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20期

中国道路的五大特性

《党建》刊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鲜明特色。一是自主性。中国道路是自身内部因素主导生成的。在世界现代化大潮冲击下，中国主动地进行了适应性变革，这种变革立足中国国情，对外来经验不是照抄照搬。在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最关键的是拒绝了新自由主义。中国借鉴国外经验，留下了自己的特色和创造，如联产承包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二是人民性。中国道路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中，人不仅仅是经济要素，更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不仅仅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对发展有贡献，还包括其他一切领域的人；不仅仅是个体，而且是具有共同利益的整体――人民。三是实践性。中国道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其顺利成长的基本原因。坚持以“摸着石头过河”方式推进是中国改革的鲜明特色。中国的改革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渐进、迂回、给基层以极大自由度、力求从局部突破、不断试验的道路。中国将许多问题都留给实践，具体的目标、步骤、方法等都是在不断对一系列难题作出选择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四是整体性。中国道路坚持“五位一体”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了发展合力最大化。这种道路以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为指导，避免了之前那些模式的弊端，最大可能地减少了发展成本，实现了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发展合力最大化。五是稳定性。中国道路的关键秘诀是科学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中国“后发赶超”的核心密码

《人民论坛》刊文指出，中国是后发国家，这样的历史地位和发展环境决定了必须探索走出一种在不利的环境中实现国家发展的特殊方式，找到“后发赶超”的核心密码，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两个轮子推动，即市场经济和国家主导。首先，市场经济起到了释放社会积极性、提供发展动力的作用。中国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工业化。我国资源禀赋并不丰厚，人口众多，基础薄弱。中国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高速增长30多年，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世所罕见。其次，国家主导起到了科学合理规划和促进集约化、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战略性发展”就是后发国家工业化策略中国家主导作用的突出表现，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制定发展规划，如我们国家的五年规划；二是初始资本投入，国家集中权力，有利于筹集资金，启动工业化进程；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成工业化、城镇化的集约发展，形成发展的高速度、高效率，中国在这方面堪称世界最佳；四是软实力建设，即国家为工业化、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治、法律制度的保障，发展科教文卫事业支持经济建设和发展。国家主导除了“战略性发展”以外，还有保持均衡可持续发展和调节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我国的“西部大开发”，协调20多年发展带来的不均衡，这在发达国家都是很难做到的；另一方面，靠宏观调控和社会政策，减小差距，减缓分化，化解矛盾，这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特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核心作用，这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成功经验。

我国经济步入稳中求进的新征程

《人民日报》刊文指出，“稳增长”决不仅仅是避免经济增长“硬着陆”，而是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样的阶段，“稳”的含义不只是将经济增长率调控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目标区间，还包括稳心态、稳政策、稳预期。稳心态，就是力戒急于求成、贪大求快、不惜代价等社会心理，以更为稳健、更关注长远目标和更符合客观规律的理念和行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稳政策，就是力戒仓促多动、过度刺激和无序补贴的政策调控方式，以慎重和可预见的政策调整、适度的经济政策干预和不破坏公平竞争秩序的政策优惠，发挥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近20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有效避免了经济的大幅波动。稳预期，就是力戒优惠竞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稳健的心态和经营方式、更大的耐心和力度，扎扎实实进行技术创新，增强长久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稳中求进，“进”向何方呢？简而言之，更高素质、更平衡协调、更绿色环保是基本方向。“更高素质”，就是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体系全方位的精致化、信息化和高端化。“更平衡协调”，就是实现产业结构和空间分布的合理化。“更绿色环保”，就是使工业生产以及工业品的使用更清洁、更具有环境友好的性质。从根本上说，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要以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高的绿色环保标准，彻底消除或最大限度减少生产过程的环境风险。

（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