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 不再讳疾忌医?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如期实行。按照条例规定，公众将获得前所未有的知情权，将有权利要求政府以及其他单位公布应该公布的相关信息。这是制度的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同时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次坚强探索。

“第一申请”甫现京城

5月30日，对于王锡锌、沈岿和陈端洪来说，是很不平常的一天。因为，自从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以来，三十天左右的时间里，还没有普通公众向政府递交有关公开信息的申请。他们三人，做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这一天的不平常，不光是因为他们引起了各大媒体的注意，更重要的是他们头顶的北大教授头衔。三位教授向北京市发改委等3部门分别提交的3份政务信息公开申请中，要求了解机场高速公路收费数额、流向等信息。这是北京由个人向企事业单位提出公开申请的首个案例。

虽然三位教授向三个部门递交了申请，但回馈的结果却不一而同。6月3日，三位教授表示，已经得到了两个部委的回馈。相对于首发公司声称的“还未受到相关信函”，发改委和交通委已经予以受理，并承诺将在15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

对于最后的结果，我们仍不得而知，根据法律，答复结果当然是会令公众满意的，然而，谁都不敢断定期间会否遇到什么阻碍。

“十多年来，这些公路的收费及其流向等信息并未向公众公开。但作为使用者和缴费者，我们有权了解信息。”递交申请的教授之一王锡锌教授表示。

此前，发生在湖南汝城县城的有关政府不公开信息的诉讼案，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公众利用相关法律条例，主动要求政府单位公开信息的曙光。

诉讼源于汝城县自来水公司退休职工黄由俭将其告上法庭，这也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第一起相关诉讼案。黄由俭长期向各政府机关反映，自来水公司改制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后他发现县政府曾对公司改制做过调查，遂要求公开报告，遭到县长拒绝，随即他向法院递交了《行政状》。此案被媒体称为“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

不论是湖南汝城信息公开诉讼案，还是发生在北京的要求公开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信息的申请，都说明公众已经开始利用《政府条例》进行对公众信息知情权的维护。

湖南探索

2008年4月9日，在湖南省政府常务会议上，一部被称为“我国首部地方性行政程序规定”获得审议通过，并将于今年10月1日开始实施。

“过去许多法规，都是给政府授权，让老百姓遵守，而《湖南省行政程序法规》却是一部专门规范政府行为的规章，就是治官、治权，是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湖南省法制办主任贺安杰言简意赅，在新闻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回答得有条不紊，显然是有备而来。

对于曾经官本位盛行的地方政府，湖南之举，可谓是划时代的艰难一步。早在2月18日，湖南省政府法制办就已经公布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草案）》，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来自各方面的修改意见及建议多达700余条。针对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湖南省法制办对草案进行了246处修改，其中涉及内容增减变化的重要修改77处，删除条文6条14款，增加条文17条24款。

贺安杰主任介绍说，制定这个《规定》，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推进依法行政。此外，更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规定》将为投资者提供一个更加公平、高效、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公开、参与、效率、问责，是《规定》的最为核心的内容”，绝不能推诿扯皮，办事拖拉，不能不作为、缓作为、乱作为。政府部门的办事程序要优化，要实行并联审批，不能再让老百姓到处“拜码头”。规定中字字珠玑，振聋发聩。

可见，《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探索，是对以往各级政府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不公开、参与度不够、效率低下、问责不明确”的直接否定。从规定的内容来看，这是一部切切实实的治官治权的法规。而这部法规的意义，还远远不仅局限于其自身。因为，政府工作中的诸多问题，并非仅仅存在于湖南，而是存在于大多数的地方政府之中。

我们看到，《规定》中所涉及的关于信息公开与政府工作效率方面的规定，与5月1日开始实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其根本针对的就是曾经的“不公开”与“低效率”等消极表现。或许，湖南的探索可以成为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值得借鉴的举措，从而在政府自我调整完善中起到积极作用。

制度生命力面临大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5月1日如期施行，没有想到，它的第一次大考随即而至。5•12汶川地震，在考验着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之意志的同时，更考验着政府信息公开的速度与应急机制。但是这一次，政府没有令公众失望，没有令媒体失望。

那一刻，不仅是汶川百姓，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民众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这场天灾的威力。人们纷纷跑出房间，寻求权威的答案。对信息的极度渴求，立即凸显。

灾难发生后，国家级媒体对于灾难的报道，无论是公布灾情的速度，还是灾情的详细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看速度，距地震发生18分钟，新华网便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烈地震的消息；看信息披露的深度，新华网及时滚动播报、中央电视台不间断直播，及时转发地震权威信息。

真相面前，谣言不攻自破。这一次，真相跑到了谣言和恐慌的前面；这一次，政府学会了与谣言赛跑。也因此，公众在信息极度公开的情况下止住了恐慌，就连外媒也对中国政府之举百般赞誉。

每当提到政府信息公开，人们已经习惯了用非典疫情初期的情况当作反例。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的初期，因为对情况的主观臆断以及刻意管制，致使媒体，甚至公众都不明疫情具体状况。恐慌、盲然、以讹传讹，成为疫情发生之后的伴生危害。而当信息公开之后，情况随即转好。

诚然，灾情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是个重要的考验，汶川地震能证明的就是我们的政府完全能够对公众负责，发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式的改革，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都是政府工作的依据和手段。

我们看到了我们政府提高效率、切实为民的坚强决心，但归结到实际上，《条例》的施行并非总会畅通无阻。客观来讲，各级政府经办之事千头万绪，各类政府信息的浩如烟海，都给条例的施行过程带来了诸多困难。与之相比，《条例》中罗列的信息类型显得表述笼统、范围狭窄，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公民在申请公开某个具体信息时，也往往不能找到与之精确对应的条款，这就给政府部门留下了过大的自断空间。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对于信息公开来说，同样如此。曾经，类似的“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式的错误，各级政府没少犯过。理想的政治，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而不是对愚昧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推崇。

今时今日，曾经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训条更是早已不合时宜。也正因如此，在2008年，公众终于盼来了我们开明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北大三位教授的申请，是对我们制度生命力的又一次大考，15个工作日的期限也已临近。或许，这是考验和满足公众知情权之诚意的最有分量的引玉之砖。政府信息公开的效率和结果都值得公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