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范文

生育政策范文第1篇

党的十召开以后，报告中的一个提法备受关注，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个提法平和大气，继往开来，考虑周详。但是，到2013年年初，突然出现一种论调：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当前首要任务。追根溯源，这个提法有一个背景，就是早在2000年中央就颁布过一个“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决定》，稳定低生育水平成为此后人口计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认为低生育水平来之不易，所以要千方百计稳定它。

坦率说，2000年五普以来，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TFR）已经在1.3这个警告性低生育率之下而且持续走低，2010年六普时只有1.18，2011年只有1.04，超低生育率所引发的弊端、恶果日渐显现，概言之中国正在形成年轻人口减少、萎缩和亏损为核心的新人口危机！应当看到，总结国际经验，对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的危害认识不足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在中国进入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新时代，依然将“稳定低生育水平”放置人口工作的首位是让人费解的，恐怕不仅与科学发展观所推崇的“以人为本”原则严重相悖，也与科学人口观所追求的“人口和谐”格局背道而驰。

1980年9月25日：中国人口发展的分水岭

1980年9月25日，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基调的《公开信》，这一天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分水岭，拉开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历史帷幕――从70年代的“晚、稀、少”的提倡计生迅速过渡到80年后“一胎化”的强制计生。从此，中国人口政策就以“以数为本”、“以人口零负增长为战略目标”。当时追求的目标之所以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是为了实现上个世纪末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所以在人口控制上采取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措施，但强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战略代价巨大，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

1979年起，中国的人口决策开始被“负人口观”所导航。人口的负面被严重夸大，典型的“见数不见人”。人口数量论、人口负担论、人口过剩论、人口分母论、人口压力论、人口无限增长论、人口癌细胞扩散论一度甚嚣尘上，使得政府对正常的人口转变增长充满了担忧，唯恐20世纪末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梦”梦碎人口无控增长上。必须看到，当时由于受制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人口的正面影响和潜在优势均被严重忽视了。强制推行的以一胎化为方向的人口控制战略风险大、代价高。从家庭视角来看待和反思计生政策，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独生子女家庭有很大的风险性，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唯一性。放大来看，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社会。我们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人口风险问题，而且诸多风险在不断积累、扩展和爆发，对于独生子女的人口风险问题，现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慢慢也形成了一些共识。

始自2002年，穆光宗提出和逐步完善的人口风险-代价理论认为，1980年以来的人口生育政策人为制造了家庭失独风险、独子伤残风险、独子成材风险、双独婚姻风险、家庭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以及人权代价、健康代价、亲情代价、社会冲突代价和行政成本代价。例如，有很多妇女因为引流产付出了沉重的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2003年元旦，穆光宗去甘肃的酒泉调研人口计生综合改革，当地领导谈到为什么他们主张要放弃政策性生育间隔呢？是因为有多名妇女仅仅因为政策性生育间隔不到被强制引流产时不幸死亡，而这些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家庭情况有别，生育间隔不一样，有些长一点，有些短一点，平均也是有间隔的，不过“自然间隔”优于“强制间隔”，因为影响家庭决策的因素各不相同，也更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生态。持续的生育少子化和独子化不仅造成了年轻人口萎缩亏损、可婚女性人口短缺等人口生态问题，而且产生了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为基本特征的“少子老龄化”问题。

强制计生为何能够延续至今？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人口误判。无视超低生育率的巨大危害，无视人口生态失衡的巨大风险，无视强制一胎化的巨大代价，一概认为：中国人口问题是总量问题，即规模太大、人口过剩。但具体到现实生活，我们却不知道该定义哪些人口是“过剩人口”，是你、是我还是他？其实，每一类亚人口都存在潜在的红利，例如残疾人口、老年人口也会产生特殊的人口红利。

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相反地，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西方有人口转变理论，中国有人口问题转型。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人口问题有三大转型，即从体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从多子的人口问题转向少子的人口问题，从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一胎化人口政策本身是有负作用的，所以，穆光宗于2004年10月18日在《学习时报》发表“构筑以人为本的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一文时就提出我们要注意政策性人口问题，要尽量避免政策性人口问题的产生和扩散。过去是多育、早育、密育，现在是少子、晚子，甚至不育的问题。以前是增长过多，现在是结构性的，比如性别比失调，过度、过快的老龄化，包括我们很难预期的深度老龄化的挑战，我们面临的是独子少子老龄化等等的挑战，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严峻的。其次，集权决策。集权决策可以无视民意，集体决策谁负责？本来生育决策应该是人民自己负责的私权，却演变为公权力替代了私权利的悲剧。再次，基本国策。地位尊崇，难以撼动。将一个应急政策固化为国策，产生了强大的政策惯性。最后，利益集团。饭碗问题，官位问题，利益问题。计生系统担心自身的出路问题，担心这么多干部职工的吃饭问题。其实，人口和家庭发展委员会的体制选择远胜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回归计划生育的本意

计划生育怎么理解？我们认为，计划生育在方式上可以有三种理解。一种是自主的计划生育，就是家庭计划，比如政府提倡生二胎，是不是很多家庭会生三胎、四胎呢？第二是提倡计生，无论是倡导多生还是少生，政府扮演的是助推者的角色，而不是决策者的角色。第三是强制计生，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只能按照政府的意志来决定生育的间隔和生育的子女数。现行计生的政策和男女平等的政策天然是有冲突的。

