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卫生防疫站到国家疾控中心

从公共卫生从业者到医疗卫生信息化专家，从最基层的防疫站工作人员到中国疾控信息化最高决策层，马家奇的经历丰富而精彩，在这甚至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的背后，是他一步步坚定而稳健的脚印。

马家奇非常珍视自己在基层的工作经历，“让我真正了解了我们国家最基层的公共卫生是怎么做的，应该怎样为公众提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

从2002年底应聘进入国家CDC，马家奇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疾控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十年，他说，疾控信息化建设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供参考，“最主要的是要定位在以业务为基础、以需求为导向，就可以不断地找到信息化解决问题的途径、技术和方法。”

结缘信息化

一台286电脑

马家奇是云南普洱人，1982年进入昆明医学院预防医学系学习公共卫生专业。毕业后响应云南省卫生厅的号召，参加了“基层扶贫工作队”，到部级贫困县曲靖市会泽县防疫站（疾控中心的前身）工作，这一去就是两年。

在会泽县，从流行病学到食品卫生，从环境卫生如水质监测到卫生宣传如写板报，马家奇基本把当时与卫生防疫相关的所有工作都轮转了一遍。谈起那两年的经历，马家奇更多的是感恩：“让我真正了解了我们国家最基层的公共卫生是怎么做的，应该怎样为公众提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对后来的发展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

两年后，马家奇回到云南省防疫站，被分到地方病科工作。碘缺乏病、氟中毒是云南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病，他主要围绕这些疾病进行监测、调查、预防和评价工作。做了很多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甚至要把采集回来的样本拿回实验室自己做检测，比如尿液或血液的碘含量检测。

当时最先进的是一个叫SHARP PC1500的微型计算器，可以用BASIC语言编程，进行一些简单的统计，但也仅此而已，因此防疫站虽然积累了不少数据，但是由于统计、分析手段的匮乏，这些数据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

1992年，地病科购买了一台骨密度测试仪，该设备由一台286电脑控制。马家奇说：“当时一个单位里能拥有一台电脑是很件奢侈的事情，于是被专门放在一个三四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我后来转向公共卫生信息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这台电脑，改变了马家奇的职业生涯。

初尝胜果

信息化对公共卫生意义重大

不幸的是，电脑有了，没人会用。“爱琢磨”的马家奇买了一些书，打字、DOS语言、BASIC语言……漫长的自学历程由此开始。慢慢地，他开始自己编写一些小程序。

毕竟是“半路出家”，自学之路自然不会一帆风顺，“到了学DBASE的时候，对里面的很多命令、函数确实搞不懂。”不过这并没有让马家奇却步，他跑到云南大学，向该校计算机系的老师请教、学习，甚至通过认识的同学和朋友到学校机房边练边学。

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取得成功的成本不知要比现在高出多少倍，但那些志向远大的青年往往会凭着热情和坚韧，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成就一番事业。马家奇显然是其中的一员。

时间到了1993年，马家奇开发了一款叫“碘缺乏病监测系统”的小软件，只需要把监测结果数据输入系统，监测分析结果就会自动统计出来，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他说：“慢慢开始发现，计算机应用对工作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由于技术手段的匮乏，当时的疾病的统计报表主要靠手工完成，效率极低。此时，马家奇因为会研发已经“名声在外”，1994年云南省卫生厅把他借调到地方病防治办公室，希望他研发一个软件帮助进行地方病数据的统计。不久，马家奇把“地方病防治综合报表系统”（以下简称“地病统计系统”）做了出来，并开始应用，取得了极佳的应用效果。

1995年，原卫生部的统计报表年度汇总会召开，原云南省卫生厅地病办负责人向部里分管统计工作的领导推荐了地病统计系统。后者在考察之后觉得软件功能不错，而且易用性也很高。会议结束不久，云南省防疫站接到原卫生部通知，要求参加在郑州举行的一个专家评审会，马家奇和同事带着自己研发的软件去会上做了演示。评审团给了软件很高的评价，随后原卫生部地病司就把这款软件在全国推广应用。

虽然当时软件还只是单机版，数据的传输甚至需要用磁盘汇总，但是毕竟不需要人工统计了，效率一下提升了很多。这一用不打紧，这款软件一直被用到了上世纪末原卫生部地病办撤销。当然，期间系统一直在不断升级，从最初的DOS系统到后来的Windows系统，一直到最后的网络版。

