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视角下的北京旅游建设研究

[摘要]在世界城市建设的背景中，北京提出了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目标，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被定位为北京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柱。文章结合世界城市的内涵，分析了世界城市与旅游业的关系以及北京的差距所在，最后提出推动旅游产业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旅游总部经济、努力建设国际会展之都等未来北京旅游建设的重点方向及建议。

[关键词]世界城市；国际一流旅游城市；旅游建设；北京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11-0042-08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011.005

当前，世界城市已经成为北京未来发展建设的基本目标。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就已经明确提出“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还确定有3个阶段发展计划：“第一阶段，努力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阶段，到2020年左右，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三阶段，到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而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北京为全球所瞩目，大大提高了北京的国际知名度，北京的发展建设开始步入新的阶段，作为国际城市网络最高形态的世界城市建设目标随之获得高度重视。

2009年12月，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首都进入直接瞄准国际城市高端形态——世界城市，用世界城市的标准推动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阶段。2010年1月，时任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着眼建设世界城市”。《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努力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推动北京向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迈出坚实的步伐。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背景中，北京市“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目标。2011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提出要把发展旅游产业作为推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重要支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还认为：“发展旅游产业、构建国际一流旅游城市是北京向世界城市迈出的第一步。”世界城市的建设目标随之也为旅游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伟大征程中，世界城市的前景为首都旅游建设展现出更加宽广的视野，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诉求，如果局限在旅游业的范围内寻求下一步的发展路径，将可能坠入一种四面掣肘的窠臼，左右冲撞，但似乎总是难以捕捉到缝隙中投射进来的光亮。可以说，世界城市为北京提出了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要求，世界城市的内涵是什么，北京在世界城市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世界城市与国际一流旅游城市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内涵又是什么，当前北京旅游发展与世界城市以及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建设目标之间存在哪些差距，未来的着力点或者是重点努力方向是什么等系列问题，成为亟需探讨的话题。

一、世界城市的概念及内涵

一般认为，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当前全球城市网络的最高形态，是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拥有最高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城市，一般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高端人才集聚中心、世界文化交流中心等地位。虽然世界城市还缺乏统一的判别标准，但相关研究一般公认纽约、伦敦和东京为基本的世界城市。有关世界城市的研究经历了不断深化和拓展的过程，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成为理解全球政治、经济、空间秩序与格局的基本视角，世界城市成为城市研究的重点领域。

早在1915年，西方城市和区域规划先驱格迪斯（Geddes）率先提出了“世界城市”的概念，他认为世界城市是“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1966年，世界级城市规划大师霍尔（Hall）出版了《世界城市》一书，其中对伦敦、巴黎、兰斯塔德、莱茵一鲁尔、莫斯科、纽约、东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认为世界城市专指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城市，一般具备政治权利中心、商业中心、各类人才聚集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中心的地位，同时注意到娱乐业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的另一种主要产业部门。霍尔的世界城市与格迪斯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已经与现代世界城市的基本特征相吻合。

面对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1986年，弗里德曼（Friedmann）系统地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主要包括7大论断。第一，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形式和程度以及它在新国际劳动分工中所担当的职能，决定该城市的结构转型；第二，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城市均是全球资本用来组织和协调其生产和市场的基点，由此导致的各种联系使世界城市成为一个复杂的空间等级体系；第三，世界城市的全球控制功能，直接反映在其生产、就业结构和活力上；第四，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的主要汇集地；第五，世界城市是国际和国内移民的目的地；第六，世界城市集中体现产业资本主义空间与阶级两极分化的主要矛盾；第七，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可能超越政府财政负担能力。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城市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产物，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的生产过程，而这种控制能力的产生主要表现为少数关键部门的快速增长，包括企业总部、国际金融、全球交通和通讯、高级商务服务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萨森（Sassen）出版了《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进一步发展了世界城市理论。她认为全球城市主要有4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世界经济组织中高度集中化的控制中心；第二，金融和专业服务的中心；第三，创新的生产地，即创新中心；第四，产品与创新的市场地，即消费中心。萨森强调高级生产业的集中，比如金融业聚集对世界城市获取全球控制力的重要作用。同时，还认为世界城市还一定是世界消费中心，强调消费对于创新以及服务生产的引导作用。