现在失独家庭和老人越来越多。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全国0-30岁独生子女人数有209894700人，概数2.099亿，其中0-17岁的独生子女人数1.6336亿，18-30岁的独生子女人数4653万。根据王广州等通过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建立生命表推算，大约有3.91%的人活不到18岁，有5.1%的人活不到30岁。这样的话，大概有638.8万独生子女活不到18岁，大概有1070.5万独生子女活不到30岁。18-30岁的成年独生子女夭折人数可能达到432万。也就是说，2005年失独老人人数可能达到864万之多！

由于各种风险的存在和叠加，独生子女夭亡的人数和失独老人将是增加的趋势。风险有两类，包括了内源性风险，就是政策的唯一性风险、身心的脆弱性风险，外源性风险则是的破坏性风险（疾病和意外）。一旦破坏性风险爆发并与内源性风险叠加，独生子女家庭就会演变为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无后痛苦家庭。随着时间的推演，独生子女家庭孩子夭亡的个体自身风险、政策内源风险和环境外源风险都会进一步放大。独生子女夭折人数在逐年增多，卫生部数据称每年新增7.6万名夭亡的独生子女。

失独群体是新的弱势群体，突出的问题是“精神痛苦”和“心理弱势”。他们心里有很多不平，对计生政策有很多怨言，其实选择一个孩子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强制选择的结果，政府是有责任的。在数量上，计生也是有弹性的，无论少生也好，多生也好，都可以理解为计生的含义。但是我们现在缺乏有弹性空间的计生政策。

虽然一胎化制定之初学术界就有不同的呼声，比如梁中堂先生从一胎化不符合农村实际的角度提出修正方案，后来也有不同学者提出要反思计生政策，计生政策不是十全十美的，要不断反思，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再到学界，都是有不同声音的。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强大的民间反思计生政策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现在回看1980年的决策，依据是不充分的，是脱离国情民意的。计生政策毕竟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国家的命运，影响非常广大、深远，所以各界很关心这个事情。

人数是人口的一个外衣和表象，实际上内在的是人的存在，人口是一人一口，但是人决定口，所以以人为本，抓住了牛鼻子，人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人口观，把“人”看得大一点，把“口”看得小一点，这样才符合科学人口观。

通常所说的人口压力，是指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从而出现了人口分母说、人均指标说，可称之为人口数量的压力。比如现在讲循环经济、绿色发展模式、生态文明，都可以改变人口数量变动对资源环境的作用方式、方向、力度和强度。我们还应该看一看分人口和分人口的关系问题，人口学视角下的人口压力实际上是说人口生态的匹配关系，是被负担人口与负担人口的关系，比如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关系，老年人口与年轻人口的关系，可婚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关系，可称之为人口结构的压力，人口失衡之后，人口结构的压力越来越大。

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过去很多物品短缺，所以出现了计划经济时期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因为要福利性分配，所以人口对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当时我们进入了一个陷阱，是制度性的人口增长陷阱，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有问题的，这个体制使得很多农村的劳动力作为一个隐性失业人口存在，难以转化为必要劳动力。后来我们进入政策性低生育时期，认为少生就是一切。在某种情况下，一胎化是政治体制的产物，民意、民权的意识是非常微弱的，一胎化政策缺少科学依据、文化基础、群众基础，也违背人口规律和社会规律。

鼓励二胎：人口政策的战略底线

人口生育政策应该有战略性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突破的话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生育要适度，政策的倡导不要低于两个孩子。

“低生育水平”这个提法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我们还需要一个价值判断，低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回答，这是很遗憾的。比如日本在TFR达到1.57的时候，就惊呼“1.57冲击”，中国需要重建大国人口观。生育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肯定不是，这是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和评判的，中国需要确立适度的生育水平。我们需要区分政策生育率、意愿生育率和实际（条件）生育率，这三个率有重要的区别和联系。

人口问题的确非常复杂，人口问题是指人口内部失衡以及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冲突。对于具有强大惯性的人口变动过程，我们应该有一种长远的眼光，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应该只看到它当下的表现。“人口显问题”往往只是冰山一角，“人口潜问题”则是海下冰山。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人口问题有一个潜伏期和爆发期，人口变动是长周期的现象。等我们发现了人口的冰山露出海平面了，往往问题积重难返，为时已晚。

必须看到，生育文化的力量强于生育政策。实在说，中国少子化危机日趋深刻，即使放开人口政策，我们在短时间内也难以跳出超低生育率的陷阱，因为现在生育率太低了，很多80后根本不愿意多生，不要说生两个三个，甚至一个都不想要，丁克家庭并不鲜见。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逐渐进入了一个外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推动力包括计生政策强制力、计生文化的诱导力和经济发展的自发力。

如果说发展是最强的避孕药，那么政策就是最强的堕胎药。由于长期鼓励、提倡和限制只生一个孩子，到了2000年以后，中国的生育率陷阱就更深了，进入了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五普和六普所展示的TFR数据应该是值得尊重的，反映了主要的趋势。《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结果表明，35.6%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1个；56.4%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2个，想要3个或更多孩子以及不想要孩子的妇女分别占7%和1.1%。《2002年全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在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被调查者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78个；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意愿生育子女数为2.04个；无论城市、农村还是小城镇，想要“一儿一女”的比例都是最高。

