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哈金的科学哲学思想述评

伊恩•哈金（ian hacking）这个名字在国内学界或许并不陌生，多年前夏基松先生在《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中就已经对他的实验实在论进行了简评，近两年，国内科哲界也偶尔有人所有涉猎，中央编译出版社还出版过他的《驯服偶然》。但是，这些介绍不仅显得有些零散，而且远没有能够勾画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图像。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哈金教授的学术贡献进行粗略的介绍，对其学术理论进行一番梳理，以供国内学界参考借鉴。

伊恩•哈金1936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1956年在英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数学与物理学学士学位，1958年在剑桥大学获道德科学学士学位，并先后在剑桥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哈金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1982年受聘多伦多大学并执教至今。作为一位依然活跃在西方思想界的优秀哲学家，哈金对西方知识界的影响长达三十年之久，其研究领域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统计推理、社会学、学科史、心理学等等。到目前为止，哈金已经出版了十三本专著和两百多篇文章，可谓是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在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中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凭借着自己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哈金于200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而且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英美思想家。此外，他还致力于在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之间架起桥梁，这突出体现在他在英美哲学的背景下对福柯思想的引申。

对于这样一位兴趣广泛、研究庞杂的哲学家，本文的介绍和评论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这不仅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而且会流于表面化。因此，本文把目光限制在科学哲学的范围之内，重点对哈金的实验科学哲学、历史本体论以及推理风格（styles of reasoning）等进行讨论。

一、实验科学哲学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哈金赖以成名的实验科学哲学思想，这方面的代表作是1983年的《表象与介入》（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这部经典。20世纪的科学哲学从起源上讲属于广义的语言哲学，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还是库恩之后的历史主义，很大程度上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理论、命题、语句、意义等语言层面上。“语言学转向”的确改变了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从意识哲学走向了语言哲学，克服了许多传统的哲学难题，并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格。这本不是坏事，但可惜的是，在面对科学技术的时候，语言学转向就暴露了自身的严重不足。科学从培根的时代开始就已经进入了实验科学阶段，实验取代了理论思辨成为科学的重心，没有实验，我们很难想像当代科学会是怎样一副样子。但语言学转向遮蔽了科学哲学家的眼睛，对语言的迷恋成为哲学家的通病，使得实验以及科学的物质性层面无法进入哲学家的视野。所以，哈金呼吁我们应该从表象走向介入，从理论走向实践，以克服理论优位的（theory-dominated）哲学观，这就是哈金这本经典著作的主旨。许多人都把这本书置于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的大背景下来加以理解，这没什么不对，但却不足以体现它的真正价值。

《表象与介入》分为表象与介入两个部分。在表象部分，哈金围绕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分别讨论了斯马特（j.j.c.smart）和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的实在论，孔德、马赫以及范•弗拉森的实证主义，从皮尔士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提出的不可通约性问题，普特南的“意义”的意义及其内在实在论，以及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哈金看来，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耗尽了哲学家们的精力，但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科学哲学家们如果只停留在理论、表象和语言的层面上，那么这场争论不可能得到最终的解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表象转入物质性介入，从理论转入科学实践，以期在实验的层面上结束这场论辩。[1]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的是介入，哈金在这一部分里通过大量的案例对实验、观察、模型、计算、测量等活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以往的科学哲学在看待理论与实验的关系问题上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内格尔认为“实验规律有自己的生命”，实验数据独立于科学理论，理论的构成要以实验表象为基础，这是一种经验主义态度；第二种态度是汉森的，他提出所有的观察都是理论负载的，这是一种理论整体论的态度。但在哈金看来，这两种态度都不对。实验并非仅仅是得出数据，从而为提出理论做准备，因为实验并非仅仅是观察，它总是涉及到各种技能、能知（know-how）等等。理论整体论的态度也不对，因为许多实验并没有理论的指导，完全是先于理论的，比如赫歇尔对辐射热的观察就是如此。更进一步说，理论与实验的传统二分法也有失公允，因为理论有各个层次，而实验当中又有建模、近似等各种各样的操作活动。哈金在一篇讨论实验室科学的文章中甚至提出实验室科学有十五种不同的成分，可大致分为“思想”、“物”和“记号”（marks）三个大类。[2]无论如何，哈金的意思是清楚的，我们不能依据理论来对实验进行评判，因为“实验有自己的生命”。现象并不是上帝写下来等着人们去发现的，而是科学家积极建构的结果。以霍尔效应为例，如果没有适当的设备，如果没有精心设计的实验条件，那么它就不可能出现。实验室条件、科学家的物质性介入是霍尔效应的前提条件，所以哈金提出了“创造现象”（creation of phenomena）的口号。