不论是霍尔、弗里德曼还是萨森有关世界城市的研究，一般侧重世界城市对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没有考虑到全球范围内城市间的相互联系，一般是从相对静态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城市的概念和内涵。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技术的快速普及，1996年，卡斯特（Castells）出版《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他认为，全球城市现象不能简化为只是层级顶端的少数都市核心，应该是在全球网络里连接了先进服务业、生产中心以及市场的过程。全球城市并非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进服务业的生产与消费中心及其辅的地方社会，被连接在一个以信息流动为基础的全球网络里。卡斯特将世界城市的研究从静态扩展到了动态，赋予世界城市动态的联系和内涵。

二、世界城市格局及北京地位

1995年，弗里德曼按照城市所连接的经济区域的大小，即世界城市的区域影响力的大小划分有4个层级的世界城市：第一层级，全球金融连接，世界城市的最高层级，包括伦敦、纽约和东京。第二层级，跨国连接，包括迈阿密、洛杉矶、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新加坡等城市。第三层级，主要的国内连接，包括巴黎、苏黎世、墨西哥城、汉城、悉尼等。第四层级，次要的国内和区域连接，包括米兰、巴塞罗那、旧金山、西雅图、芝加哥、温哥华等。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中国的北京、上海尚未纳入眼帘。1989年，戈特曼（Gottmann）根据人口、“脑力密集型”产业以及政府权力中心三大指标，列举的世界城市名单包括伦敦、巴黎、纽约、东京、莫斯科等城市，其中北京被列为新兴世界城市的行列。全球化与世界网路研究小组（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GaWC）根据会计、广告、银行/金融和法律等先进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其的2010年世界城市分类第一等级的“Alpha++”包括伦敦和纽约，第二等级的“Alpha+”包括香港、巴黎、新加坡、东京、上海等城市，而北京与莫斯科、洛杉矶等城市位居第三等级的“Alpha”之列。虽然不同的研究者有关世界城市格局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但是综合来看，北京在世界城市序列中基本上位处第三等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有所提升的趋势。

从最高层级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来看，世界城市的发展演变与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科技革命以及一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等大趋势相互交织在一起。世界经济中心是世界城市的首要功能，伴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欧向北美、东亚的转移，世界城市的等级序列和分布格局经历了西欧城市伦敦一枝独秀，到伦敦、纽约并列，再到伦敦、纽约和东京三足鼎立的局面。科技革命是世界城市的基本推动力。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机革命）使伦敦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座世界城市，第二次科技革命（内燃机和电力技术革命）造就了纽约，而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技术革命）成就了东京。1821年，英国正式启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与此同时，伦敦成长为世界金融中心。二战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成为助推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关键因素。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世界储备货币开始多元化。1984年，日元成为继美元和德国马克之后的世界第三种国际储备货币以及随后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助推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而在世界城市的评价标准里面，世界金融中心是世界城市的基本特征。

当前，世界经济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有望发生变动。2010年12月，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实力、制度和民众心态打击沉重。中国在制造业、城市化方面已经具备全球大国的特性。中国是一个区域大国，不排除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为全球大国。2011年8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Zoellick）在警告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时同时提到，世界经济重心正在迅速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伴随世界经济重心向中国转移，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实现和中国经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人们对北京按照规划目标发展成为世界城市，屹立于全球最高等级城市行列保持期待。

当前，以现代信息技术引领的科技革命不断向纵深发展，依据卡斯特的世界城市理论，全球服务生产与消费中心不断通过流动连接到全球网络，并通过流动的强化来累积和保持城市的“控制能力”。而斯瑞福特（Thrift）认为，全球城市的发展和功能日益依赖于先进的远程通讯网络和服务。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网络社会的崛起，必将大大加强北京与全球其他地域的连接能力。后金融危机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开始加速，虽然步履维艰，但已初显成效，这将助推北京、上海等金融中心的建设。弗里德曼和萨森的世界城市理论，强调对全球自上而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有着强烈的依靠。虽然人民币已经踏上国际化的征程，虽然西方的金融格局受金融危机冲击一度产生裂缝，然而，由华尔街把持的世界金融秩序一定时期尚难撼动，由此导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历程中依靠人民币成长为世界货币就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同时，在中国强调“和平崛起”的背景中，北京世界城市地位的获取，依靠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和深度应用以及多层次交流而获得流动强化的“控制能力”，或许应该成为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所在。