城市新婚家庭不少扮演着车奴、房奴、孩奴的角色，害怕生两个孩子，在城市里生活压力很大。2006年北京独生子女夫妇理想子女数不到1.2。江苏省人口计生委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合作，于2006年启动了为期5年的“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全省18600余名城乡育龄妇女接受调查，包括15000多名已婚妇女。在这项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是，符合江苏省生育二胎条件的育龄妇女中，超过70%的选择放弃生育第二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中间环节会受到除生育政策外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尽管社会普遍关注二胎政策，可现实情况是，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也有不少，但真正申请生二胎的很少。南京每年符合“双独”条件可以生二胎的家庭至少上万个，但向计生部门发出二胎申请的“双独”家庭只有100个左右。

80后生育二胎意愿并不明显。2011年上海共有1万多对夫妇申请办理第二胎生育手续，其中仅不到一半的夫妇最后生育二胎。据2012年6月上海抽样调查显示：本市户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2个孩子。双独家庭根据现行生育政策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的并不多，有的来自经济的压力，也有的来自工作的压力。

上海本市户籍平均生育率只有1.2，后来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可能还更低，所以实际生育的话，很多家庭即使符合标准，也会放弃生育二胎的指标，80后双独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是没有强有力的措施，生育率根本提不起来。上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推进家庭计划指导，引导家庭按政策生育。

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难以自拔。人口少子化的危机已经爆发而且将深化和扩大。国家实力削弱，内忧外患：在内，社会和谐受到威胁；在外，国家安全受到挑战。

最后，本文有三个结论：

第一，厘定人口政策战略底线，允许并鼓励二胎，理解并不限多胎。我们认为多胎不要去限制，事实上这只是小概率事件，无碍大局，对提升适度总和生育率反倒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利用经济的杠杆、文化的杠杆去鼓励、奖励二胎生育。很多家庭还是希望生两个孩子，比如有一个数据证明，全国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率由2000年的26.1%上升至2009年的29%，有些家庭认为一个孩子不保险，但是落实到行动上也只生一个孩子，这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家庭友好的政策。从宏观来讲，要保障国家的人口安全，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和保障，要走出超低生育的陷阱，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不要过份陶醉于低生育率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将面对巨大的风险和挑战。生育率过低和年轻人口储备不足是人口的“显问题”，也是人口的“潜问题”。过犹不及，古有明训；不察时弊，必失未来。形势逼人，人口危机纷至沓来，政策调整迫在眉睫！中国需要只争朝夕、小步快进、不要坐收最后的战略机遇！现在的情势是，实际生育率调整到平均两个孩子难度极大！

第二，人口问题不仅仅是总量过大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失衡问题。人口数量问题包括存量、增量和流量问题，存量问题需要的是开发人力、提供素质、合理分布和保障人权，但不存在绝对的人口过剩和人口压力问题。人口增量对人口存量的压力不是线性的。

第三，中国需要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必须考虑适度生育、平衡结构、投资人口，目标是实现四个发展，一个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是家庭健康、幸福的发展，三是社会团结、和谐的发展，四是人口优化、持续的发展，这些发展的结合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概念，应该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改革导向和前进方向。树立强大的正人口观才能帮助我们挖掘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的“正能量”，这就是：鼓励生育，持续发展；保障自由，幸福家庭；人口和谐，社会稳定；人口优化，中华复兴。

在后计生时代，中国需要人口发展家庭计划和社会计划的完美结合：家庭和夫妇在社会性别平等和优婚优孕优生的指引下有自由且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数和间隔的权利；而国家和政府则有正确引导、贴心关怀、优质服务和制度保障的义务。

生育政策范文第2篇

“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的一句话。原文中这句话是用来打消“有些同志”对于“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会带来将来劳动力不足问题的忧虑，30年后，这句话成了中国众多学者和其他人士提倡放开第二胎、改变中国人口政策的凭据。

现状：“未富先老”

今年两会上，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第五次提出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提议，更有多位民间学者持续呼吁放开第二胎。人们在关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也观察到这一政策时期发生的众多社会问题：男女比例失调、民工荒、人口老龄化、独子的社会风险等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在中国大陆，0-14岁人口占了总人口数的16.60%，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1.67亿，占总人口数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

按照国际惯例，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的人口结构就称作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金字塔表现为塔尖变宽，塔底变窄，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头重脚轻”形态。数据的背后暗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的危机。在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的情况下，有学者将中国的老龄化特征解释为“未富先老”。

同时，由于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已降至3.10人，近几年的高考人数持续下降即为新生人口减少表现之一。两者结合带来的问题就是，长此以往，中国的家庭将会呈现“四二一”的结构形态，即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赡养四位老人，同时抚养一个孩子。这样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很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且由于中国未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对于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硬件设施上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如此快速的老龄化是30年前公开信中所始料未及的，“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这样的预言并没有完美兑现。不仅如此，中国在不得不面对“未富先老”的窘境同时，除了年轻一代人数锐减而很可能老无所依的困难外，还遇到了另一个阻碍：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曾经对人口红利作如下解释：“人口红利就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而且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比较快，这样就使得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期内非常丰富，就使得发展经济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的成本也比较便宜。”

中国在实行计划生育前及计划生育初期，一定的高生育率为中国带来了持续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客观上对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人口红利消减，我国现在依靠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发展模式将会遇到极大挑战。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中国的生育率连续30年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71年的5.4下降至目前的1.8左右，甚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根据六普数据做出的计算，这个数据可能在1.4和1.5之间，更是远低于2.1的正常生育更替水平。

