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应当强化

要增加中等收入者人数，建设合理的社会结构，我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包括保护私人产权、维护社会公正，打破户籍制度，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公共教育，尽快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发展民营经济，让民企与国企、外企平等竞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打破垄断，放开行业准入；大力发展各种中介组织，鼓励职业人员规范化发展，等等。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目标与调节贫富差距是并行不悖的。克服收入差距过大，并不是要扰乱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中促进效率提高的功能，回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而是要正确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有效功能。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的。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政府通过这两个手段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发挥的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通俗地说，起的是“抽肥补瘦”的作用。换言之，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功能，不仅能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膨胀，而且能使低收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进入中收入群体。可见，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壮大中收入群体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然，在实践中发挥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例如，人们都知道个人所得税对调节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要实行累进税率，即收入越高的人要缴纳更高比例的税；而实行累进税率又要有一个前提，即收入要有足够的透明度。但我国目前收入的透明度还不够高，从而限制了累进税率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效果。就以利息税来说，由于存款实名制还不完备，我国目前还只能实行比例税率，而不是累进税率，即对所有的存款都征收20％的利息税。应该说，这种征收办法也是不完备的，具有过渡性。因为这种办法不能起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再如，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在调节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后果，又有计划经济时代把农业的剩余转化为工业化的资金所造成的后果。但为什么城乡收入的差距一直呈扩大的趋势，至今这种差距甚至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程度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据学者研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外部因素将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又是要我们去应对的一个新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向农业索取剩余的政策改变为对农业进行反哺的政策。这当然是一个大政策。看来，如果在政策上没有大的动作，要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是非常困难的。进一步来说，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继续如此之大，在全国范围内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内涵加以界定都很困难，而只能分别就城市或乡村甚至更小的范围来确定中等收入的标准。可见，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是一个长期才能实现的目标。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从扩大到稳定乃至缩小的转折点。能不能像人口问题的研究那样，找到一个从增长到稳定乃至有所缩小的转折点呢?看来，收入差距的这个转折点，也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转折点。

中国内地是差距过大与差距过小两种现象并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极端相反的现象呢?我们可以从市场转型的角度加以解释。20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引入了市场机制。应该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市场转型的一种副产品。市场奉行的是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竞争导致了胜者与败者之间的分化，收入上的分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是此种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市场转型导致的贫富分化的解释，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是倒“U”型曲线理论。其实，倒“U”型曲线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对于各国市场转型状况的描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市场转型的初期，贫富差距会急剧上升，而当市场转型完成后，随着市场体制的健全，贫富差距又会有较大的下降。当然，这种下降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与市场相配套的体制完善的结果。比较重要的配套体制有：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对贫困者、低收入者予以救济；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高收入者收取高额累进税以及廉政和反贪对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