哈金最后提出了众所周知的“实验实在论”，用他的话说就是，“如果你能发射，那么它们（指电子）就是实在的”。这是哈金从实验和介入的层面对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所作的回应。但正如上文所说，我们必须把哈金置于当代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广阔背景中来加以审视。在哈金之前，科学哲学界很少有人对实验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但社会建构论，特别是拉图尔和塞蒂娜等人的实验室研究，以及皮克林提出的实践的绞合（mangle of practice），乃至劳斯进一步推进的实践哲学，无不把哈金对实验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在科学论从理论转向物质性实践，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过程中，哈金的实验哲学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二、历史本体论

20世纪的哲学出现了一股历史化的潮流，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库恩的科学哲学乃至当代的社会建构论等等无不一反传统哲学的先验倾向，走向经验，走向历史化和情境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哈金也不例外，他从福柯那里积极寻找灵感，试图以历史的角度展开对人的分析，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探讨。在他那里，无论是对统计学史的研究，还是对多重人格、疯狂以及儿童身份的考古学探讨，无不可以纳入到历史本体论的范畴。

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到了“历史本体论”（historical ontology）这个概念。在福柯看来，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需要回答不断增加的一连串问题：即我们怎样被建构成我们自己的知识主体？我们怎样被建构成操作或服从权力关系的主体？我们怎样被建构成我们自己的行为的道德主体？[3]换言之，福柯的意图在于把康德的先验哲学历史化，找到我们在特定时代成为人的先天历史条件。也就是说，这些条件一方面是历史的、具体的，正如福柯对疯狂、监狱和性的考察一样，另一方面又是先天的，因为它们规定了我们现在的境况，我们行为的可能性等等。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历史本体论这个词就不会显得那么奇怪了。从传统上说，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研究，因此与历史和时间无关，是非历史的。但经过福柯的转换，它就有了历史的味道，我们作为人本身的存在并非是先验的，而是历史建构的产物，考古学和谱系学的目的正在于发掘出建构的历史条件。这也许就是历史本体论的初衷。

哈金从福柯那里借用了这个词，而且公开把福柯作为自己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但在此过程中，哈金也对福柯进行了改造。福柯关注的主要是“我们”是如何建构我们自己的，而哈金对此作了拓展，试图检验建构的所有形式，而不仅限于作为主体和客体的“我们”。因此，哈金的历史本体论研究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概率以及统计推理是如何出现——《概率的突现》（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1975）；偶然是如何得到驯服的，是如何成为预测和控制的工具的——《驯服偶然》（the taming of chance，1990）；虐待儿童现象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成为判断的工具的，是如何成为干涉和管制家庭的理由的——《重写灵魂》（rewriting the soul, 1995）；短暂性精神病是如何突然进入我们的视野然后消失的，是如何建立新的表达痛苦的方式的——《疯狂的游客》（mad travelers, 1998）。这些庞杂的经验研究意在表明，各种各样的概念、实践和制度是如何构成人类选择和行动之可能性空间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如何构造人的（making up people）。[4]

以统计学为例，我们可以看看哈金是如何展开对人的构造的探讨的。概率这个概念及其相关思想并非古已有之，在决定论一统天下的时代，偶然和概率不可能占据核心地位。现代概率的思想出现在莱布尼兹那里，虽然他对偶然一无所知，但在概率度的基础上发展了他的逻辑学。[5]1820年前后，西方社会出现了数字的雪崩，官方文件中到处充斥着有关疾病、自杀、犯罪、疾病等问题的数据。这些分类和点查一方面是决定论遭到侵蚀，偶然得到重视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驯服和控制偶然的过程。在决定论之后，世界不是变得更加偶然了，而是借助于统计学变得越来越有规律了，这就是对偶然的驯服。[6]但分类、点查并非仅仅是在对人进行客观的描述，它们同时是一个构造人的过程。统计、点查需要对人群进行分门别类，分类是一种定义的过程，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人，对自己所归属的类的理解同时规定着他的自我理解和行为方式。哈金认为自己是一位动态唯名论者：一类人（比如多重人格）是在发明这个类的同时才存在的。无论是统计学、医学还是心理学，它们的概念以及对人的理解、分类同时是一个构造人的过程，而不是对人的消极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哈金算得上是一个福柯主义者。