三、世界城市与旅游业

世界城市必然为国际一流旅游城市，而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并非一定为世界城市。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学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f Modern Architecture，CIAM）公布的《雅典》提出城市规划要满足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需求，城市规划应当处理好四者之间的功能关系。被称为现代城市规划大纲的《雅典》将游憩视为城市的四大功能之一。而国际化大都市向来拥有发达的旅游业，主要原因就在于发达的旅游业是内生于世界城市的形成发展的。1966年，霍尔就曾将都市旅游业解释为世界城市的一种主要产业部门。以伦敦为例，旅游产业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年产值达320亿美元以上，占GDP的10%以上，旅游就业人数占总就业量的15%以上。纽约、伦敦、东京、巴黎、香港、洛杉矶、新加坡、法兰克福、悉尼、多伦多、日内瓦、布鲁塞尔、柏林、大阪等不仅是世界著名大都市，同时也是世界一流旅游城市，旅游业是否发达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能否跨入世界级城市行列的一项标志。

世界城市之所以必然为世界一流旅游城市，这是由世界城市所具有的全球控制力和影响力所决定的，也是由旅游业所具有的依附性、衍生性和伴生性的产业特点所决定的。世界城市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使得世界城市成为政务、商务、文化、体育、宗教等活动的交流中心和集散中心，其中密集来往的人员顺便开展游览活动或者直接就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而存在。实际上，都市旅游业的发达程度与一个城市在全球城市格局中的地位是成正比的。而在世界上，对于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开普敦、坎昆、伊斯坦布尔、曼谷、清迈、贝鲁特等城市来说，它们是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然而，由于没有发展出支撑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产业部门，这些城市自然不会拥有全球性的控制力或影响力。

总体来看，世界城市是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充分条件，国际一流旅游城市是世界城市的必要条件。同时还需要看到的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及大都市产业结构的不断软化，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对于世界城市建设的必要性不断提升。世界城市的经济形态已经实现由工业经济主导向服务经济主导的转变，第一产业比重微乎其微，第二产业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则不断上升，第三产业比重已大大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比重。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三个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为例，它们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均在60%以上，纽约和伦敦更是超过了80%。旅游业的产业形态主体蔓生于第三产业之中，特别是旅游活动的无边界性使得新型旅游业态又不断从传统产业，比如农业、工业、工业遗存中生发出来，生发出休闲农业、工业旅游、工业遗产旅游、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形态，成为增加产业附加值或者是拉动产业转型的动力源，不断推动传统产业向柔性化的方向发展。

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对于世界城市建设的必要性不论是对于世界城市的建设过程，还是世界城市的进一步创新发展都尤为重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要狠抓一下旅游和城市建设，发展旅游和城市建设结合起来考虑。”在邓小平的规划设想中，城市规划建设与发展旅游的目标之间是需要统筹协调的。2004年1月，霍尔在南京演讲时预测，在未来的10～15年，北京、上海将成为“世界城市”，城市问题将不断加剧。他通过对伦敦、巴黎、纽约、东京四大城市的调查分析认为，商业与金融、政府的政策、休闲和文化产业以及城市旅游业是解决大都市城市病的有效措施，也是保持与推动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四个动力。当前，西方世界城市日益向着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时展，并不断成为经济的主导方向，创新点依赖旧城历史文化街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以及都市旅游业的发展，从而不断促进老城区经济的复苏以及重新焕发活力。

四、北京旅游业发展与世界城市的差距

世界城市也具有世界一流的旅游业，发达的旅游业一般也是世界城市的基本表现特征。根据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在2011年8月初的“世界旅行目的地指数”，2011年，伦敦和巴黎接待入境旅游者预计将达到2010万人次和1810万人次，分列第1和第2位，纽约和东京也均在前20位之列。从入境旅游者花费情况来看，伦敦、纽约和巴黎分别以256亿美元、203亿美元和146亿美元位居前三。2011年，北京接待入境旅游者520.4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54.2亿美元，北京的入境旅游者人次不仅与伦敦、纽约和巴黎相比差距明显，并且与新加坡、首尔、香港、台北以及上海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国际旅游经济收益更是落后于这些城市（如表1和表2所示）。而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次和国际旅游经济收益指标是衡量一个城市国际旅游发达程度的关键指标。