逐渐地，信息化对公共卫生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得到认可和重视，从中获益良多的云南省防疫站和马家奇感受更深。1997年，云南省防疫站决定组建信息中心，组建工作由逐渐在信息化工作中崭露头角的马家奇担纲。

组建云南防疫站信息中心

要政策给政策，要人给人，要钱没有

领导告诉马家奇：“要政策给你政策，要人可以在防疫站里挑人，但是要钱没有。”十七年后再次谈及这段往事，马家奇一脸的云淡风轻，但当时的组建过程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人员倒不是问题，马家奇分别从食品科、放射科和设备科各挑了一个人，其中两个人是计算机相关专业，一个人是公共卫生专业，就这样，一个由四个人组建的信息中心宣告成立。

办公室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踅摸了好久，马家奇终于在楼顶上找到了电梯间旁边的一个八九平方米的小房间，索性就拿它做了办公室。

人员、办公室都解决了，最尴尬的是没有电脑和活动经费，“连电脑都没有叫什么信息中心呢？”这难不倒年轻的创业团队，信息中心去跟一家电脑销售公司谈，告诉他们：你们能不能先把电脑借给我们用，等我们有钱了再给你钱。等马家奇把信息中心的美好前景向那个公司描绘了一番后，后者竟然真的把三台电脑借给了他们。

当时的公共卫生工作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由财政全额拨款，而是需要自己通过提供社会化的服务进行创收，以解决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对云南省防疫站来说，问题似乎更加严峻，因为他们需要尽快把三台电脑的费用还掉。

能否找到一个急需通过现代化手段解决问题的业务以尽快解决经费问题？信息中心在跟防疫站卫生监督部门谈了之后，决定做一个“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信息系统”。根据我国相关卫生法律法规，要求餐饮等公共卫生行业服务人员在从业之前必须做体检，拿到健康合格证的人才可以上岗。当时的健康合格证是纸质卡片，它的缺点是从业人员流动性大，纸质卡片容易丢失，而且不同地域之间难于互认可检查结果，这些都难免会造成重复体检、重复办证。信息中心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员的健康信息进行数字化动态管理。

信息中心自己写程序，把软件做了出来，而且用磁卡做健康证的介质，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做法。因为没钱买专业的制卡设备，为了能降低成本，信息中心和制作厂商一起想了很多办法。他们做了一个可以把磁卡放进去的小托架，这样就可以利用普通的针式打印机在磁卡上打印信息了，在PVC材质的卡片的背面涂上一层可签字用的漆，这样就可以在背面签字了……用低成本的可操作的办法，解决了看起来高大上的技术难题。

防疫站向云南省发改委提出了服务性行政事业收费申请，经批准同意每张卡可以收取工本费10元。接下来，磁卡健康证率先在云南省的昆明、玉溪、大理等地市推广，后来逐渐在全省推开，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马家奇说：“基层的卫生监督部门去监督查验时，只需要拿着POS机或者刷卡器就可以把被检人的信息刷出来；而从业人员有了这张卡后，就不用反复去体检了，节省了很多费用。”

这个“开门红”的项目为信息中心打开了工作局面，工作经费问题通过收取工本费得到很大改善，“最初借的那三台电脑的钱，第一年就还清了！”谈及这段辉煌的战绩，马家奇至今难掩骄傲。

建设传染病直报系统

28天把车库改建成机房

2003年，给国人带来极大创伤和损失的SARS爆发。2003年4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刚刚成立一年多的中国疾控中心考察，在发现地方上的非典数据不能及时上报的问题后，她当即对疫情监测工作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国家必须掌握最基层的疫情信息；第二、国家必须掌握个案信息，传染病监测必须要“一竿子插到底”！吴仪副总理的讲话给马家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据马家奇介绍，我国的传染病监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那时需要医生手工填写报告卡，通过层层邮寄、层层统计，数据全部汇总到国家最快也要28天。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疾控中心前身）组织开发了一个疫情报告的软件，把手工报表变成了电子报表，可以实现电脑自动统计，虽然软件还停留在单机版的层面，但已经大大提升了效率。

2000年，原卫生部疾控局启动“国家卫生信息网”建设，马家奇作为专家之一被抽调进京参与系统开发。马家奇说：“当时做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业务信息标准化建设。”当时各省开发的标准没有统一，导致数据交换总出问题。项目在2001年开始使用，2002年全国铺开。问题是，这个系统仍然是单机版，数据需要由网络进行传输。仅仅过了一年，这个系统就遭遇了SARS的重大挑战，它显然不能满足对这种严重传染病疫情数据及时性的需求，这就有了上文提到的吴仪副总理的要求。

