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乌兰夫在解决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方面的重大贡献

一

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困扰着一些国家不得安宁。我们早在上世纪，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区域自治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国拥有56个民族，在解决民族问题当中，我的父亲乌兰夫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成功地制定和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出现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

追忆民族问题的解决，现今内蒙古自治区这种大好局面来之不易。

解放前，祖国灾难深重，蒙古民族的灾难更加深重：一，王公贵族与贫苦牧民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奴隶们过着非人的生活；二，反动派的民族压迫和苛捐杂税；三，蒙奸德王的认贼作父，勾结日本鬼子烧杀抢掠。以上封建统治、民族压迫和外来侵略三股恶势力灭绝着蒙古民族，内蒙古各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像义勇军进行曲所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的父亲乌兰夫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危亡，奋起反抗”之志，投身革命。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培养民族干部，进行民族解放的理论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根据内蒙古地区存在的民族分裂等复杂的斗争形势，展开了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伟大实践，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当时在锡盟草原北部苏尼特右旗出现了所谓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在草原东部乌兰浩特出现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针对这一严峻形势，1945年11月26日至28日，在党中央领导下，我父亲在内蒙古的中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内蒙古各蒙旗代表大会，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取代了各地搞分裂的所谓的内蒙古共和国和东蒙政府，并于1946年4月3日在承德召开了“4・3”会议，把内蒙古自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统一了起来。又于1947年5月1日在乌兰浩特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此后，内蒙古又相继成立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和19个少数民族乡。各族人民充分行使自治权力管理自治地方的事务，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立、形成和不断完善，以及法制化的进程，作了不懈地探索，为新中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一个范例。

第二，解放后，在牧区民主改革中，我父亲从牧区的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了对牧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得到了牧民和牧主的衷心拥护。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本着同样精神，制定了“政策稳、办法宽、时间长”的畜牧业改造方针，稳定了民心，发展了生产。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国家在包头建设了以包钢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带动了全区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东林（大兴安岭林区）、西铁（包头钢铁工业）、南粮（河套粮仓）、北牧（万里大草原）、遍地是矿（地下矿藏丰富）的局面。由于民族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带来经济繁荣。

第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民族的自主平等结合起来，把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繁荣结合起来，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把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统一的感情和热爱自己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使我国各民族既得其所，又以和衷共济。今天，《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二

我的父亲乌兰夫，十分重视宗教问题。解放前，内蒙古虽然不像那样政教合一，但也是活佛、王爷、喇嘛统治着广大蒙古族人民，特别是牧民。广大牧民普遍信奉喇嘛教，草原上到处有喇嘛庙，牧民家中有三个男孩，规定两个必须当喇嘛，不结婚不生子。再加上草原上疫病流行，蒙古族人口逐年下降，宗教和疫病严重地威胁着蒙古民族的生存。历史资料记载，1934年，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有蒙古族人口有8.7万人，到1949年解放时仅有55363人，十五年间减少了31637人，减少了36.36％。有一个日本人曾预言：“再有50年蒙古民族将自行消亡。”鉴于此，我的父亲乌兰夫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当时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成为我党成功处理宗教问题的典范。

当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的喇嘛教已成为蒙古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几乎涵盖了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蒙古民族。据此，我父亲乌兰夫主张“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宗教不得干预政权，教民享有公民权利，尊重宗教习俗，取消“必须抽丁当喇嘛”的旧法（包括成文与习俗法），亦不强迫喇嘛出教，保证喇嘛安全。以上办法充分注意到了喇嘛的民族性、群众性、长期性。它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民族理论中的科学应用。

内蒙古全区喇嘛庙有一千三百多座，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草场和牲畜。针对这种情况，我父亲提出了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喇嘛不得享有封建特权。喇嘛教是在封建制度里产生的，对其政治上的封建性是要取消特权，对其经济上的封建性是要实行放牧自由，对思想上的封建性是要提倡信教自由。并对喇嘛教工作提出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典型示范、慎重推进”的原则，主要采取以下具体政策：一是动员喇嘛学习政治、科学、文化，教育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对召庙的牲畜举办公私合营牧场，鼓励喇嘛参加劳动、自食其力；三是对喇嘛中的蒙医、手工业者，组织他们参加联合诊所、合作社或吸收为国营企业职工；四是鼓励庙仓将其财产和牲畜定息收入投资手工业、农业、牧业等基本建设；五是对少数上层喇嘛和老喇嘛的生活给以适当照顾。实行以上政策后，当时有70％～80％的喇嘛参加了劳动生产，他们当中有的当了劳动模范，不少人已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宪法》规定，保证民族自由，群众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我父亲主张采取信教自由、不信教也自由的政策，在各旗的喇嘛庙附近办学校，提倡小喇嘛读书、学文化。大喇嘛中会治病的可开办喇嘛医院，或在大寺庙举办“满巴拉仓”，培养蒙医人员。并提倡喇嘛劳动就业，喇嘛在内蒙古牧区占男性人口的2/3，这是个庞大的数字。据统计：自1951年至1958年，全区500座寺庙中，有100座建立了喇嘛文化学校，其他寺庙也建立了识字班、夜校等学习组织。参加学习的喇嘛数以万计，50岁以下的喇嘛中，约有80％的人扫除了文盲，其中半数以上达到了高小以上文化程度。通过卓有成效的宗教工作，内蒙古的喇嘛教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喇嘛们“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壮有所用”，形成了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良好局面，增进了人民内部的团结，维护了内蒙古的社会稳定。

宗教问题是信仰问题，是很复杂的社会问题，是很敏感的政治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广泛存在、远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宗教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相交错。宗教问题处理的好，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定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处理的不好，就会产生消极作用，甚至是破坏作用。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要全面贯彻党的自由政策，科学把握宗教工作的客观规律，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祖国的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