北京有着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850余年的建都史，历史文化底蕴极其深厚，拥有众多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然而，北京的国际旅游发展水平却不及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香港等城市。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规律表明，一个城市的旅游竞争力并不仅仅由旅游吸引物的品质和数量所决定，城市旅游竞争已经日益演化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较量，一个城市的国际旅游吸引力愈来愈依靠该城市在世界城市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愈来愈依靠借助全球服务生产与消费动态的连接到全球网络中的能力。世界城市所拥有的发达旅游业，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该城市作为世界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北京作为综合性的巨型城市，从建设世界城市的角度审视与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差距，更多的就在于理解与作为全球城市最高形态的世界城市发展水平的差距。旅游业或旅游紧密相关领域，比如休闲度假、会议会展、文化创意以及公共服务体系方面与世界城市的差距，很多已经超出了传统旅游管理的范畴，需要从世界城市建设的维度寻求出路。

当前，北京的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比重、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已经接近世界城市的标准，正处于从中等发达城市向发达城市迈进的阶段。然而，北京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科技研发、社会发展、对外影响等方面与世界城市相比，差距明显。一项有关世界上39个著名城市发展水平比较的研究显示，纽约、东京、伦敦、巴黎、香港等城市的综合得分最高。纽约排名第一，主要得益于雄厚的经济发展实力和对外影响力。东京在科技研发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表现突出。而伦敦主要基于出色的科技研发实力、经济实力和对外影响力。北京总体排名第28位，在39个城市中位居中下游。其中，北京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第34位，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北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距离世界城市人均GDP1.5万～2.5万美元的标准还有不少差距；生态环境排名第38位，北京空气质量不佳，大气悬浮颗粒含量高；科技研发和社会发展位居中上游，但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研发创新仍然较弱；对外影响排名第25位，仅居中游水平，北京还缺乏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

除了上述的差距之外，北京还面临一些世界城市建设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从深层次影响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建设。虽然北京的经济增长率要高于纽约、伦敦、东京，经济总量处于不断追赶的过程中，然而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并不同步，这根源于收入分配体制的问题。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愈发尖锐化。根据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常住人口已达1961.2万人，提前10年达到了人口总体规划确定的“到2020年控制在1800万”的目标。“城六区”人口密度7837人/平方千米，超过了世界上以人口密集著称的伦敦（5437人/平方千米）和东京（5984人/平方千米）。人口的过度膨胀使得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房价泡沫化等问题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根源于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文化中心，但文化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缺乏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作品、文化活动和文化团体，这根源于文化体制机制的问题。环渤海和京津冀的区域经济发展还非常不平衡，这根源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

五、未来北京旅游发展建设

世界城市与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相互关系已经说明国际一流旅游城市是世界城市的应有之义，是世界城市的重要维度。从世界城市的高度来审视北京未来的旅游发展，提出的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建设目标是隶属于世界城市的建设目标之中的。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关键部门的聚集发展过程，这些关键部门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总部、金融部门、交通通讯、文化创意等高级生产业的集中。同时，世界城市还是世界消费中心，而旅游消费一般属于最终消费，旅游发展对于促进消费型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城市的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三个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为例，它们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均在60%以上，纽约和伦敦更是超过了80%。世界城市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北京从世界城市视角提出的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建设目标，重点应该包括5个方面的内涵：第一，现代服务业繁盛之都；第二，文化创意之都；第三，国际旅游集团总部聚集之都；第四，国际会展之都；第五，生态宜居之都。为了建设世界城市，北京未来的旅游发展建设重点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不断提高旅游业信息化水平，推动旅游业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旅游业一般隶属传统服务业的范畴，实际上，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旅游业传统服务业的性质将不断发生变化。现代信息技术是改造传统服务业的基本手段，而旅游业是信息密集型产业，因此，旅游业是非常适宜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改造和提升的产业。大力推进旅游信息化工作，积极开展旅游电子商务，全面推动旅游行业监管的信息化水平、旅游企业运营的信息化水平、旅游交易的信息化水平以及旅游营销的信息化水平，推动旅游业与信息产业的全面融合，提高旅游产业运行的智能化水平。经过信息化改造的旅游业进而会不断提高北京旅游产业在全球范围的连接能力，而这种能力是世界城市所具有的通过流动强化获取控制力的组成部分。

