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层

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简单地就是差距迅速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分层差别一直就比较大，无论它体现为政治的不平等还是经济的不平等。

由此，有学者认为，社会不平等是一种深藏的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只不过是它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分层本质上是人群之间的关系和人群占有资源的关系，当资源十分有限时，人群之间的关系必然十分紧张，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就必然较高，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差距就比较大。这种较大的差距既可以表现为经济方面的较大差距，也可以表现为政治方面的较大差距。从这一视角看，改革以来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更紧张，而是有所宽松。改革20余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仅从有限资源会导致人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看，造成人群紧张关系的因素已有所减少。从实际生活看，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已有所缓和。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政治分层方面。因此，仅从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就论证中国社会总体不平等程度上升，这有明显的缺陷。今日中国毕竟已消除了那种具有明显政治歧视的政治分层现象，这对于缓和群体冲突、整和群体利益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全面地评价社会不平等的状况，还是应该承认，不平等也有下降的这个方面。

研究收入问题与研究社会分层的其他问题一样，其内在的涵义是要解决公平问题，即什么样的收入分配体制是较为公平的，也就是“什么样的差距合理”。其实，这是一个极其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公平总是相对而言的，很难得出一个普遍的公平定义。在公平问题上历来有两种不同的公平观。一种是结果的公平观，即认为只有在分配结果上体现出比较小的差距，才是公平的。另一种是机会的公平观，即认为公平是给大家提供参与竞争的公平机会，至于竞争的结果有差异，那是人们努力的结果。与这两种公平观相对应，在考虑收入分配时，也就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是应该加以比较的。一个方面是“先赋因素”，另一个方面是“自致因素”。所谓先赋因素，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又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再如在严格实施户籍制度国家的户口类别等等。所谓自致因素，指一个人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因素，比如“教育水平、文凭”是人们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学习和通过考试获得的，“文化水平”是人们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而获得的，再比如职业是人们后天获得的等等，这些都是自致因素。从这两个方面看，相比较而言，在对收入的影响上，如果先赋因素更少一些，自致因素更多一些，那么，这样的收入就是较为公平的收入。

从这两方面出发，让我们考察一下我国两种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居民中实施的是全方位的等级工资制，即人们除了等级工资外几乎没有获得其他收入的可能性。此种体制的最大优点就是讲究规范、秩序。每一个劳动者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在决定人们的工资级别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一个人的资历和年龄。此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缚劳动者的活力和积极性。因为，它将每一个人定位在等级森严的工资级别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级别的限制、很难超越级别，没有其他经济机会，提高收入的惟一办法就是“熬年头”。所以，在此种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与收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这些特征上看，显然，它是以先赋因素为主的收入分配体制。

与之相反，我国自改革以来逐步推广的市场经济体制，它首先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机会，除了工资收入，奖金已经成为十分普及的现象，此外，人们也有可能获得经营收入、炒股收入、租金收入以及其他各种收入。随着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实现，人们获得收入的先天限制在逐步减少，后天努力的因素在逐步上升。从这些特征看，显然，它是以自致因素为主的收入分配体制。所以，如果这样比较的话，对于当前贫富差距的评价就存在一个从哪种角度来看的问题，如果是从机会公平观的角度看，改革以后，普通人的竞争机会比以前多了，所以，体制上是更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