三、世界的重构与人的构造

前面两个部分其实分别谈的是哈金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态度。哈金对实验科学的研究虽然从表象走向了介入，并且谈到了“现象的创造”，但就自然科学而言，哈金并非是一位唯名论者，而是一位实验实在论者。另一方面，就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言，哈金自称是动态唯名论者。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哈金看来，自然科学也在创造现象，比如前面谈到的霍尔效应。自然科学家当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运用特定的设备和技能去创造现象的。然而，自然科学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是历史性构成的。“我依然坚持认为，物理科学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创造的，并且一旦创造出来之后，就没有理由问它们为什么不应持续存在下去，除非人类发生了退步。”[7]也就是说，关于现象的理论、思维框架可以改变，但现象依然是现象，这一点不容置疑。所以，就自然科学的对象而言，哈金所持的立场是实验实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哈金不仅对库恩的历史化企图进行了批评，也与当代的社会建构论者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则很不相同。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与研究所采用的范畴（比如前面提到的精神病）之间有明显的互动作用。每个人都按照自己所归属的类别进行自我理解，而且这样的类别规定了行动的可能性范围。因此，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构成的，并且随着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迁。总之，“自然科学的对象是静止的，而社会科学的对象因为有循环效应所以是变动的”。[8]这样，哈金在解释学传统的“理解”与“说明”之外给出了自己的新的划分依据。自然科学重构世界（remake the world），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则构造人（make up people）。

从上面简短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哈金从本体论上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分开来了。自然科学的对象不在历史本体论的范围之内，因为它们的实验设备和实验现象一旦由科学家制造出来之后就变得永恒了，与历史情境无关。这含蓄地批判了七十年代之后的社会建构论思潮，因为建构论者试图把自然科学的实体历史化、社会化，从而抹煞了二者之间的本体论差异。但哈金的做法也并非没有问题，劳斯在《知识与权力》中就对哈金提出了两点批评。第一，实验科学的现象要比哈金认为的更具历史可变性。如果人们没有获得特定的技能、设备等等，现象是无法创造出来的，这些要素并非是简单积累起来的，因为技能会缺失，设备会改变，研究兴趣会转移。因此，自然科学的对象并非是去情境化的（decontextualized）。第二，人文科学也存在类似于哈金的实验实在论这样的东西。比如就人的身体而言，哈金可能也是个实在论者，因为你无法构造它，而就电子的描述而言，哈金也持反实在论的立场。所以在劳斯看来，哈金混淆了实体层面与对实体的描述层面，动态唯名论在自然科学中也是适用的。[9]但也许哈金的做法不无道理，社会建构论那种把自然科学彻底历史化和社会化的做法确实有问题，为了避免太过激进，哈金选择了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区别对待的做法，虽然区分的方式不见得完美。

四、推理风格

众所周知，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科学哲学制造了合理性危机，相对主义由此成为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乃至于当代的“科学大战”，很大程度上都是有关相对主义的争论。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确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对此应该如何作出解释呢？一方面，辉格式的历史编纂学的确有问题；另一方面，库恩等人对科学史的解读又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为此，哈金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推理风格”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就是明证。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对此进行简要的探讨。

