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那架松木梯子

我还是第一次在文章中使用“写作命运”这个词。在北京的城市空间里，我偶尔会想起乡下院子里父亲和三舅亲手打造的那架松木梯子――粗糙、结实、沉重。它如今更多的时候是被闲置在一个角落，只有偶尔修房补墙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显然这架有着淡淡松木香味的梯子成了我的精神象征。在一个精神能见度降低的钢铁水泥城市空间，我需要它把我抬高到一个位置――看清自己的处境，也顺便望一望雾霾落日中远方的乡愁。我想，这把梯子不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对于我即将谈到的十位青岛70后诗人而言，这架梯子依然存在和有效。而实际上，更进一步矫情地说诗歌就是生活的梯子――沉滞麻木的生活需要偶尔抬高一下的精神景观，哪怕诗意只是提高小小的一寸。

一代人，更是一个人。即使是一代人，其写作内质、诗艺复杂性和精神差异性也会非常明显，尤其是对于写作已经成熟的 70后一代诗人而言更是如此。在一个全面拆毁“故地”和清楚精神根系的时代，诗人不只是水深火热考察者、测量者、介入者甚至行动分子，还应该是清醒冷静的旁观者和自省者！对于“70后”一代人而言尽管“个体诗学”从来都是存在的并且是每个诗人都秉持的，但是整体性的历史遗留、现实境遇和精神境遇却使得他们呈现了不可规约和消弭的共性征候。当然，共性也必然是以个体性和差异性为前提的。面对个体的时候，诗歌很容易被强化为各个细节的纹理以及个体的精神气象和命运轨迹。而对于诗歌史来说，无论运动和活动多么热烈，无论流派和主义的宣言多么鼓噪，最终留下来的只能是个体的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中谈论山东青岛的几位 70后一代人的诗显然会有难度。这就是个体的难度和写作的差异。但是，又必须承认一代人总会有一代人的命运。这个你也必须承认。设想一下，在一个特殊时间段里，共同的时代风雨、政治气候、生存轨迹、生活环境不能不影响到大背景下的个体命运和存在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时代、现实、生活和生存架空地去进行写作。当然写作的前提仍然是风格学和美学修辞意义上，谁也没有理由强调同一个时代和同一空间的人写作风貌要一致。尤其是对于诗歌这一特殊的文体而言，差异、个性甚至独特的癖性恰恰是其显豁的文体学特征。由此，我的观感只能是矛盾的，既要面对个体又要面对整体性的情势。如同我在想象中走在青岛这个海滨城市，我要去认真观察那些礁石、贝壳、海鸥、流沙，还有海滩附近的苇草、鸟蛋以及遗落的一根发丝。它们是不同的，但是又共同在海岸线的空间存在。

言归正传，说说这几位青年的 70后诗人吧。山东是中国最大的半岛，而青岛则是著名的海滨城市。说到这座海滨城市，其实也是被概念化了――与城市相关的其他“边缘”地带被有意无意遮蔽了。平心而论，这十个诗人中，有一半我以前没有完整阅读过，有的名字还是第一次知道。比较熟悉的是徐俊国、陈亮、韩宗宝、刘棉朵、小西和李林芳的诗。其中有的交往已经超过了十年。有一个印象不容忽视，当这些诗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感觉和阅读他们的诗是一样的――沉稳、踏实、安静、朴素。

在一个阶层分化和新媒体制造的多元化社会空间，包括“70后”一代人在内都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一个语境――写作公信力和辨识度的空前丧失。在主流精神不断涣散而个体幻觉不断膨胀的年代，已经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词”能够获得共识与普遍认可。在无限提速的后工业时代场景中主体成为物化的碎片，真实、痛苦、异化、分裂、悖论的个体生存和整体性的生存境遇被一次次遮蔽。而唯有伟大的诗歌能够让人们在寒冷的暗夜互相取暖、互相点亮，正如浩荡星空的盏盏星宿。我耳边经常飘动的是海德格尔的那句话，“假如我们不想在这个时代蒙混过关通过分割存在物来计算时间的话，我们就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但是我想追问的是，在看似繁盛实则漶散的当代中国诗坛有多少诗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呢？

