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集团国家转型之鉴

20年来，前集团国家的转型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能否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提供启迪?

转型国家的经验

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东欧国家最近20年来的转型历程，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以波兰为例，自从体制转型以来，其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之前，波兰总体的经济增长和中国相差并不很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经济在人均GDP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仍然能够快速增长。这应当归功于以下三点因素：一、经济体制的基本转变，即从中央计划的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二、政治体制的基本转变，即从过去的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三、货币的可兑换性，这一因素的作用小于前两个因素，但也非常重要。

田春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近20多年来，中东欧和苏联地区国家的转型的经验教训很多，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转型国家实现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不是可以被认定为已经完成制度“转型”?

在我看来，作为整体性、历史性、变革性的人类社会的大规模的制度性转型已经基本结束，这是对于“转型是否终结”的基本的判断。其标志是：首先，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性大变迁、大动荡已经过去，市场经济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建立。其次，各国已经走出“转型衰退”的阶段，市场的主体与运行、资源的配置与方式，市场制度的法律、规则，都在完善的过程。再有，多数转型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与国际经济规则接轨(尽管出现很多问题)。最后，在西方理论界看来，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已经结束，其重要标志就是这些国家大多数已经“加入欧盟”。

二、转型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结合导致和产生的腐败，是不是转型国家特有的现象?

俄罗斯的经验表明，政治权力一旦与经济利益勾结，“政治内部人”首先成为改革转型的“攫财大亨”。也许，这就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遗产”?过去，我们更多地关注“经济内部人”而忽略关于转型中“政治内部人”的权力制约问题。如何解决转型过程中的“权钱结合”以及“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尚需深入研究。

三、“由国家力量主导的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以及“财富基金”，是不是转型国家的一种经济趋势?

近年来，俄罗斯逐渐显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与形态，即国家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自本世纪之初普京执政起，俄罗斯通过整治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寡头集团、委派政府官员在垄断性企业任职、组建国家控股的大型旗舰企业等方式，实现了国家资本向命脉企业的扩张与垄断。

四、历史的路径依赖对转型有何影响?

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转型初期，以彻底否定原有制度的遗产、建立与原有制度和历史惯性截然不同的制度模式为出发点。问题在于，在俄罗斯，非正式制度包括人们的理念、传统、文化、习俗、道德等等，难以在短期内被移植，这使俄罗斯原有的历史遗产和制度惯性会继续发挥影响，而在较短时期内难以发生变化。那么，中国的转型和社会发展是否同样会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

中国改革路在何方

许成钢：中国过去一直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缺乏配套的产权和政治体制改革，试图在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条件下，用通融的办法来逐渐改变中国经济。

然而，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无处不在的政府权力使得中国面临着许多基本问题，已经无法用通融的方法来解决。在缺乏基本体制转型的情况下，政府的力量不会自行削弱。

中国现在必须面对、不能回避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它是任何经济里面的最基本的产权问题，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

孔田平(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东欧研究室主任)：关于中国改革的路径，许教授提到的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另一个选项就是政府财政预算方面的改革，我认为，应当将政府预算置于立法机关的严格监督之下。政府预算进一步公开化，让立法机关能够真正有效地监督政府财政。

中国人需要讨论改革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讨论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是不是我们应当认同的价值观。中国改革要进一步推进，必须在价值观上凝聚社会共识。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就经济而言，私有制是不是惟一的评价标准呢?我认为，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关键是看私有化是怎么推行的，是通过市场竞争积累起来的，还是偷来的、抢来的，抑或通过腐败、通过寻租拿到的?其间存在很大的区别。

另一个问题是，私有制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什么?是促进竞争，还是导致垄断?叶利钦时期的休克疗法，造就了一大批石油财阀、垄断寡头。他们都是私有的，但他们的财产基本上是偷来的。

除了靠竞争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外，中国还存在一个静悄悄的、围绕权力发生的私有化。结果是少数人积累了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产，这些资产是靠寻租、得到的。这种情况和改革早期以竞争为主导的私有化的方向是相反的，是危险的，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靠政府的透明和社会公众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来杜绝这类现象。（摘自《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