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战俘为何投向中国?

田纳西州孟菲斯市51岁的中美混血儿刘黛罗（Della Adams）正在筹资到中国实地取景，拍摄一部关于她父亲的电影。

57年前的1953年，在韩战战俘的志愿遣返中，她的父亲亚当斯（Clarence Adams）等21位美国战俘选择了留在中国，而不是回到自己的祖国。 21个决定留在中国的美军战俘在北京天坛留影。

在此后冷战时期的数十年间，他们在中美媒体里都面孔模糊，身负各种意识形态标签。在美国，他们曾是“叛国者”、“意志不坚定的懦夫”――1962年，一部以此为背景的名为《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的美国政治惊悚片，主角就是这么一群从韩战归来的战俘，影片涉及洗脑、谋杀与阴谋操纵总统大选。而在中国大陆，他们则是“反美义士”、“弃暗投明投奔伟大共产主义的和平使者”。 Clarence Adams与同学在一起。（摄于武汉大学本科学习期间）。

60年后，翻阅着父亲留下的大量记录在中国及朝鲜战俘营生活经历的日记，刘黛罗对记者说：“当我父亲（亚当斯）选择中国的时候，他虽不知道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但他知道这个选择将使他的人生出现变数。他当然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但他愿意冒险一搏。” 总理接见Clarence Adams与其他外文出版社工作人员。

亚当斯的选择

“中国竭力游说把我父亲争取过去？！他们（中方）才不想要他们（21个人）呢。”刘黛罗笑得前仰后合。 Clarence Adams与妻子刘林凤及女儿Della Adams合影。

（摄于武汉生活期间）

亚当斯于1999年去世，他生前和大女儿刘黛罗常坐在一起长时间聊这些战俘营里的往事，并留下了珍贵的口述录音记录。

1953年，黑人青年亚当斯26岁，他当时在中方管理的朝鲜战俘营里担任图书管理员。在以捉弄中方管理人员为乐的美国大兵战俘中，他是格格不入的“一小撮”。 刘黛罗（Della Adams）。

当和谈开始，同伴们开始讨论回美国后的种种，他并不热衷搭腔。刘黛罗说：“我父亲从来不参与这样的讨论，他很久之前就已经决定不回美国，只是一开始没想好去哪儿。”

亚当斯来自美国南方种族歧视严重、民风保守的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学校、工厂、医院甚至赴朝鲜参战的军队里，都仍然采取种族隔离制度。根据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确定的志愿遣俘原则，所有俘虏有权选择归属地，不一定要返回自己的故土。战俘们拿到了一份可选择前往国家的名单列表。

亚当斯留下记录，描述了他的抉择心路：尽管可以选择诸如法国、英国这样的第三国，但他知道，去当时的欧洲，黑人仍是二等公民。如果回到美国，自己会像无数退伍老兵那样，没文化，没工作，没职业技能，什么也干不了，永远也逃不出一个美国下层黑人的既定人生。那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他不想继续当二等公民，宁愿去一个截然不同的未知国度。中国在他们的宣传资料上写着‘新中国，平等，不歧视’。我爸并不傻，事实上他对任何政党都充满怀疑，他并不真相信那些宣传，”刘黛罗说，“他的想法是：至少你敢在纸上写出来了，而美国当时还有牲口与黑人同等地位的明文法条。他据此判断，中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不会像美国那么严重。”

亚当斯和其他出于各种原因同样不愿回家的美国战俘很快天然地聚集一起。无从考证是谁最先提出大家一同去中国的设想，但亚当斯最后被推举为联络人，首先向他在战俘图书馆的中方上司透露，他们有20多个人有意来华。

刘黛罗绘声绘色地模仿起她父亲每次讲这段经历的腔调：“中国方面当时非常惊讶：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的决定并不让中方开心。他们想：‘天哪，我们要拿这21个美国人怎么办啊？这些人是美国大兵，没文化，没有技能，他们是虚弱的战俘，现在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去？’”

据亚当斯称，无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没想到居然发生这种事情：真有美国人要去中国！