关于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长时间，还存在不同的观点。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去年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提到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大概在2025年左右结束，中国劳动力的供应量在今后的15～20年左右内仍很丰沛。而另据一些专家估算，我国最早在2015年左右，人口红利将开始枯竭。甚至有人在去年声称从2012年起就将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虽然时间不同，但是无外乎都证实了中国在经历了先高后低的人口增长率过山车后，即将迎来的很可能是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经济发展人口优势不再的处境。用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话通俗地说，就是“20～24岁青年劳动力10年后骤减一半”。

调整：从“急刹车”到“软着陆”

纵观中国建国以来的人口政策，可以说是起起伏伏。从五六十年代的对生育不加控制甚至鼓励生育，发展到7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已近十亿，到1980年，“晚稀少”的政策也紧缩为“只准生一胎”，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下滑。大力提倡一胎的政策转变为只能生一胎的过渡较为突兀，曾经参与讨论制定这一政策的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田雪原称它“就像一个急刹车，已经踩到底了”。这一刹车就刹了30年。中国的生育率降得过猛，也引发了近年来有学者和相关官员不断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各种建议。其中也有较为偏激的观点，但是最普遍的观点还是“逐步放开二胎”，实现软着陆。

早在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就提出“应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的提议。被称为计划生育政策“副总设计师”的田雪原，则在2009年12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特别提到“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并建议城乡统一计划生育政策。2012年两会期间，纪宝成更是表示“一胎”政策已到了需要当机立断痛下决心进行调整的时候。

事实上，中国一些省市地区都已在尝试迈出软着陆的第一步。去年广东正式向国家提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紧随其后的省份则是河南。

“放开二胎”已经成为众望所归的人口政策的调整目标。纪宝成曾经提议，生二胎可选择“试点”，先在几个省市展开，等3～5年政策成熟后对所有省市放开。城市与农村也应该“城乡同策”，不要搞特殊待遇。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也提到“调整势在必行”，只不过既要避免生育高峰，又要同时平滑下去。

生育政策范文第3篇

首先一个问题是生育权是一项人权吗？这个问题好像不值一问，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有关国际和国内法律文件对于生育权的确认情况，我们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我们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几个最权威的国际人权文件中都找不到关于生育权的规定，在我国的《宪法》和其他国家的宪法中也很难找到有关生育权的表述。那么生育权还是一项人权吗？从常识出发这又好像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事实上都可以生儿育女，因此这项权利的享有几乎已经跟人有睡觉和穿衣的权利一样是自然而然、毋庸置疑的。那么为什么生育权并没有得到《世界人权》（即三个上述公约的总称）和各国宪法的确认呢？道理也似乎很简单，因为从人类历史上看，生育权并不像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那样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强烈的干预[01]；即使是对生命权和财产权侵犯非常严重的，对于人之生育行为也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那么历史上各国政府为什么会对生育行为自由放任呢？原因有很多，例如因为可能人们在观念上认为人口越多越好，或者因为政府官员认为很难从对生育行为的干预中捞到什么好处，除此之外，干预生育行为的难度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使在拥有发达的避孕、引产、绝育等技术的今天，强制干预生育行为也仍然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既然过去国家和社会几乎不存在对生育自由的侵犯问题，生育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也自然没有上升为需要极力主张的人权问题。 但是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对生育权规定的缺位并不能否认生育权的人权属性，道理也很简单，就像美国宪法第九条修正案规定的那样，"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生育权就可以说是这样的自然权利，并且是比财产权、政治权等权利更"自然"的权利。

生育权作为一项自然权利，它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人权问题却还是非常晚近的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面对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许多国家，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从这个时候起，才出现了国家大范围干涉人的生育行为的现象，从此以后，这个在历史上曾经一直安享太平的权利就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口政策可能会将最隐私的个人行为置于政府的直接干预之下，从而使个人的自由与政府进行干预的权利相抗衡"。[02]许多国家为了限制个人生育而不惜采取诸如强制人工流产、强制绝育和强制放置宫内避孕器等强制性手段，这些对生育权限制措施的出现就使得生育权的保障问题也成为一个现实的人权问题。1968年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首次开始关注生育权问题，它首次规定了"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1974年联合国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通过的第XVI号决议也确认人口政策应该尊重"父母繁衍后代和自主、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人数和生育间隔的权利"。虽然我国直至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二十多年后，才于2002年9月1日生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首次确认了公民的生育权，但是在这之前法律实际上也并没有否认生育权，只不过只是承认受到严格限制的生育权罢了，这种对生育权的限制就表现为：子女的人数和生育间隔完全由法律作出规定，父母并没有自主的权利。

生育权既然是一项人权，那么它是一项个人的权利还是合法夫妻双方共享的权利呢？《德黑兰宣言》认为生育权是父母的基本人权，1974年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第XVI号决议也只是确认父母的生育权，但是在同一次会议中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却规定，"所有夫妻和个人都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获得做出这种决定所需要的信息、教育和方法的基本权利"，这个规定似乎又确认个人的生育权利，并且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联合国文件都没有明确说明夫妻、父母和个人必须是合法婚姻中的父母双方和个人。不过这对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和那些宽容非婚生子的国家无关紧要，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严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观念又相对比较保守的国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根据中国的《婚姻法》，"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如果生育权只能是合法婚姻夫妻双方的权利，那么很显然非法婚姻状态中的个人显然不具备生育的权利。二十多年来我国各个省份制定的计划生育条例正是根据这个思想制定的，几乎所有的生育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是"夫妻双方"而不是公民个人。在实践中，未登记结婚的个人或男女双方是不可能获得政府部门的生育许可的[03]，即使个人或双方生育的是第一胎子女。[04]这就是说，非婚生育在法律上完全是非法的，无论是同居的男女双方还是不同居的个人都不享有所谓的生育权[05]。但是2002年生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于生育权性质的认识上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该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从这种一般性的表述中，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出生育权是每个"公民"个人都具有的权利了。尽管立法者不一定有这样的立法意图，[06]但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的独身女子生育权就是根据这种理解制定的。

