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 高度蔓延

西方国家曾经流行一个口号：发展，就是最好的避孕药。

如今，药吃多了，世界还好吗？

1993年开始，上海市户籍人口就进入了负增长，作为中国富裕化的代表样板，它尴尬地告诉中国人：中国已经悄然迈入了“低生育率”时代。2009年，上海市重申了2004年起施行的“符合再生育条件夫妻可生二胎”政策，这样的鼓励与当年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对比效果颇值得玩味――因为低生育率已经不再只是德国、日本等一些人口负增长国家的头等大敌，人口学研究表明，中国可能正在走上与欧洲和日本相似的道路。

究竟是哪些原因，让世界上的新生儿越来越少？

明年复明年，明年何其多？国外的研究已经证明，生育年龄推迟是生育率的重要抑制因素。比如，近年来欧盟人口由于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导致其生育率降低了30%；北大教授用同样方法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于推迟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为11%，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降低幅度则高达23%――在愈加发达的中国，生育年龄推迟这个抑制因素的影响已经变得相当大。

相信你一定遇见过“职场白骨精小A”这样的朋友：“公司倒没有规定不能生小孩，但是这意味着我要离开岗位将近半年甚至更久，等我再回来恐怕早被人占了座！生孩子这事儿，能等就再等等吧！”也应该不缺少“完美主义者小B”这样的闺蜜：“我只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寻找理想的另一半……”

――当自我意识开始苏醒，生儿育女这类的传统事务，放下爸妈的电话就能被忘得干净。

一不小心就成了没运气的“不孕族”。在这个冰川融化、地沟油出没的时代，环境恶化正在大范围地发生，加之社会节奏加快、竞争加剧，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生理和心理压力：野心的膨胀正令我们失去本以为理所应当的健康。

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经历了这样的轨迹：在健康蓬勃的青春年代无知无畏，终于混到“人上人”的境界买了别墅有了草地，却再不能有自己的小孩在其中打闹嬉戏。不孕，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报道，现在美国不孕率为10%~15%，而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我国的最新研究结果同样显示，新一代已婚妇女的不孕风险明显提高。

与高质量生活竞争后的走低生育率。西方国家曾经流行一个口号：发展，就是最好的避孕药――因为忙于其他生活追求而减少甚至抹掉了生育的必要，实在比任何措施都立竿见影。

这种竞争有时来自宏观层面。比如2009年美国众议院73名议员力促奥巴马在2011年中为国际计划生育增加10亿美元，因为“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将使得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更容易达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同样认为：为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可以在疫苗、医保方面做得很好的条件下，把人口降低 10 至 15 个百分点――来自强势话语权的信息告诉我们：让现有的人口过得更好，似乎比人口增长繁衍更有意义。

这种竞争也可以微观到个体。密歇根大学的Ron Lesthaeghe曾经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型”的概念：它是工业社会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发展到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时，人口生育状况发生变化。它的出现是由微观个体的集体行为带来的：人们更愿意推迟或者拒绝生育，从而可以更专注于教育和事业发展，花更长的时间寻找理想配偶，追求更加灵活有趣的生活。因为富裕社会的这些趋势，教授们猜测再过50多年，美国将为人口的减少而担心，就像现在的欧洲和日本一样。

不期而至的经济危机对生育率的打压。2010年，美国著名的生育健康研究机构Guttmacher学院国内政策负责人Larry Finer说，经济萧条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妇女的生育意愿。该学院发现，64%的妇女表示，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她们无力养活一个孩子；44%的人说她们计划减少或者推迟生育――还是因为经济原因。这种情况在经济不景气时常有：美国大萧条时期，一孩家庭激增到23%，之前独生子女还是个别现象。

不执行计划生育的美国，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只想要一个孩子。美国农业部的报告显示，平均每个小孩在上大学之前花费了父母286050美元――而且这些费用在经济萧条时期实际上增加了。就如一位美国妈妈所说：“我买牛奶的花销每月增加了50美元，我们不得不教女儿赶紧学会用马桶，好节约每月100美元的尿布钱。对我来说，这世道还有人能应付第二个孩子真是奇迹――更不要说第三个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