这些战俘反复向中方保证，来中国后不会捣乱，会好好学习中文，掌握生活技能，遵纪守法。最终，中方决定接收他们。

在亚当斯家流传着一个关于21个战俘接受中方面试的笑话：中方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类似大学入学申请的面试，依次询问他们到中国后的人生规划。有一个矮个的战俘说，他希望能发挥自己在美国军队的经验，到中国后能继续参军，当职业军人，目标是当将军。中方代表当场就对他表现出反感，几乎要直接拒绝他的申请，但最终由于他们是集体申请来华的，只好全部接收。

21人的来华动机

亚当斯等21人“投奔红色中国”的决定在当时麦卡锡主义笼罩下的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这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投奔敌国”事件。

当时的报章纷纷试图为公众告解。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称，这21个人都是叛徒，出卖了战友，他们怕回国后遭到报复才不敢回来。美国《新闻周刊》称一半人都是同性恋，本身就道德败坏。还有报纸称他们都是吸毒者，患有精神疾病。

直到不久前的2002年，才首次由战俘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Lewis Carlson作出翻案研究。他遍访21个“投敌”战俘的亲属、战友，调查获取一手资料，解密其来华动机。

Lewis Carlson的分析显示：他们中20个是职业军人，只有1个是新兵;他们多数的确来自贫穷的中下阶层单亲家庭，但这和当时整个军队的士兵来源并没有显著差异;他们中3个上过大学，其中1个是大学毕业生;3个是高中毕业生;多数人青少年的时候有规律地去教堂做礼拜;3个是非洲裔;3个在美国已婚，有几个曾与亚洲女子恋爱;其中1个坐过牢，1个进过少管所，但其他人都没有犯罪记录……总之，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与其他4000多名选择返乡的美国战俘并没有显著区别。

根据Carlson的研究，这21个战俘的来华动机也相当繁杂，很难归纳。亚当斯等3名黑人可能是由于种族歧视的原因;Albert Belhomme是个来自比利时的新移民，他在军队里不得志，能讲四国外语，却迟迟得不到提拔;被媒体特写报道过21个战俘中唯一长居中国直至2004年去世的温纳瑞斯（James G.Veneris）出身于希腊共产党家庭;而许多战友为来自阿肯萨州的15岁参军的白人小伙William Cowart辩称，他根本没有政治倾向，只是一个“妈妈的乖孩子”;来自罗德岛的Richard G.Corden则被同伴们形容成一个容易冲动的莽汉……

朝鲜战争在美国素有“被遗忘的战争”之称，对比前一次在二战胜利光辉下回归的美国士兵，韩战归来的老兵并不受社会待见。他们中许多人回国后生活困难，成为社会边缘人。有分析指，亚当斯等21人的抉择是加剧整个韩战老兵群体在美国社会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一个因素。

在中国的生活

“我想可能大部分人也想要这样，但大数人都没有勇气真的这么做。我父亲非常清醒和有魄力。”刘黛罗说。

当亚当斯说服了中方接收他，他向中方接收人员确认了三件事：第一，如果他努力学习，中国能不能允许他接受高等教育：第二，能不能允许他在中国就业;第三，能不能和中国人通婚。这是当时亚当斯所关注的最基本的三样权力，刘黛罗说。

中国红十字会包办了亚当斯等21个人来华之后的生活。

1954年2月，21名美国战俘和1名英国战俘一同来到中国后，中央政府在北京召开大会，授予他们“国际和平战士”称号。他们随后被送到山西太原集中学习，学习中国历史、社会情况、经济建设、生活习俗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一年之后，他们又回到北京中国红十字会，红十字会给了他们上大学、去工厂、下农场或闲住这4种选择。

亚当斯等选择了上大学的战俘们随后被送往北京大学进行长达一至两年的密集式中文培训，然后被保送进入中国几所著名高校上本科。结合他们各自的意向，亚当斯和Morris Wills、William White3人被分到了武汉大学。

亚当斯得到了他要的，甚至可能比他设想的还要好些。这个没能在美国念完高中的黑小子，能流利地听说读写中文，拿到了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武汉大学的中文与国际政治的硕士学位，进了一家大型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工作，还娶到了一位出身于显赫的旧军阀家庭里的、受过名门淑女教育的小姐为妻。