该条例第30条第2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条法律破天荒的法律意义就在于，它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没有结婚的个人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享有生育权。但是它对现行计划生育法律体系的挑战也在于此。如果将生育权定位为是一个不依赖于婚姻状态为条件的独立的个人权利，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权利推论：既然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凭借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这类妇女与男人（不管同居与否、有没有感情）生育一个子女呢？既然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生育一个子女，那么为什么具有同样情况的男人不能拥有相同的生育权呢？既然生育权是个人的权利，那么为什么那些达到法定婚龄、没有子女的未婚男女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享有生育权呢？

尽管《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独身女子生育权的规定以及上述的一系列推论都会与原来的计划生育法律体系产生矛盾，但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从确认个人生育权的角度来贯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经常只是一味强调公民生育行为义务的一面，而对公民的生育权的保障考虑得还不够充分。尽管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上也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一些人权的价值取向，例如，在生育权的保障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区别对待农村与城市公民、汉族和少数民族公民的同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给予额外的生育配额照顾，但是对于未婚公民的生育权却始终缺少应有的关注，而《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于独身女子生育权的规定无疑在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虽然吉林省规定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的条件显然不切实际，因为生育权的行使并不能限制结婚权的行使，但是它至少向人们表明法律对于一定条件下的未婚公民的生育权也应给予保障。

对于确认未婚公民生育权所引发的社会和伦理问题，人们提出了很多疑问和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却并不足以构成法律否认这种生育权的理由。有一种意见认为法律如此明确规定独身女子的生育权就好像法律在鼓励"非婚生育"，因此是在冒道德风险。但是我们必须对法律上保障的公民合法权益与公民行为的道德性评价有所区别。就像我国《婚姻法》宣布"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并不等于鼓励公民"非婚生子"，我国在娱乐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并不等于鼓励一样，法律保障独身女子的生育权，并不在于鼓励"非婚生育"，而在于一部分人的个人权利不至于因为有些公共政策的实行而受到不当损害。法律不能从道德的理想出发来设计法律的规范，而只能从实际存在的现实入手来实现对公民切身利益的关怀。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单身男女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未婚同居，或者只同居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不以某些道德理想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难道法律要为了传统道德的威严永远宣称这些人的生育行为为非法吗？为什么法律不可以对符合特定条件，例如达到晚婚年龄、没有子女的人的生育行为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容呢？有人担心如果允许法律作如此规定会导致单亲家庭的大量出现，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担心或许不是多余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对这种现象的防止也绝对不是法律的禁止所能奏效的，就像法律宣布未婚同居为"非法"并不能阻止未婚同居现象的日益普遍一样，这是一个现代经济、社会和观念变迁的结果，对这种趋势法律应该做的不是一味抵制而是予以积极回应。再说，法律允许符合特定条件未婚公民的生育行为并不等于说就会造成未婚生子现象的大量出现，因为毕竟对于生育这样的一个重大行为，除了法律外，人们不可能会无视经济、社会、伦理各个方面的巨大影响而草率行事，毕竟对于这些法律无能为力的社会压力，必须由当事人自己去承受。法律可以对公民许多不合习俗的行为表示宽容，但是生活却还要公民自己去继续。

法律对公民个人生育权保障的规定对于我国未来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很有启示和指导意义：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并不仅仅只是一味地要求公民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而且也应该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在计划生育政策严厉的面孔下，它也应该日益显示出对公民生育权这种切身利益的人性化关怀。在中国的语境中，似乎只要一谈计划生育政策就只能谈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而要求伸张权利就有反对计划生育之嫌。但是事实上，生育权本来就是公民固有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在生育权的行使有可能危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时，国家才对生育权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但是无论如何，这绝对不是要否定公民的生育权。有人认为，生育权虽然是公民的自然权利，却仍不宜用法律明确规定独身女子的生育权。但问题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境下，如果不明确规定这一条，独身女子要么根本不可能获得生育指标，要么会因为所生的孩子属于"非婚生育"或"计划外生育"而受到处罚。因此吉林省地方立法对独身女子生育权的确认表面上好像只是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中关于"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一条的具体化，但是实际上就实现对生育权的法律保障而言，它却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否则独身女子生育权的行使将遇到不可克服的行政障碍。

生育权问题也说明实施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也必须保障公民的各种人权。我国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很长一段时间，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达到人口控制的目标简直不择手段，除了强制人工流产、强制绝育，还广泛采取扣留、没收、甚至恶意破坏公民财产，非法拘禁，乱罚款，对亲戚朋友大搞株连政策等手段，[07]并且计划生育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法律的盲区，政府为了实施这个政策可以为所欲为，而不服从计划生育政策的公民却几乎不能获得任何法律救济。这些极端的措施和状况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而且还严重损害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国际上的形象。虽然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背景下，政府在控制人口方面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政府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行为就不应受法律控制，恰恰相反，正因为这样，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方面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才尤为迫切。