2002年，中国疾控中心正式成立，并向全国招聘人员，马家奇成功应聘信息中心副主任一职，并于当年年底入职。

按照吴仪副总理的要求，中国疾控中心很快组织编制了建设方案，包括系统的设计、实施和预算等。2003年5月底，项目获得了财政部的批准。2003年9月底，资金到位。招标采购、组织研发……各项工作随即展开。马家奇负责软件系统的研发工作。

在中国北京西城区南纬路27号，中国疾控中心原址办公楼的四楼本来是被规划做数据中心机房的，准备就绪后发现楼板承重不够，无奈之下只好选择到院内的车库。这时候离上级规定的2004年1月1日系统整体上线的截止时间还剩不到一个月。但是，系统建设团队硬是只用了28天就完成了从车库改造到设备组装再到系统运行的全部工程。他说，即便放到现在，也算是极高的效率。

展望未来

进行大数据挖掘、分析和应用

马家奇透露，我国的传染病监测信息报告目前已经覆盖98%的县级以上医院和94%的乡镇卫生院。在这方面已经是全球领先。当然，仍有不少地方需要提升。

“以网络直报系统为例，需要解决公共卫生的监测系统与医疗机构的信息系统或与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之间的对接问题。”马家奇透露，目前中国疾控中心正在浙江、湖南、新疆和上海四个省、区、直辖市搞这方面的试点，与浙江宁波鄞州区的对接已经在今年8月1日正式启动传染病报告数据自动交换。

此外，通过十年来的网络直报，中国疾控中心每年会收到600～800万份个案信息，对这些数据进行动态分析和挖掘，使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马家奇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流行病学、卫生经济学研究这些是专业性的研究内容，而老百姓更为关心的是自己居住的地方或者将要去旅行的地方有哪些传染病风险，感染风险有多大。”马家奇说，如果把流行风险转变成级别，就像天气预报里的“穿衣指数”一样，再把不同的分级与疾病的预防控制知识结合起来，这样的服务信息大家一定是乐于接受的。他希望不仅能实现流行病风险和防控信息的推送，甚至还可以做到食品安全风险、环境安全风险动态评估与预警，这才是公共卫生大数据应用的方向。

马家奇对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首先，受体制所限，全面开放政府所掌握的数据还受很多政策的制约，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其次，与社会化力量的合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疾控中心毕竟是事业单位，仅凭政府有限的财政拨款，很难全面开展直接面向公众提供社会化的公共卫生信息服务工作，如何让项目既能发挥公益作用，又能保证合作单位的利益，找到双方共赢的合作模式，同样需要研究和探索。

采访侧记

需求定位是基础

年轻的时候，马家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喜欢美术，会自己动手画画；他喜欢音乐，会弹吉他，在求学和刚参加工作时组建过乐队，甚至进行过一些演出。“但是，现在这些都放弃了。”

能有时间锻炼身体是马家奇目前最大的奢求，“我们是为老百姓的健康服务的，如果不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哪有资本去为别人服务呢？”当然时间并不总有，但凡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他就会骑骑车，走走路。

马家奇一直注重学习，从2002年进入国家疾控中心后更是如此，他说：“从基层到国家，毕竟平台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自然不同。”他先是参加了清华大学的IT战略管理培训班，又利用周未时间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软件工程硕士。

马家奇始终强调需求定位的重要性，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他又补充了在云南的另一个“得意之作”――疫情信息采集器。乡镇卫生院受条件所限，无法通过网络进行疫情信息传输，造成县乡脱节。马家奇和同事把地区、疾病类型等信息进行代码化处理，与一家生产银行POS机的厂家进行合作，开发出疫情信息采集器，把信息代码输入采集器后就可以点对点地传输到县防疫站的计算机上，大大提升了效率。时任国务院总理在对云南省疾控中心进行考察时，对这种成本低、效果好的县乡疫情报告技术解决方案给予了高度评价。

马家奇说：“疾控信息化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供参考，但是只要以业务为基础，以需求为导向，就可以找到信息化解决问题的途径、技术和方法。现在已经从过去单一的业务条块的系统建设进入到了集成化、平台化的建设，但是无论怎样，只要抓住了对需求的定位，进行思路创新，就一定能捕捉到信息技术和业务的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