学生上学方便和交通安全。”但是,在行政力量的强力推动下,这一趋势似乎依然难以改变,一些省份将大规模撤并学校的指标纳入了“十二五”规划。

今天的农村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需要正视和回答这样的问题:农村教育的功能、价值究竟是什么?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是取消农村教育吗?如何改善政府教育治理的方式,建立教育公共政策的纠偏机制?我们需要汲取前辈教育家和五四教育文化的资源,需要借鉴亚洲国家社会现代化的有效经验,探索真正符合农民和农村需要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