我国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法治化方面虽然发展缓慢，但是已经显示出一些进展。2001年12月29日，我国制定了首部《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该法最大的亮点在于首次确认了公民的生育权，明确了对未计划生育的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且规定了公民的行政复议和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部法律规范性非常差，它不仅使用了大量的政策性语言，而且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一些关键的内容仍然采取了鸵鸟政策：对于非婚公民的生育权问题未作规范，对于强制人工流产、强制绝育措施未予以禁止或作出规范；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也不作规定；对于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株连政策也不予表态。如果严格按照法治中公权力"法不允许即禁止"的原则，那么像强制人工流产、强制绝育措施这种严重影响人身权利和生育权利的行为自然是非法的，但是在中国特殊的现实背景下，法律对这种措施的逃避态度只能为地方政府的各种任意行为提供法律漏洞。因此，从总体看，在使计划生育政策的法治化方面，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注释：

[01] 在纳粹德国时期，为了推行优生学政策曾经采用过强制绝育等实际上侵犯生育权的手段。

[02] [丹麦]卡塔琳娜·托马斯夫斯基：《人口政策中的人权问题》，毕小青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03] 《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第18条规定，第十八条："生育子女应当先取得生育指标；符合晚育条件的应当给予生育指标。"1999年这一条又修改为："育龄夫妻生育子女，实行《生育服务证》管理。"

[04] 根据《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第33条和第37条的规定，对于非婚生育的，也要征收超计划生育社会抚育费并可以给予其他的经济限制和行政处罚。

[05] 根据法理学中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理论，我们也可以解释为生育权与生具有，但是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结婚并且取得生育许可）才可以行使生育权，这种不同的说法对于实际生活的影响几乎一样。

[06] 由国务院制定的、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同时生效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公民享有依法生育的权利，同时应当依法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其生育行为应当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这条规定要比《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关于公民生育权的规定更明确。

生育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现行生育政策；成效评估；调整

现行生育政策最初是在1982年中央11号文件中提出来的。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发[1982]1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要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具体要求是：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这段文字的表述，即概括了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现行生育政策成效的评估

由于全国范围大规模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控制的效果十分明显，但由于长期实施从严从紧的生育政策，也因此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等负面效应。

(一)生育政策的积极作用

虽然多年来国内外对我国从紧的生育政策存在不同看法，批评之声也时有响起。但毋庸置疑，在过去执行计划生育的30余年中，我国迅速增长的人口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数量过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大大减少，生育政策的成效十分显著。从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我国生育政策的成效既体现在对人口数量控制的直接作用，也突出表现在因为少生而节约抚养成本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陈卫等1的研究结果表明，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转变时间缩短，人口乘数降低；稳定低生育率有利于减低人口的增长惯性，削减人口的峰值高度。因此，中国的人口控制不仅对我国的生存与发展会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有着重大而现实的国际意义。

此外，杨魁孚2等采用假设推断的方式，分析了中国在过去的27年实施计划生育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在27年中，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少增长了3.38亿人，年均约1200万人；期内中国城市一个0~16岁的少年儿童的抚养费用最低为9.5万元，农村为3.6万元，可推算出因计划生育少增长的人口使国家和家庭节省的少年儿童抚养费约为7.4万亿元，计划生育的投入产出比高达1：80。

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尝试量化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贡献，王金营3的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28年间中国累计少出生人口在2.64亿~3.20亿之间，总人口累计少增加2.31亿~2.99亿；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

(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

关于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的争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生性别比失衡。近几十年来，中国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出现了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2003年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已经达到120以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不正常的性别比偏高与我国生育政策存在一定联系。

第二，人口老龄化加剧。学界的研究结果表明，现行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张车伟指出，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的主要困境是，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相比，我国是在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政策驱动下，出生率长期持续下降而引起的“未富先老”。

第三，劳动力供给短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老龄和少儿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或曰“人口红利”期。但伴随“人口红利”的“利率”下降和整个“黄金时代”的结束，在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下，劳动年龄人口会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而老年人口比重和绝对数量都将迅速上升。

第四，家庭规模迅速缩小，家庭承担风险骤然升高。近年来关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的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穆光宗4认为，独生子女家庭存在五大风险：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第二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一个孩子天然地缺乏同伴教育的良好环境；第三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如果前两个风险发生，养老风险必然发生；即使避免了前面的风险，养老风险依然存在；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如果发生前面的风险必将波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者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国防的风险也是多少存在的。

二、生育政策的未来调整方向

要想实现国家整体政策的平衡和协调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以下三方面可以作为计划生育政策未来调整考虑的方向：

(一)从限制向鼓励型政策转型

在未来的阶段里，考虑如何以引导和鼓励的方式对个体的生育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是计划生育决策部门需要继续重点思考并细化的问题。在本研究看来，独生子女政策在人口压力大的地区并非一定要废除，但可以鼓励性政策的方式作为二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补充存在，这样可以在尊重个体权利的基础上有效引导生育意愿。

(二)从单一人口政策向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引导转化

未来计划生育政策还应该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宏观层面政策去影响生育动机和原因。如利用养老政策、教育政策、社保和福利政策等配套措施去引导个体内在的控制生育愿望。

(三)着重建立强调保障与福利的利益导向性机制

实现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的衔接和配套，加快建立和健全政府为主、社会补充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是目前计生工作的重点。

参考文献：

[1]陈卫,孟向京.中国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效果评估[J].人口学刊,1999,(3).

