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在法律中的特殊保护

长期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攫取与不合理的利用,导致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许多动物物种走向灭绝。很多国家呼吁立法者要通过立法的方式加强对动物资源的保护。但在法律上如何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动物呢?民法学者与环境法学者各执一词。本来在传统民法上,动物一直是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看待的。作为一种有体物,动物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只是权利主体支配的对象。但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这样规定是很不合理的,主张将动物由法律关系的客体上升为人类道德关系的主体,进而升格为法律主体。特别是1990年8月20日德国立法者在《德国民法典》第90条项下增加了关于动物不是物的规定之后,这一修改更是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动物由权利客体上升为权利主体的立法实例并加以引证,认为这代表着最新的立法动态,代表着人类对动物态度的转变在法律上的体现。对此,本文试对动物的法律地位进行肤浅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法学与环境法学视野中的动物

环境资源法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当代环境资源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对法理学和整个法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环境法学产生之后,环境法学与主流法学特别是民法学的关系如何?是否带来了挑战?这些问题现在无不引起法律学人的反思。有的学者认为,是当代环境资源法学的发展引起或者推动了法律的第三次革命,对传统的主流法学理论和整个法学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武汉大学蔡守秋教授出版了《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一书,提出调整论这一理论,更是把这样一种反思推向深入,同时也引发广泛争论。环境法学者的观点主要是认为传统民法学认为法律只能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对的。他们认为法律应该、能够并且可以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主体,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客体,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客体,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成为主体;现有的法律理论不能解决环境资源法中的新问题,研究法律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1]因此,在对待动物上,环境法学者认为动物不是物,但也不是人,动物就是动物,应该获得法律主体地位。[2]但民法学者对环境法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如有学者认为,物是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可以分为动物类,植物类,生物类,矿物类等,“动物不是物”从说文解字的角度来看,是说不过去的,罗马时期甚至把奴隶当作物对待;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客体,是受体,缺乏主观能动性或主观能动性受到限制,作为现代意义的民法,将人、物划分开,便于权利、义务的划分和配置,等等。[3]

二、对动物法律主体化的剖析

“动物不是权利主体”这一命题在传统的法理中是毋庸置疑的。但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及物种灭绝速度惊人的提升及人类遭受来之动物疾病的痛苦,使保护动物的呼声日渐高涨。一些生态学家和法学家开始关注动物的权利问题,提出了应给予动物权利主体地位的观点。《德国民法典》已将动物排除于“物”的范围,这似乎为动物权利主体论提供了坚实的论据:物乃客体,既然法律规定动物不是物,那么它就不是客体而应成为主体。作者认为,这种理论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

第一,从法理学角度来说,民法属私法,而环境法属公法,它是从经济法衍生出来的一门新生学科。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由此决定了民法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民法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基本大法,故在此意义下,民法规定何为民事法律行为主体具有重大意义。而环境法由于其带有公法的性质,也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对民事法律主体作出规定。可以说,民法规定了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主体,而环境法只是规范这些民事主体在涉及环境问题时的行为,其并没有创设主体的功能。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主体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探索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活动。面对具体而复杂的客观活动对象,主体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定意图和需要,必然要建构起具有一定意向性的实践理念。所谓实践理念,是指实践主体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前,就建构起的关于未来实践活动过程和结果的一种观念模式或理想蓝图,是一种具有指导与支配现实实践活动的意向性观念。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这已经为现代科学所证明了。人既是来自动物,自然会有动物的本性。[4]但是,人的生命活动即实践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是受人的意图、目的支配的,人因此而成为人(即“类存在物”),人的活动因此而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这种支配人的生命活动的“意识”就具有实践理念的性质。马克思在科学地阐述新实践观的同时,就已内在地蕴含着这种实践理念思想,它是马克思用以表示人的实践活动区别并高明于动物本能活动的标志,故在此意义上来说,动物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无法承载起主体的角色,从而也就无法获得法律主体地位。[5]

第三,我们不能因为“动物不是物”而得出“动物不是客体,那么它只能是主体”的推论。这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1990年8月20日德国立法者在《德国民法典》第90条项下增加了关于动物不是物的规定,笔者认为,将动物与没有生命特征的一般的物加以区别,在适用法律上本着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强调动物的特殊性。这是基于动物保护的需要,是伴随着强大的动物保护呼声和压力而在法律上采取的必要回应措施。

第四,法律因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而产生,法律是人类的法律。法律关系来源于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为法律规范调整时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由主体、客体、内容三要素组成,建立法律关系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权利义务。如果承认动物在法律关系中属于权利主体,受其自身生命特征所限,其权利义务的实现存在先天的、不可逾越的障碍。[6]从上面笔者的论述可知,动物无论是在意识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无法具有与人类同位阶的特征。法理中有一条重要的法律原则,即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平等。倘若给动物以权利主体地位,我们不禁要问,是所有的动物都享有权利主体地位吗?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能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有有限的动物享有权利主体地位。对此,我们不禁又要问,有限的动物如何界定?如果只给有限的几种动物以主体地位,那对其它动物而言是不是意味着“不平等”呢?再者,“动物权利主体论”与法律责任制度相矛盾。法律责任产生的前提是违反了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当法律关系主体违反了法定或约定的义务时,法律就迫使行为人或其关系人承担以履行某种义务或由国家有关机关予以处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利的法律后果。法律责任又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的本质是对于法律关系主体的不履行其应尽义务的否定性评价,通过对违反法定、约定义务的主体进行制裁,从而实现法公平、正义的价值。试想,如果动物享有权利主体地位,当其行为违法时,如毁坏他物、伤害人类等,如何让其承担法律责任呢?

第五,我国物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把动物当作法律主体在我国的最近立法中并没有得到体现。这也反映出无论是立法界还是学理界对动物的法律地位的认识还是与传统保持一致。所以,笔者认为,法律追求的最终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法律的价值在于它的可操作性,离开了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法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给动物以权利主体地位,是对整个法理基础和法律体系的颠覆。

三、动物为物的保护出路

由于社会的发展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除了在民事立法中完善对策外,还提出要加大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力度。[7]虽然动物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获得法律主体地位,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反对给予动物以法律保护,只是我们在利用法律手段对动物进行保护时,必须遵循法律自身的规律,必须有相应的法理基础作为支撑而不是与法理相背离。就民法学来说,规定动物非物主要强调的是动物为一种特殊的物,以有别于其它一般物。在民法上,自罗马法以来,对物的划分历来就有普通物与特殊物、可交易物与不可交易物的区别。当人类需要对某些物给予特殊保护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其归入特殊物或不可交易物的范畴,而不必将其升格为法律主体。我国当下由于对动物保护不力而引发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对立,其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受到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法学理论界缺乏对动物法律地位的研究,从而导致在民事立法中对动物的定位缺乏明确的规定,这是引起学术界对动物法律地位争议的主要原因。二是现行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对动物的保护范围还过于狭窄,特别是非珍稀动物还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三是我国现行立法对动物的保护力度还不够,这是导致对动物的滥捕滥杀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兼顾动物对人类不同利益的角度出发,我国立法应当将动物分为禁止交易物、限制交易物和可交易物,对于不同范畴的动物采取不同的保护手段。总之,笔者以为,在我国的民事立法将动物定位为特殊物的同时,如果相关的特别法能在以上几个方面作出修订,那么不仅无须通过改变动物的客体地位就可以实现对动物更全面的保护,动物对于人类的价值和利益也可以得到较好满足,同时也不会与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相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