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环境下民主新形式探讨

网络话语传播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打破了传统媒体话语资源垄断的局面，成为普通民众自我赋权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情势下，公民的知情权得到较好的保障，实现公共参与的门槛大为降低。在互联网环境中，民主有了新的实现方式和特征。

一、互联网：实现民主的新兴方式和重要阵地

1.新传播革命：传播权力的回归

“新传播革命”是指互联网带来的继文字、印刷术、电报以后人类的第四次传播革命。在当代，“公民拥有言论、出版自由”，已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事实上，由于强大的国家机器、雄厚的资本控制、话语权的错综复杂，以及媒体自身的原因，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下的国家，公民的传播权力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公民理论上具有自由传播的权利，可是由于个体与大众传媒的不对等，这一权利等同虚置，有权利而无权力。而互联网出现之后，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和新媒体技术，公民真正拥有了参与公共讨论、发出自身诉求的切实有效的手段。

新传播革命的实质乃是传播权力的回归，主要是知情权和表达权。新传播革命首先打破的是传统大众媒体对信息的垄断，一方面，传统大众媒体有自己固定的信息来源，且多半来源于社会精英阶层而非普罗大众；另一方面，普通大众若想赢得大众的关注，也必须依靠大众媒体，这样一来就构成了大众媒体处于绝对优势的不对等局面。而随着新传播革命的发展，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信息和新闻的者，彻底打破了传统大众传媒对此的垄断：过去是大众被动等待媒体为他们提供信息和新闻，而现在，大众自身就可以作为事件的亲历者或目击者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藉由新媒体技术，个体的声音也可以迅速地获得大量关注。企业、组织或媒体想要掩盖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大众的知情权在新传播革命中得以回归。

其次，新传播革命促进了表达权的回归，改变了传统媒体对大众影响力“一边倒”的局面。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个体得以传播事实、表达观点，个人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界限变得模糊，“自媒体”开始兴起，微博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微博女王”姚晨的粉丝数量为4000多万，其他位居微博粉丝数量榜前列的名人粉丝数量也以千万计，这已经超过了国内任何一家报纸的读者人数。这些“意见领袖”作为个体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同时，除了名人之外，普通公民也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信息和表达观点。新传播革命中信息的即时传播和迅速扩散，打破了传统的媒体报道框架，受众既是信息接受者，也是信息生产者、传播者。这种情况下，从以往媒体为受众进行议程设置，转变为受众为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新媒体部分程度上甚至可以被称为是传统媒体的编前会。

2.新老媒体联动机制中互联网的作用

新老媒体联动是指在各类网络事件中，往往是“网上首先提供第一手材料，瞬间在各大网站转载，引发网民关注、热议；传统媒体深入调查，提供事实真相，引发网民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相关政府机构介入调查，处理问题；新老媒体围绕政府的处置再次展开议论，直到事情解决”。[1]新老媒体联动形成了舆论的新格局，舆论具有了全新的特点：突发性、指向鲜明、影响力大。

在新老媒体联动的过程中，互联网是关键的不可或缺的一环。现实中事件最早通过网络为大众所知，然后大众对事件的讨论在网上集中体现，当传统媒体介入后，政府机构的回应有多个渠道，但绝不会忽视网络渠道。可以说，正是互联网，才使新老媒体联动成为可能，而新老媒体联动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公民得以直接介入公共事务、参加公共议题的讨论。从这个角度上，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出现给传统媒体带来强大的竞争压力，同时也和传统媒体形成了合作，二者共同推动着公民社会的形成。

3.新意见领袖：互联网民主得以勃兴的重要因素

新意见领袖是相对于旧意见领袖而言。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了“意见领袖”这一概念，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经过意见领袖这一中间环节，即“大众传媒意见领袖一般受众”。[2]

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意见领袖这一中间环节的影响越来越小。即使在大众传媒不发达的年代，意见领袖也只是在碎片化的人际传播中偶然发挥传播、解读、引导作用。而新意见领袖则是网络时代的全新产物，支持新意见领袖巨大影响力的基础是微博认证大号庞大的粉丝数。新浪微博的“风云影响力榜”中，影响力由活跃度、传播力和覆盖度三大指标构成。这三项指标各自又有着极为复杂、精密的科学算法，其中，活跃度代表微博账户每天主动发博、转发、评论的有效条数；传播力与微博账号的微博被转发、被评论的有效条数和有效人数相关；覆盖度的高低则取决于微博账号微博活跃粉丝数的多少。“风云影响力榜”中排名靠前的微博账号，粉丝数都数以千万计，这些人的影响覆盖范围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媒体。新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引发、引导、引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影响力。

而新意见领袖的形成，是“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结果。网络时代，传统的信息壁垒不复存在，普通个体获取信息的门槛大大降低，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知情权得到了极大的保障。然而，与此同时，单一的个体极易被海量的碎片化信息所淹没，对这些巨量信息进行筛选、分析和判断由单一个体很难完成。因此，他们就需要寻找一个可以信赖的委托人以帮助他们筛选信息、研判事实，这就产生新一轮的中心建构。而网民所寻找的信息处理的委托人，就是新意见领袖。新意见领袖引领和影响着互联网民主的发展。

二、互联网民主的表现

1.大众政治的勃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社会各阶层分享改革成果并不均衡，社会结构日趋断裂，人心日趋分化。近年来，我国各类突发公共事件频频爆发，社会稳定性显著降低，且突发公共事件呈现出数量逐年增多、种类更加丰富、情势复杂多变等特点。