[2]杨魁孚.我国计划生育效益研究[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5).

[3]王金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J].中国人口科学,2006,(5).

生育政策范文第5篇

我们，三位儒学者，在此一元更新之际，郑重呼吁全国各界、尤其是国务担当者，全面反思以节育、少生、少育为目的、且广泛实施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并相机废除之。

《尚书》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生万物以及人，天之呈现就是生，生生不息，故《周易・彖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法天，故而生养子女。有天地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朋友，有朋友然后有各种社会关系。文明因人们结成稳定的夫妻、并生养子女而成立、扩展、并延续。

因为生养，短暂的个体生命拉长为连绵不绝的生命之流，每人均为承上启下者，有限生命具有了无限的意义。因为生养子女，即便死后，生命也仍在儿女的祭祀中“如在”。

生养也造就了教化的最重要机制：家。透过生养子女，男女成熟为负责任、且知道慈爱的人;在父母、兄弟、姐妹、叔伯等复杂人伦组成的家庭中，人们懂得爱，知道责任，而成熟为公民。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法天而重生、爱家。故几千年来，尽管经历一次又一次冲击，中国文明始终具有强韧生命力，中国且成长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政治与文明共同体。崇尚生育、重视家庭，因而人口众多，正是中国文明具有伟大生命力之最重要标志。

然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破坏了这一文明传统。

二十世纪中期，由于医疗条件改善，幼儿死亡率迅速降低，人口增长率迅速升高。决策部门惊慌失措，在错误理论指导下，仓促出台计划生育政策，且演变为强制“一胎化”政策。

这一政策实施三十余年，导致诸多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如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人口增长率陡然下降，老龄化迅速提升。对此，各方面专家已有大量研究，真理昭然。

令人震骇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制造了广泛而严重的劣政乃至暴政：基层执政者不顾育龄妇女尊严，随意进行强制检查，强制采取避孕措施;为降低生育率，强迫中止妇女怀孕，导致大龄胎儿、甚至孕妇死亡;为完成计划生育指标，还随意限制民众自由，毁坏或者没收农民财产。

完全可以说，过去二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是造成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干群紧张、社会秩序不稳的主要原因。

配合计划生育政策，有关部门对所谓超生家庭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这种做法本身引发大量社会矛盾，这笔费用也成为计生部门随意支配的财政黑洞。

作为儒者，我们痛切地感受到，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尤其为此而强制堕胎、流产，以致不仁之风弥漫社会。何谓“仁”？仁的基本含义是，每个人都是人，自己是人，其他人也是人;因此，每个人应当把自己当成人，也把他人当成人。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中，人成为可以任意计划的对象;在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胎儿是可以随意处理的物品;在某些宣传计划生育的文艺作品中，生育成了恶事，这就是不仁：不把人当作人，而把人当作物来处理。

人而不仁，如法度何？为政而不仁，何来人心和善、社会和谐？今日人人痛心疾首的国民之戾气，与计划生育政策不无关系。当政府广泛使用强制中止怀孕、禁止生育，人所固有的恻隐怵惕之心也难免受到侵蚀。

让人忧惧的是，计划生育政策严重破坏家结构，挖空中国文化之社会根基。中国文化以家为根基，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今，大多数孩子是独生子女，而无以知晓何为“悌”。家庭结构过度缩小，导致家之教化功能丧失，无从传承中国文化。又，独生子女政策人为造成数以百万计失独老人，茕茕孤独，生活陷入困境。总之，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当今中国之家，濒临畸形而破碎，优良治理秩序也因此失去根基。

过去四十年，正是靠着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中国经济有高速增长，中国文明有复兴之迹象。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已成为中国文明复兴道路上横亘着一道深不可测的悬崖：经济增长潜力陡然下挫，人心趋于狞厉，文化趋于枯萎，社会丧失活力。中国未兴而正先老，现在若不立刻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体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严重受挫。

为此，我们呼吁全社会、尤其是国务担当者，深刻反思计划生育政策体系，并相机废除这一不仁、不当之国策：

――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专题审议计划生育问题，考虑修订宪法，删除或根本修订宪法第二十五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还国民以生育之自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全面检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来之利弊得失;

――国务院法制局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认真审核、清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与计划生育相关之法律、政策;

――国务院考虑调整“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为“国家卫生部”，各级计生部门彻底转型;

――国务院考虑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取消社会抚养费;

――宣传部门、教育部门等认真清理与计划生育相关的各种不仁、不义、不良宣传品;

同时，我们也呼吁相关学者以良知研究人口问题：

――人口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能摆脱偏见、成见，回向人人固有之良知，公正客观地研究人口问题，准确地判断中国之人口形势;

――儒学、社会学、公共政策领域的学者，认真面对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之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的严重畸形，提出紧急应对人口陡降之策，构想可确保人口恢复增长之制度。

我们注意到，国家正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生育文化、孝道文化、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根基。今日弘扬中国文化之急务，正是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体系，以重建国民有生之意。