“推理风格”这个词是对科学史家克龙比（a.c.crombie）提出的“科学思维风格”（style of scientific thinking）的借用和改造。克龙比在《欧洲传统中的科学思维风格》中认为，在欧洲科学的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六种科学思维风格，分别是希腊数学所代表的简单假设方法；实验的运用；类推模型的构造；比较和分类法；统计分析和概率演算；遗传发展的历史起源。但在哈金看来，思维这个词主观的味道太浓，所以用“推理”取而代之。在科学的发展史上，推理风格各有不同。古希腊推崇欧几里德的推理方式，17世纪的思想家们推崇实验方法，而现代社会科学则广泛使用统计方法。那么，推理风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无论是库恩的范式还是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关心的都是命题的真。但推理风格与此不同，它关注的是命题的真假性（truth or falsehood）。“命题p的意义——它指向真或假的方式——取决于与p相适应的推理风格。”[10]也就是说，一个推理风格代表着一个真假可能性的空间，一个命题在风格a中也许有真假，但在风格b中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无法确定其真值，我们既不能说它真，也不能说它假。比如，统计方法这种推理风格在古希腊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古希腊的推理风格中，统计学命题不是真假的候选项。那么，成为一种推理风格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在哈金看来，引入新鲜之物是风格之为风格的必要条件，这些东西包括：对象，证据，语句或成为真假候选项的新方式，规律，以及可能性。[11]因此，只有当一个风格开创了一个本体论、认识论的新空间时，只有当它给出了一种新的推理范式时，才能称之为风格。推理风格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自我确证”（self-authenticating）。自我确证意味着，我们只有运用某种推理风格才能确定一个语句为真，但这类语句只有在此风格中才能成为真假的候选项，因此风格是免于反驳的，这显然有循环的味道。风格本身成为客观性的标准，我们无法在风格之外寻找客观推理的方式，或者寻找一个语句之为真假的条件，因为语句的真假性取决于推理风格本身。

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或者更广义地说在人类知识的发展历史当中，出现过无数的推理风格，克龙比列举的风格仅限于欧洲科学发展史。有些推理风格失落了，被新的风格取而代之。这样，哈金就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解释推理风格的兴起和衰落；第二，如何看待不同推理风格的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哈金认为，每种风格的形成都是微观社会互动的结果，我们无法给出连贯的、因果性的解释，这是一个偶然的过程。同样，风格的衰落也是如此。风格之间的此起彼伏完全是偶然的，无论是内部解释还是外部解释都不可信。所以，与福柯拒绝解释知识型的衰落一样，哈金也拒绝解释推理风格的兴衰。第二个问题更棘手，既然推理风格是自我确证的，那么相对主义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推理风格之间没有比较的标准，一个语句在风格a中为真，当在风格b中却没有真假性。在哈金看来，这里不会出现相对主义，因为推理风格的意思不是说语句的真假相对于推理风格，不是说一个语句在一个风格中为真，但在另一个风格中为假，而是说语句只有在特定的风格中才有为真或为假的可能性。这样，知识论的相对主义就是可以避免的，“推理风格的存在不会直接导致相对主义”。[12]从另一个角度说，推理风格并非是不可通约的，相互之间也不是不可翻译的。你能够完整地学到炼金术的经验知识，但这不是一个翻译的过程，而是掌握其他推理方式的过程，掌握在其他推理风格中有真假性的东西。因此，推理风格与不可通约性、翻译的不确定性等论题无关，前者关注的是真假的可能性空间，而后者关注的是真。

哈金对推理风格的阐释，以及对科学发展史的阐释，表面上似乎规避了相对主义。但细想起来，这依然是弱化的相对主义。他的策略是把客观性、真假性等置于推理风格的内部，从而避开了任何外部的比较，因为任何外部的比较如果不处于特定的推理风格内部，就是没有意义的。卢克斯（lukes）和霍里斯（hollis）在编辑《合理性与相对主义》这本文集的时候是按照相对主义的程度大小排序的，哈金的文章“语言、真理与理性”被放在第二位，紧随巴恩斯和布鲁尔之后，这样做也许不无道理。

五、简短的结语

本文对哈金的实验科学哲学、历史本体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以及推理风格等重要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挂一漏万的介绍和评论，并指出了其实验哲学对于当代科学论有着重要意义，它的历史本体论是如何借鉴并发展福柯的思想的，以及推理风格是如何规避相对主义的。当然，这些简要的讨论远没有勾画出一幅完整的肖像，仅突出了哈金思想中比较重要的几个部分，本文只希望能够给国内学界提供一些参考，以便从中发掘出有价值的养分。

注 释

[1]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1.

[2] ian hacking, the self-vindication of the laboratory sciences, in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andrew pickering (ed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29-65.

[3] 米歇尔•福柯：“什么是启蒙？”，载于《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三联书店， 1998年，第440页。

[4]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

[5] ian hacking,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85.

[6] 伊恩•哈金：《驯服偶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7]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4.

[8] ian hac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8.

[9]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4－217页。

[10] i. 哈金：“语言、真值和理由”，《哲学译丛》，2000年第2期，第1页。译文略有改动。

[11]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89-90.

[12]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