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歧视问题研究

【摘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有制歧视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它妨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影响社会产出总量，最后影响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所有制歧视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除了观念上的歧视外，更表现在具体的法规和政策上，包括行业进入或市场准入歧视、融资歧视、税务歧视、隐形负担歧视等。最后，本文提出了改善所有制歧视的方法。

【关键词】所有制歧视 行业进入 企业

一、所有制歧视问题的由来及其意义

中国自1949年建国后，在1960年代前基本上完成了私营企业的国有化（或集体化）改造，在整个经济领域包括农业基本上实现了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制所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这种情况，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逐步改变，开始是通过“增量改革”引发了私营和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的迅速增长，1994年以后则在全面改革中实施了“国退民进”和国有经济“有退有进”，从而形成了公有制经济、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相互补充和共同繁荣的局面。[1]

由于上述的历史过程，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由单一公有制到现在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由于法规、体制和观念等因素，形成在很多方面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别待遇，即所谓的“所有制歧视”。所有制歧视既可以导致有利的（或称正向的）结果，也可以是不利的（或称逆向的）的结果，取决于企业所在的所有制形态。通常，人们比较多地站在私营企业的角度谈论所有制歧视，其原因在于私营企业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但在某些情况下，公有制企业或外资企业也会遇到所有制歧视。

中央财经大学2008年12月在北京举行了一个题为“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研讨会。中央财经大学邹东涛教授在会上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理论争论最大的是所有制问题，实践创新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改革。这个评价是合乎实际的。但同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尚未完成，仍有顽固堡垒需要攻破，特别是要破除所有制歧视。这就是我们还要研究所有制问题的重大意义。

二、所有制歧视的经济学分析

所有制歧视作为一个问题，既源于政治理由，更源于经济理由。政治方面主要表现为社会不公，从而引发社会的不认同感和社会矛盾。本文主要从经济角度分析所有制歧视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有制歧视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它妨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影响社会产出总量，最后影响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

所有制歧视的后果是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享受了差别待遇，从而使某种所有制的企业获得了相比较于其他企业的优势，这种优势实质是一种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这就形成了不公平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不完全竞争会导致效率的丧失。

比如，限制民营企业进入某个行业，就使该行业不能达到充分竞争的水平，从而使该行业的效率提升较慢，社会应该享有的服务水平较低，比如在金融行业、电信行业、媒体行业。又比如，由于税率的差异，如长时间存在的内外资所得税不同，就使外资获得了相对竞争优势，造成本土企业在成本上处于劣势，一个后果是本土品牌很长一段时间里退出了消费者的视野（当然不是全部原因）。

其实，所有制歧视背后的法规或政策安排，很大的动因就是政府想通过自己的手来安排（计划）经济，而忽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所有制歧视的主要表现

所有制歧视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除了观念上的歧视外，更表现在具体的法规和政策上，并通过这些歧视性的法规和政策，强化了人们观念上的歧视，进而在法规和政策上没有歧视的地方也容易引发实质歧视。具体而言，所有制歧视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行业进入或市场准入歧视

主要是指通过法规和政策明示的或隐含的规定某类所有制企业可以或不可以进入某个行业（市场）。行业进入歧视是最普遍的歧视之一，主要是民营企业面临较多的市场准入障碍，甚至往往超过了外资企业，从而使民营企业获得了“非国民”待遇。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行业进入是不断开放的。对外开放直至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对外资消除所有制歧视的过程；对内改革，发展民营经济，是一个对内消除所有制歧视的过程。比较而言，对外资的开放由于中国加入WTO而比较充分，而对民营经济的对内开放程度还显得不足。

关于市场准入歧视的不同情况及其后果的分析，根据政府管制松紧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组合，分为相应的四种情况：情况A：政府解除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或不同行业的歧视性管制，并保持一个较低的开放度；情况B：政府解除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或不同行业的歧视性管制，但奉行开放政策；情况C：政府继续维持歧视性管制，同时仍然保持经济的相对封闭性，即开放度较低；情况D：政府继续维持歧视性管制，但开放国内市场，保持一个较高的开放度。在情况A，存在一个统一、竞争的国内市场，由于国内的充分竞争，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会保证在一定水平，并且由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可以免受外部经济环境或条件变化的冲击，这意味着相对较高的经济安全度；在情况B，国内企业不仅面临着充分的国内竞争，而且也必须面临着来自国际上的竞争，由于资源的配置不受限制，因此经济效率将达到最高，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即使面临外部环境的可能变化，由于经济规模较大并且经济效率很高，国内经济安全度也不会低于一定水平；在情况C，就整体经济效率而言，由于它特意维持歧视性的管制，排斥竞争，因此效率低下，但经济比较安全；值得注意的是情况D，此时由于管制不仅效率低，而且这种低效率和较高的开放度降低了经济安全度。对比这四种情况可以看出，情况D是最坏的结果。WTO中的公平原则，原则上只涉及国内市场对外商的门户开放，至于政府对国内不同企业的管制所造成的市场分割，WTO是无所为甚至是无能为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将近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对民营资本的“限进”障碍，不仅在诸如保险、证券、通信、石化、电力等行业民营资本无法进入，而且即使在许多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领域，由于体制也导致民营资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例如基础设施项目往往由特许公司发起、没有实行招标制度，有资质的民营公司常常被排除在外，即使民营资本参与项目，但其股份比例也必须由特许公司决定，双方地位不对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政府管制程度是在不断下降的，例如在农村中废除体制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中实行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下放外贸经营权等等，这些措施促进了市场竞争，带来了收入增加和收入差距的缩小。进入21世纪以后，政府管制在某些领域反而有回升的趋势，例如强化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以及为国有大企业融资的股票市场，等等。如果扩大对外开放却不放松管制，可能将在降低了国内经济效率的同时，积累金融和经济风险；并可能加重不平等和贫困，因为现有的管制实际上成了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在使机会的天平向一小部分人或集团倾斜的同时，剥夺了其他社会群体享有同等参与市场获取同等收益的机会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