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文案 第11期

【推荐理由】

这是一部描述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名案例的研究著作。是关于新中国六十年当代文学的一份“档案”。其中，它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关系”的发微、辨析和阐释上。无论对人、事、史，均致力于考辨梳拢，抉微索隐，陈其概要。是一部理路谨严、具有思辨光芒和智慧含量然而又文采斐然的作品

1956年前后，刘绍棠明显地表现出“亢龙”之相。他是如此志满意骄，以至于任何场合、对任何人都不加掩饰。我们来看看同时代文坛上两个青年俊杰的描述。

王蒙在其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中，几处涉及刘绍棠。一处说：

在这个会议（指“青创会”―引注）上青年作者们最常说的词儿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发”，可不是如今的发财的意思，指的是发表，谁的什么什么作品发表了。这就立刻显得高人一等，谁的什么什么作品不发表了，就是失败了倒霉了江郎才尽了前途暗淡了。第二个是集子，因为大部分与会者都是写短小作品的，谁做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书，谁自然比仅仅在报刊上印成铅字又高明成功了许多。第三个词是入会，像刘绍棠什么的，早已经加入作协成为会员，又比我辈写了个把东西就来开会强得多阔得多了。

这三个“最常说的词儿”，刘绍棠恐怕是唯一尽得风流之人。“发”得最多，也有“集子”，还已经“入会”。而王蒙当时仅仅“发”过两篇作品，舍此再无资本，相形之下，用他的话说“只有汗颜”。不过，体味王蒙行文，这个“汗颜”与其说是他自己觉得，毋如说是在别人炫耀之下被迫觉得。尽管他只是隐隐约约将刘绍棠的名字轻轻点了一下，但那个“强得多阔得多”、大肆炫耀者的身影，还是跃然纸上。

假如上面那段话，所指尚嫌朦胧，那么翻过一页，人物形象就变得极为鲜明了：

而从刘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们是怎样地带几分轻狂，轻视和厌恶一心热爱文学，而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当不友好的话对另一个青年作家说：“你就撅他！驳儿他！千万别搭理他！”我和他们最终也无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来就夹在当间儿啦。

这百十来字，是一幅微型肖像画，指名道姓的描绘了1956年刘绍棠公开场合的表现。“轻狂”是文眼，“轻视和厌恶一心热爱文学，而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是其具体表现，对话则是所有这一切的形象化。

那么，是不是王蒙心怀妒意而刻薄为文，致使笔下有所夸大呢？我们再去看看另外一个人的描述，他便是浩然。从生活文化背景以及创作题材论，浩然、刘绍棠之间的相似性，大于王蒙、刘绍棠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他们彼此的渊源也深得多。所以，浩然对刘绍棠的感受，比王蒙更具参考价值。

据说，早在1951年他们便打过交道。那时，刘绍棠以“十五龄童”已经“发”了十几个短篇，还获过奖，在保定当上了《河北文艺》见习编辑。浩然却在蓟县无望地收获连篇累牍的退稿。这些退稿中，有一篇就来自刘大编辑。《刘绍棠传》说，“按当时规矩，退稿信只能加盖编辑部的公章，不许编辑个人署名”，刘却“因对浩然很有好感”，在退稿信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郑恩波先生把这件事当做浩、刘友谊来写，说“浩然把绍棠的这封信保存了多年，即使在天寒地冻、风雨飘摇的年月，也没有舍得毁弃。”然而，查《浩然口述自传》，所涉刘绍棠笔墨甚多，关于此信却只字未提；推测起来，纵有此事，它于浩然恐怕也非“温馨”记忆。

若以《浩然口述自传》为据，浩然对刘绍棠的回忆，只有负气和不快。他回忆的起点是1954年，当时，浩然慕刘绍棠之名，托人称刘绍棠“小兄弟”的丛维熙牵线，彼此认识一下。丛当即表示不成问题，说大家“都是冀东老乡，你们俩一见面准能成为好朋友”。约好星期天在丛维熙工作单位《北京日报》社见面。那日，浩然“早早地从通县专区记者组动身”，赶进城来找到《北京日报》社，在门口左等右等不见人来，眼看是中午，浩然就打听了丛维熙宿舍地址自己去找：