这十位诗人中有的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从出生到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青岛这样一个大的“故乡”空间里，在一个处处涌动着“异乡人”的时代他们是幸运的――但是目睹整体乡村生活的突变也必然是残酷的。而对于有的诗人而言则成了“异乡人”――更多是精神层面上。这十位同时代人，其中有一部分有着几十年的乡土经验，甚至陈亮还被指认为是“乡土诗人”“农民诗人”。对于这样的概念和命名我们先不必去争论，甚至还可以搁置。但是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在此后的 90后诗人那里没有如此强烈和显豁。这就是对于青岛乃至整个山东的 70后一代人而言有两个空间是不能忽视的――城市和乡村。那么这两个空间各自的命运以及相互关联体现在诗歌中就变得更为复杂――不要使用简单而粗暴的二元对立法来看待乡村和城市的关系。徐俊国、陈亮和韩宗宝诗歌中的乡土情结非常重，从隐喻和精神空间上徐俊国的鹅塘村、陈亮的后屯村再到韩宗宝的潍河滩都有力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也必然在城市空间抒写一种所谓的市井生活。李林芳、周惠业这样的女性也不例外。李林芳在诗歌和随笔中一再写到“艾涧”，也一直在强调“丢失的村庄”――“很多个夜晚，我的目光穿过城市的万家灯火，越过越摞越高的火柴盒子――它们多么像尘世的抽屉啊！那些盛在抽屉里的人，都是丢失了自己的村庄的人。他们从什么时候失去了自己的村庄，自己的田园，自己的泥土，自己的根须？”而周惠业这个“惧怕谈及故乡的人”则一直在用油彩一样的笔调不断点染“柏树茔”，这些诗可贵的是还带有一定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显然，于无地安栖中在纸上完成精神还乡要更为艰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年轻诗人悲伤地说“远方一无所有”，可如今很多人却想从远方回来――吊诡的是再也不能“归来”。全面城市化的时代，我们需要追问的诗人是否还拥有眺望精神和理想“远方”的“梯子”？谁能为我们重新架起一个眺望远方的梯子？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地站在生活的面前？全面推进的城市化时代通过一个个密集而又高速的航线、高铁、城铁、动车、高速公路、国家公路得以实现。而地方差异性也前所未有的

取消。拆除法则使得没有“远方”的时代正在来临。当年著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的人死在亲人怀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公路上。随着一个个乡村以及故乡的消失，城市时代的新景观与没落的乡土文明的旧情怀之间形成了错位心理。众多的写作者正是在这种新旧关系中尴尬而痛苦地煎熬和挣扎。这种尴尬关系、混搭身份和错位心理催生出来的正是一种乡愁化的写作趋向。这种乡愁更多是体现为对城市化时代的批判化理解。在城市和乡村的对比中更多的诗人所呈现出来的现实就是对逝去年代乡村生活的追挽，对城市生活的批判和讽刺。更多的诗人是在长吁短叹和泪水与痛苦中开始写作城市和乡村的。很多诗人在写作城市的时候往往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进行批判。这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单向度的写作方式，这是必须要予以反思的。而庆幸的是，徐俊国、陈亮和韩宗宝所提供的“乡愁”是复杂的，不是二元对立的。这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超越当下，只能是在“新旧”交接的地带生活和写作。

陈亮的面影是红暗的，第一次在三亚的青春诗会见到他时我不由自主想到的就是高粱。实际上这种作物在我老家北方平原上也无处不在。它们粗糙、有劲、耐饿、沉实、疼痛。这也是我多年来读到陈亮那些与乡土经验有关的诗作时的一个基本感受。这是一个典型的“痛感”写作者。但是回到诗歌来说，“痛感”和“乡土伦理”只能是诗歌抒写的一个层面。甚至这不是写作的唯一真理。需要强调的是陈亮并非一个单向度的“乡土诗人”。他能够将当代现实和精神性的个人历史压缩在一个个意象和细节上。这些小小的入口又通过放大镜的方式将所面对的一切提升到宽远的精神空间和寓言图景。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写作这类乡土题材的诗歌的“当代”困境。因为自新世纪以来在新一轮的国家伦理和主流诗学的强调中，乡土成了被“征用”和“消费”的潮流。自此，此类题材的写作出现了大量的相互复制的“仿写”。

徐俊国尽管远在松江，但是他一直在经营着精神意义上的“鹅塘村”话语谱系。“鹅塘村”作为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书写的代表性符号以及精神坐标为当下乡村书写的困境和出路提供了重要参照。徐俊国作为充满敬畏的写作中将乡村的一切还原为生命感，与此同时，他一起推给我们的无边无际的沉默和诘问。他的卑微而虔敬的诗人之心成为这个时代的写作良知，他的挽歌和浩叹成为城市化时代的黑色质地的寓言。在徐俊国的诗歌世界中，我们能够看出诗人试图彰显和呈现的并非是高不可及的“天空”和形而上的高蹈与阵痛。他的原乡意识、乡土有灵式的生命体验、乡土记忆和生存观照更为撼人心魄。我乐于承认在徐俊国的诗歌中体味到了一种久违的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和敲击。

韩宗宝的诗一直以来让我深有感触甚至是震颤，但是我又一直保持着对话的沉默，因为好的诗歌从来都不会缺少发现的读者。而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韩宗宝不是一种天才式的写作者，他属于用铁铲挖掘的那一类。韩宗宝的诗歌往往采用回溯性的视角，往日的细节如潮水般涌进当下生活。潍河滩，成为韩宗宝诗歌记忆的原生地带和生发点，照亮了俗世中黧黑的面庞和内心。潍河滩就是韩宗宝不停的挖掘记忆和内心、撬动沉重的生存现实的有力动因。在此意义上，潍河滩成为考察和测量一个时代的入口，那的粗砺让人震撼，那带来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苍茫”，而是生存者普遍的迷雾。近年来，韩宗宝的写作越来越开阔深入，也越来越自省。尤其是个体精神在时间淬炼中使得沉稳型的写作更具有了一定的新气象。