第二，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高文化产业对旅游业的辐射力。萨森认为，但凡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属于“在世界范围内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节点以及中心，或称之为“全球城市”，无一不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市场创新能力最强势、人类创意思维最丰富、时尚流行更新最前沿、信息能量循环最快捷的地点或区域。世界城市普遍拥有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是旅游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所有城市难以相比的，在世界各大城市当中也属罕见，然而文化的产业化步伐还有待大幅提升。北京需要积极构建自由、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创新体制机制，努力建设世界文化创意产业之都，其建设视野绝不是仅出于旅游业的目的，而是从大国崛起和中华文明复兴的角度进行建设，这必将会高屋建瓴地反哺于旅游发展。

第三，积极引导国际旅游集团总部的聚集，加快在京旅游企业“走出去”步伐。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是世界城市的基本特点。当前，在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已达82家，已经有很大规模，然而国际旅游集团总部数量却非常有限。在2007年，旅行社行业的人世缓冲期就已经结束，可以积极引导外资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北京建设地区旅游集团总部，特别是旅行社总部，这将有助于提高北京国际客源的招徕能力。21世纪以来，虽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屡创新高，当前，人民币依旧面临升值的巨大压力。人民币升值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机遇。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签订逼迫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之后，曾经出台鼓励国民出境旅游的“五年倍增计划”，与此同时，日本资本随着出境旅游发展不断加大对外旅游项目投资，出境旅游与海外旅游项目投资相互促进，一度出现“黑色环流”现象。在中国出境旅游快速增长以及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中，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

第四，努力建设国际会展之都，不断提高国际会奖旅游的比重。作为世界城市的伦敦、东京和纽约也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会展之都，可以说，举办会议会展的数量、规模和等级是世界城市全球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表征。同时，需要充分认识的是，不论是从旅游者的统计口径、旅游收入的统计口径还是旅游企业的收入来看，会展业的总体都属于都市旅游的范畴，仅仅将参加会展人员会后的游览活动看成旅游业组成部分的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大型国际会展活动对于提高北京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招徕国际旅游者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会奖旅游的发达程度是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重要表现。为了推动北京国际会展之都的建设，有必要考虑在北京市旅游委的框架内设置北京会奖旅游发展局，专门负责会奖旅游促进工作，统筹协调贸促会、展览馆协会、行业协会、展览场馆、专业会议组织者（ProfessionalConference Organizer，PCO）、目的地管理公司（Destination Management Company，DMC）等会议会展相关单位开展工作。

第五，统筹城乡旅游发展，大力发展都市旅游业。在由中心城市与区域相互连接的大都市区范围内，旅游活动的流动性质使得旅游业天然地成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优势产业。长期以来，北京确立有“投资消费双轮驱动，城市农村两个市场”的发展战略，通过大力发展京郊乡村旅游，旅游业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城镇化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世界城市的视角出发，旅游业在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方面的作用自然需要进一步强化。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在京郊旅游快速崛起的同时，北京都市旅游发展滞后，而世界城市的发达旅游业很大程度在于都市旅游的繁盛。都市旅游嫁接于城市综合竞争力基础之上，是与城市街区、道路、胡同、社区、商圈、历史文化片区全面耦合的旅游形态，是世界城市所需要的旅游形式。因此，及时深入研究都市旅游的发展机理，贯彻“城市即景区，景区即城市”的发展理念，推动城市规划建设、旧城改造与旅游功能的全面有机融合，搭建都市旅游的骨干框架，同时助推生态宜居城市建设。

第六，大力实施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战略，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进程。在世界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有一个支撑其发挥控制职能的高度发达的城市区域，如纽约在全球经济的控制能力方面更多地取决于美国东海岸大都市带的强大支持，而东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则主要依赖东京大都市圈和日本太平洋沿岸工业经济带的强大经济基础。北京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同样需要环北京城市圈的一体化发展。然而，当前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缓慢，效果不理想，关键在于北京和天津作为首位城市积极性不高，并未有效发挥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旅游业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军，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背景中，需要大力推进京津冀区域旅游一体化进程，力争使旅游区域一体化走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前列。但需要看到的是，旅游区域一体化的程度受制于城市群一体化的整体架构，及时出台京津冀城市圈规划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进而站在更高的高度谋划京津冀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从而使区域旅游一体化获得助推世界城市建设的更强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