亚当斯喜欢舞会，交际舞跳得极好，后来也正是凭高超的舞技追求到了出身高贵的、叛逆、独立、酷爱跳舞的俄语系女教师刘林风。后来，她给亚当斯生了两个孩子，其中长女就是刘黛罗。

“我知道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是不寻常的，我们家当时有好几个侍女，一个厨子，一个司机，还有一辆豪华轿车可以用。”刘黛罗还记得他父亲当时的工资大约是普通中国人的3-4倍，她当时上的是特别的托儿所和国际学校，同学的父母俱是一时显贵。即使在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困难时期，因为她父亲是“大块头的美国人”，他们家也被额外照顾，分到了更多的粮食票。

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时，亚当斯的工作是翻译发往国外共产党机构的宣传小册子。据刘黛罗回忆，亚当斯在外文社一直只是一个低级职员，她认为他的岗位甚至可能是专门为了安置他们这几个战俘创造的闲差。当时在外文出版社已经有不少来自各外国共产党支援中国革命的欧美人士，如他父亲的上司英国共产党员、英国《工人日报》记者Betty Chan。

亚当斯在中国待了10余年，直至前夕的1966年才携妻儿离开。在华期间，他从来没有申请过加入共产党，也没有人邀请过他入党。他始终保留着美国公民身份。

在中国期间，他与他在美国的家人曾有过为数不多的3～4次通信往来。两边寄出和收到的信都是已经拆封过的，美国和中国官方都对这些信件进行了审查。他和家人只在信里谈一些诸如彼此小家庭的现况，却没有过多的悲喜流露，也从不涉及彼时两国内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背景。

亚当斯是少数1960年之后仍留在中国的美国韩战战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那之前都已返回美国，或转往捷克、波兰、比利时等地。

离开中国的决定

刘黛罗的母亲刘林风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大姐是在“”前夕，那是一场家人反目成仇的戏码。她们的父亲是曾显赫一时的湖北军阀刘百业（音），在已经开始的革命风暴中，这样的身世足以给家庭带来灾难。而在那个禁锢的年代，刘林凤居然还嫁了一个外国人，令事态变得更严峻。

“那是一场非常残酷的表演，”刘黛罗回忆：刘林风的姐姐破门而入，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亚当斯，这个已被全家接纳认可的外国妹婿突然成了“美国杂种”。刘林风被呵斥和她的丈夫一起“滚出去”。

此后一别13年，刘林风和她的家人彼此音讯全无，两下不知生死。

亚当斯一家是在1966年春天离开中国的。刘黛罗记得父母亲在决定动身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在激烈地争吵。作为结婚的条件，亚当斯曾答应刘林风会永远待在中国。

中国红十字会那些负责管理照顾亚当斯的人告诉他：“如果你想走，要不就趁现在，要不就可能走不掉了。”

“他们竭力劝服我父亲离开，当时局面已经接近失控，他们不想承担责任，让一个外国人在他们手里死了，怎么都影响不好。”刘黛罗说。

亚当斯最终说服了妻子，他们意识到事态已经发展到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他与驻北京的许多外国使节都有来往，从他们那儿，他看到了一些没有加工的报道。他的加纳大使朋友提出可以为他办难民避难，安排他一家离开中国去加纳当大学老师，教英文。而亚当斯则决定回美国。

当时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他的非洲朋友把信息递给了英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随即联络了美国驻香港的领馆，并安排了与北京红十字会的接洽。红十字会在很短时间内办妥了所有交接手续，并把他们一家送到了香港。

在香港，美国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对亚当斯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审查。亚当斯后来告诉女儿，当时每天都有人反复盘问他同样的问题，试图让他承认自己是叛徒，出卖了国家机密给中国人。

刘黛罗说，她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解为什么父亲没有选择去其他国家，而是坚持回美国。后来才明白，这可能是父亲的生存智慧。“他是一个生存者，他知道如何活下去。美国政府恨死他了，如果他去任何第三国，他们即使杀了他也没有人知道。但他坚决要求回国，全国都轰动了，媒体会跟踪报道，美国政府要负责监管他，他们就不能动他了，我们一家反而就安全了。”