这次入选的女性诗人很多，刘棉朵、李林芳、小西、周惠业、江红霞、张金凤、王小玲。这带来的不仅是惊喜，也是对我多年一个观感的“拨动”。青岛这几位女诗人我几乎从没见过，只是在文字中见面。由于诸多原因，70后一代女性诗人不仅曾一度写作人数稀少，而且罕有出类拔萃者。我这样说可能会伤害一些人，但这却是一个显豁的事实。之所以缺乏具有重要性的女诗人，对于这一代人而言，不仅与她们的写作愿景、个体写作能力有关，也与缺乏必要的写作动力有关。而最早出现的几个 70后女诗人早已经匆匆上马就旋即偃旗息鼓，有的名声很大但是诗歌文本完全禁不住推敲。直到 2005年随着博客以及自媒体的催生，一些 70后女诗人开始大量出现。她们无疑属于写作的“晚熟者”，甚至一部分是同 80后和 90后女诗人一起成长起来的。随着年龄的增进，一种“成人化”的女性写作气质以及“中年之累”正在形成。她们用闪亮而又锋利的针脚缝补生活和词语的缝隙――温暖而又不失凛冽。大体而言，青岛这几位女性的诗歌既内敛又敞开，自白和抒情并置且不乏戏剧性的能力。她们天真而成熟，欢乐而忧郁，难避成人心理又有不舍的童话心结。其中有的诗歌声调不乏来自时间深处的低低的祷告和自我劝慰，因为精神生活和现实并没有那么轻松。

她们的诗歌自省、内隐、深潜，也敢于不断将日常和事物的杂质、碎片掺杂在内心深处进行搅拌。她们诗歌中密集的自忖、磋商、怀疑与诘问类似于腌制的蔬菜，看似枯涩的背后却呈现了时间深处的隐秘、疼痛、褶皱与阴影。她们在诗歌中既是深情的又是清冷的，即既是日常的又是寓言的，既是沉湎的也是剥离的。其中我最早接触和阅读的是刘棉朵的诗（比如诗集《我们的美人时代》《面包课》《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那时她叫徐颖。刘棉朵的诗属于女诗人中力度比较强的那种，阅读和写作以及自我精神之间形成了有效互动（比如刘棉朵诗歌中大量出现的西方诗人和知识化、精神性场景）。她较为开阔的女性意识和重体量的精神方式也是山东女性诗人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小西从 2007年上网接触诗歌开始写作，对她的诗我很熟悉，因为我曾为她的第一本诗集写过一篇序《安静的海或蓝色的盐》。小西属于越写越好的诗人。最初小西带给我的是在安静中写作的印象，亦如安静的小城和不远处日夜苍茫如许的大海。这给了她难得的安静和孤独的诗心。我能够想象在暂时避开了喧嚣的夜晚，一双灰色缎面的舞鞋正在舞蹈，这种舞蹈属于文字、属于安静，更属于灵魂。包括小西等在内的这几个诗人有着女性特殊的经验和想象，呈现了更具内力也更为繁复的诗歌世界，但是我想如果仅用一句“女性意识”来概括似乎是远远不够的。她们的诗歌除了不断关注和挖掘女性自身经验和想象的同时，也不断将敏锐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一些常人忽视的地带和日常细节中重新呈现了晦暗的纹理和疼痛的真实，甚至在一个细小而卑微的事物身上，她们能够呈现真切的生存体验。女性写作是最能体现时间的焦虑症的。对于她们而言写作是自我的确认，也是自我的怀疑。她们需要在词语的空间里一次次站在镜子面前仔细查看自己的变化，也需要转身去镜子后面整理那些日常的线头和孩子乱扔的玩具。在一定程度上女性诗人在写作类型上更接近于“独角戏”。女诗人的敏感甚至偏头痛是与生俱来的，而这种敏感对于女性诗人而言显然相当重要。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神经和想象，能够让诗人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另外一面，也因此呈现出一番与常人有些差异和距离的内心图景甚至精神风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诗人的“自我意识”很容易被理解为狭窄或不及物性。而对于我的理解而言，这是一个伪命题，或者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偏见。不论题材大小，无论视域宽窄，无论经验情感多么私人性，只要这来自于个体的生命，来自于对诗歌美学的效忠，这就够了。这样的诗是可靠的，因为它维持了“诗就是诗”的底线。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对于女性诗歌而言，很多读者和评论者充当了道德判断者的角色。

十六年前，三个山东诗人说“为了共同的诗歌理想，走在不同的诗歌道路上”。那么到了今天，这句话是否依然凑效？还是说有些人更愿意接受“为了不同的诗歌理想，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不管怎么说，面对青岛的 70后诗人，也更多是对于我自己而言，我一直保存着那架松木梯子。这不是一种矫情和故作姿态，而是写作的命运。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著有《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等。主编《诗坛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曾获“诗探索”理论奖、扬子江诗学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滇池”文学奖、《星星》年度批评家、《诗选刊》年度诗评家、“后天”双年奖、德令哈海子青年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