我按照门卫的指点，绕到东边拐进头条胡同口，一边往西走一边查看门牌号码。正在走着查着，忽见丛维熙从胡同的对面走来，旁边跟着一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年轻人。那人胖胖的，有点黑，戴着近视眼镜，不用问，他一定就是刘绍棠。我高兴地喊一声“丛维熙”，随后大步地迎上前去。丛维熙见了我，微微发了一下愣，立刻停住脚步说，你说的事儿让我忘了。他指指身边那个胖乎乎的人介绍说，这就是刘绍棠。我赶紧朝刘绍棠伸出手。刘绍棠看我一眼，伸手跟我握了握，客气地笑笑。丛维熙又介绍我说，这是梁浩然，《河北日报》的记者！话未说完，刘绍棠脸上的笑模样像凝住了似的，他打了个难解其意的手势，眼神不再对着我，说他现在很忙，就连中央大报的记者采访，也得事先约定时间，以后有时间约定时间再说吧。话音刚落，他就继续举步前行，不再理睬我了。

说起这一幕，晚年浩然自嘲曰“追星族”，被人家当成“纠缠者”，对刘绍棠则以“名人”相称，说他“正处于‘幼稚可笑’而又自视成熟、很了不起的年龄段”。浩然坦言，后来刘绍棠掉落云端，自己内心很长一段时间都“认同别人对他的批判”，“我尤其认同批判他‘狂妄和个人主义’”。

连王蒙、浩然当时都从刘绍棠那里受了一肚子气，其待人的轻慢、骄矜以及毫不屑于掩饰，可见一斑。

浩然还讲到后来批判会上一个细节：

一个上台批判发言的人是刘绍棠在通县潞河中学的入党介绍人。他揭发说，刘绍棠在中学念书那会儿，没成名时称他为“×教师”，有了点名气改称他为“同志”，乃至成名入党了，他口吐狂言“共产党吸收我入党是共产党的光荣，如果不吸收我入党是共产党的损失！”

未知揭发者属于信口雌黄，抑或言之有据；如果刘绍棠当真讲过那种话，批他一句“口吐狂言”，真不为过。

此时他的“自我膨胀”，还有一个突出例证。就在他占尽风头的首届“青创会”上，他高谈阔论、大放厥词，“攻击文艺界领导”。2007年12月《党史博采》一则史料称：

当时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1956 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大会的一位负责人，将此事告到了团中央。团中央的一位书记要处分刘绍棠，可不同意。这事闹得很大，又牵涉到不归团中央管的文艺界，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他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不冷静；还说这是延安时期“轻骑队”的作风；同时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李永军：《与刘绍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的一次谈话》）

我所阅资料中，都没有具体指出这位“文艺界领导”是谁，不过，在王蒙自传里看见过闪烁其词的一段，那是1957年2月周扬就《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约见他的情景：

……通过开青年作者会（即“青创会”――引注），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地口出狂言，惹恼领导。这时周皱着眉头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你对此什么看法？

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我回答说，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严肃的立论，而不能随便一说。

王蒙下笔羚羊挂角，很难判断被刘绍棠“攻击”的文艺界领导就是周扬，不过，从重视和为难的程度看，应该不是“一般”的领导。

把刘绍棠叫去“面责”时，还说了一句：“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虽无认真怪罪之意，但刘绍棠之“狂”，着实堪惊。

盈不可久也。

很多迹象发出警告，刘绍棠已处在危险的边缘。他岂止不把王蒙、浩然或者文坛其他同侪放在眼里，即便周扬、那种级别的大人物，也未必放在眼里。王蒙说他在“青创会”小组会上“听到老诗人臧克家对于刘绍棠辍学搞专业创作的微词”；上面引用的党史材料也透露，“团中央的一位书记要处分刘绍棠”；而我查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专为“青创会”出版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集》，发现尽管刘绍棠那时如日中天、无比抢眼，并在会议上做了“重点发言”，但在这本集子中却不见踪影……这都是值得警醒的信号，可惜刘绍棠浑然未决。如果再年长十岁，如果人生经验里曾有过一些坎坷，他大概能够避免翌年的厄运。

到1975年，刘绍棠被漫画为个人灵魂堕落的典型，而他真正的成长史，他如何被培养被制造的过程，全都隐去。我们看到，从十三四岁开始，他就由社会根据自身利益、需要、目标，进行设计、雕刻和摆放。他是一个窗口人物，一个展件。他后来被指责的每一点，都不应由他个人负责；他问题的症结，是一个不能自主的孩子被工具化。

（摘自《典型文案》，李洁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定价3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