回到美国后的生活

亚当斯清楚知道回美国等着他的可能是什么。最初决定来中国的有23个人，但其中有两个人在临行前又改了主意。可是他们一回美国，就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一个的罪名是“私通敌人”以及“作为战俘行为不当”，被判刑10年，另一个的罪名是“私通敌人”，被判终身监禁，后来刑期减到20年。

亚当斯一家在回孟菲斯的路上，负责护送他们回乡的特工就告知3K党计划谋杀他。将近两个月时间里，他们一家足不出户，屋外则有警探巡逻。亚当斯很快被召往华盛顿接受国会质询，他把所有钱留给刘林风，告诉她：“如果我不能活着回来，你就带上孩子去纽约投奔Mooris Wills（当初同去武汉大学的战俘，后来先于亚当斯回国，编者注），然后再想办法回中国去吧。”

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亚当斯曾三次透过中国广播向美军喊话，号召黑人士兵回国，不要参加无意义的战争。这是国会质疑亚当斯变节的重点。

亚当斯没有聘请律师辩护。他在庭上自辩。他认为律师很可能会替他说，他属于一时失察被洗脑了。但他认为，那是说谎，他是自己想去中国的。

“我为什么不能通过选择中国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亚当斯这么答辩。后来，他被当庭无罪释放了。

但作为一个黑人，在1960年代的南方生活依然艰难。特别是亚当斯在许多当地人眼里还是一个出名的“叛徒”。刘黛罗记得他们一家在回国后将近一年都在山穷水尽的边缘。“刚回美国几个月，我妈不知道我在看她：她一边在哭，一边在做一个花生酱三明治。她把一个薄薄的三明治一分为二，一半给我带到学校当午餐，一半给我父亲，因为他要在街上走着求职，她自己不吃。我们当时就真的穷到这个地步了。”

情况慢慢转好。亚当斯最初只有打一些送外卖、清洁工等零工，但后来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了工作。他和妻子之后在孟菲斯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后来发展成一个当地知名的中国餐饮连锁企业。

刘黛罗说，曾有许多亚当斯当年的战友不远万里找到他父母亲的餐馆来吃饭，目的是向他父亲道歉。当年回国的韩战战友回国后接受调查时，为了回归社会，得到认可，他们中许多人都选择攻击了当时留在中国的亚当斯。他们希望当面得到亚当斯的原谅。

亚当斯是留华战俘中唯一一个在返美后选择不断追溯往事、不断对媒体发声的人。他上广播，拒绝认错或向大众观念投降。而其余的先期回来的人都很安静。他们大多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不愿意被人发现，即使接受采访也都要求不透露他们现在的居住地。

亚当斯的好友、已先期回国的MorrisWills，曾于1968年出版一本名为《叛徒：一个美国人在共产中国12年的经历》的书，并且曾在《生活》杂志上写了一篇短文，遵循美国当时的主流价值取向承认自己被洗脑，并表示他多么不喜欢中国。

而据刘黛罗回忆，在若干年后，Morris Wills来孟菲斯看他们时，亚当斯当面问他：“你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要那么做（给《生活》杂志写那样的文章）？你明知道那不是真的，你写的那些事并没发生。”Morris则告诉父亲，你不明白，我要保护我的家人。

像许多韩战老兵一样，亚当斯可能也饱受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折磨。刘黛罗说，从她记事起，就没有人能在他父亲熟睡时接近他，他会在梦中惊醒痛击来者。“我不知道我爸妈是怎么同床共枕的，但我妈显然知道绝不能触碰睡梦中的丈夫。”

刘黛罗在父亲去世后曾接受多个韩战老兵组织邀请，前往演讲，但亚当斯生前从不参加这类组织的任何聚会活动。

亚当斯一家一直生活在镁光灯下，每隔几年，就有美国全国性媒体要求采访他，直至1999年亚当斯去世。多份主流报刊为他撰写了讣告，文章多不乏赞美之词。军方决定为他举行标准的军人葬礼，棺材覆盖有美国国旗，授予荣誉称号，美军直升飞机在坟前上空旋转致哀。有四五百人出席了他的葬礼，政要云集，多位国会议员发信致哀，称亚当斯为“国家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