面对不断增长的突发公共事件，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人们沟通信息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其交互式的传播模式为公众所喜爱并广泛使用。在这种社会与技术的双重逻辑推动下，大众政治通过互联网得以勃兴。大众政治的勃兴主要以层出不穷的网络为表现形式，通过参与形形的网络，公众表现出干预现实政治及其意义建构的热情。大众政治已经成为监督权力的强大力量，推动着中国的立法进程，体现出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互联网承载了社会对公共领域的期待，提供了异质群体进行对话、沟通与协商的平台，成为普通公民问责政府的利器，也成为信息透明公开的绝佳渠道。

2.拟态环境中被放大的二元对立——民粹主义

拟态环境，又称信息环境，是伴随着大众传播而诞生的。大众传播是以传达信息、提示外部环境变化为基本职能的社会信息系统，但由于这个系统的内部组织结构和活动规律的制约，它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客观环境本身，而是环境的再现，或者叫做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的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人们通常难以被意识到，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3]

网络传播兼具有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特点，相对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其所具有的人际传播特征使得网络传播所构建出的拟态环境更具有迷惑性，更易被人误认为真实的环境。这样一来，客观世界中一些不公现象在网络中被放大甚至绝对化，最终形成二元对立的网络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市场文明、反现代化、反智的色彩，大众与精英、民众与政府被截然分隔，放到水火不容的对立地位。在互联网上，仇富仇官的情绪相当严重，在突发性的公共事件中，网络群体往往不问青红皂白地站在较为弱势的一方，认为一定是“为富不仁”、“无官不贪”的结果，涉及到大众与政府的关系时，这种情绪更为强烈。网络民粹主义的出现，无疑来自于草根阶层对正义的渴望，或是对未能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不满，而借助传统媒体表达他们的这种情绪并无多少可能，因此通过互联网发出自己的诉求，并进而演化为网络民粹主义就是必然的结果了。网络民粹主义有其产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也应该警惕由此带来的二元对立、暴戾情绪的积压，以及理性思考的缺位。

三、如何规范与引导互联网民主

1.主流媒体的参与

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概念，认为在当下中国，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舆论场”，另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互联网民主的草根色彩非常浓厚，传统媒体（主流媒体）之前在互联网平台上处于比较被动的不利局面。然而，随着互联网以及大众政治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认识到了抢占网络平台的重要性，纷纷布局新媒体，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这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就是2012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入驻新浪微博。党中央机关报直接抵达新媒体最前沿，这一点本身就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入驻之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网友尊重与信任，为主流媒体参与引导互联网民主树立了典范。主流媒体参与规范和引导互联网民主的策略其实十分简单，即贴近民生，直面问题，重建官媒公信力。主流媒体应当熟悉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话语体系，采取有效的沟通方式与网友进行互动，在重大事件和问题产生时，不缺席，不失声，及时有效地信息，表明观点，才能掌握传播的主动权，引导网络舆情良性、理性发展。

2.理性公共领域的构建

按照国内学者对哈贝马斯的解读，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结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力量不断强化，构筑公共领域所必须的沟通理性日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重构沟通理性、建立理想的言说情境，传统媒体显得无能为力，新兴网络媒体承载了社会对公共领域的期待。[4]

然而，网络只能提供构建理性公共领域的初始条件，要想把网络构建成为理想的公共领域，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网络媒介自由、及时、开放的特征，为人们的广泛参与提供了条件，但体制、政策等条件的限制却束缚了“议题的开放性”的程度，主体素质的特征又限制了对议题进行理性讨论的程度。因而，要构建理性的公共领域，就要培育公众的公民素养，促使公众公民意识的增强，增强公众对媒介信息解读、批判的能力。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适当放松管制，给予网络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公共领域“公共性”的实现需要有保障参与充分沟通的媒介。政府应注重公共治理的现代转型，通过制定媒介相关法规对媒介行为进行规范，而对于具体的管理与操作，应当重视网络和媒体的自净化作用，给予网络媒体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为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开放的媒介途径。

构建多样化讨论议题。理想的公共领域要求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原则上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平等地参与进来。在网络民主的进程中，沟通对话才是促进公共事务正向发展的必由路径。属于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公民都有沟通与对话的诉求，通过构建多样化的讨论议题，给予公民满足自身诉求的协商平台，无疑可以在一次次的讨论实践中培养公民对于公共领域的认知和规范。

转变管理观念，规范讨论方式。在网络公共议题的讨论中，存在非理性的一面，但“非理性，未必可以被视为邪恶，秩序的中断要从日常生活的征象中求解”。网络民主进程中话语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话语博弈过程，若引导得当，完全可以引导讨论向良性方向发展。因此，应当转变传统的盲目“堵”而不“疏”的管理观念，通过规范讨论方式、公开透明发言，在网络中对公共议题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引导，促成各方观点的平等交锋，进而形成理性的论辩。

总之，互联网对国内民主的发展形成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互联网实现了公众传播权力的回归，公众对政府和公共事务的监督得以实现，公民社会开始起步。另一方面，互联网自身的特点也导致了诸如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一类的思潮泛滥，对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这就要求国家采取有效合理的应对措施，引导网络民主进程的良性发展，将网络构建成为理性的公共领域，并培育公民的公民素养和公众意识，促进公民社会的真正形成。

注释：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

[2][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路俊卫、秦志希：《网络的新趋向及其社会功能》，《理论参考》2012年2月 （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