我们认为，自由生育，乃国民之天赋自由。国家当还国民以生育自由，让文化发挥作用。我们相信，只要从制度层面上废除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则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因计生政策导致的国人生育心理之扭曲，完全可得矫正;日益低迷之中国人口增长率，也完全可能恢复到世代更替所必需之最低水平。如此，则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可期。否则，历千载而光大之中华民族，在看似富裕、强大之时反而坠入无底深渊。

《诗》云：“千禄百福，子孙千亿”，子孙千亿，家、国乃有大福。国民有生之意，中国方有生之机。时至今日，继续坚持不当之计划生育政策，乃“敛怨以德”;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乃“顺乎天而应乎人”。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们呼吁治国者以仁者之心，行霹雳手段，尽快全面废除不恰当、不必要、且已对国家造成显著危害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

生育政策范文第6篇

计划生育政策涉及人口、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评估它的整体影响并不容易，都绕不开一个根本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到底使中国少生了多少人？这一问题之所以根本，不仅因为计生政策源于人口压力、旨在控制人口数量，还因为计生政策对经济、资源、环境和人口素质等方面的影响大多是通过调节人口数量来实现的。回答这一问题有助于思考当下的一个热点话题：放松计生政策会不会使人口数量大幅反弹。 政策得失

在历史资料中，中国计生政策的实施和生育水平的下降有很强的时间重合性。194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6，这意味着那时的女性一辈子平均生6个孩子。1959年到1962年饥荒困难时期，生育率猛降一半，但随后在1963年左右反弹至7个以上。

高企的生育率直接催生了中国1963年的计生政策。那时的政策以宣传和计生服务为主，提倡少生，但对每个家庭的生育数量没有硬性规定，而且计生政策只在城市实施。随后，城市生育率开始下降，从1963年的6下降至1967年的3。“”初期，城市生育率一度小幅反弹，但整体而言，下降是非常明显的。需要强调的是，此时中国的整体生育率并未显著下降，因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地区的生育水平依然处于高位。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启动了第二轮计生政策：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加、计生服务得到改善、对生育数量的规定更明晰。更重要的是，政策在农村全面铺开。70年代是中国生育率下降最显著的十年。1970年，生育率还高达6；1980年生育率就降至2左右。1980年正式实施的第三轮计生政策——一胎化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随之下降到2以下。

中国计生政策的实施和生育水平的下降，在时间上的相关性不代表两者有因果关系，因为与生育率下降有关的其他因素也纷纷涌现：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使得家庭无需用子女数量来分散成长风险；女性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导致生育率下降。因此，研究计生政策对人口的影响需要兼顾其他因素的作用。 不同估算

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到底使中国少生了多少人？先来看看官方的回答。2006年，时任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求是》杂志的文章中引述人口专家的推算，指出“到2005年底，少生了4亿多人”；并且，“这是由于计划生育的因素少生的人口数，不包括由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教育文化水平提高等因素而少生的人口数”。

再看学术界的看法。许多学术研究关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胎化政策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一胎化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并不算大。耶鲁大学的T. Paul Schultz和北京大学的曾毅估算了中国三省农村地区计生服务机构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他们认为，如果计生服务机构完全不存在，一个农村家庭将多生0.25个孩子。杜克大学的Marjorie McElroy和Dennis Tao Yang在另一篇论文中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他们估算了中国十省农村地区超生罚款对生育数量的影响。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任何超生罚款，每个农村家庭将平均多生0.33个孩子。

上述的研究基于中国的部分地区，严格来说可能无法推导出全国的情况。但我们仍能粗糙地计算一下，以获得一个更直观的结果。2012年中国已婚育龄女性约为2.6亿人。假设一胎化政策不复存在，这些女性继而每人多生约0.3个孩子，那么中国的人口将增加8000万左右。相比于“放松一胎化政策会使中国多生几亿人”的论断，8000万并不是一个令人“恐慌”的数字。

还有一些研究间接地支持上述结论。中国人民大学的顾宝昌等学者根据中国各省计生政策的规定，计算出不同省份每个家庭最多可以生育多少孩子。2000年的数据显示，全国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中，每个家庭平均拥有的孩子数量低于政策允许生育的最高数量，这意味着，即使取消一胎化政策，相当多的家庭也不会多生。

至于一胎化政策之前的计生政策，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的计生政策，一些研究认为其对生育水平下降的贡献不大。在T. Paul Schultz和曾毅的论文中，如果农村80年代的计生服务机构在70年代就存在，那么它们只使得每个家庭少生约0.2个孩子。

另一些研究认为其对生育率的影响不可忽视。布鲁金斯学会的王丰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如果没有上世纪70年代的计生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下降，但绝不会像有计生政策时下降得那么快。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其对人口数量的影响非常巨大。人口委员会（纽约）的John Bongaarts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Susan Greenhalgh的一篇论文预测，如果上世纪70年代以来没有计生政策，中国现在的人口规模可能高达17亿-18亿；但如果实施70年代的计生政策并将其延续到今天，现在的人口数量将约为14亿。他们估算的计生政策对人口数量的影响为3亿-4亿，与官方答案基本一致。但即便在这篇论文中，如果延续70年代较宽松的计生政策而非启动一胎化政策，人口数量也不会比现在高多少。 政策效应

现在政策讨论的热点是该如何调整一胎化政策。反对废除计生政策的人担心完全取消计生政策后，人口增长会失控；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也没有普遍认可的结论。但如果全面放开二胎，学术界有更加一致的声音：生育水平和人口数量不会剧烈反弹。毕竟，在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实施之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附近；而一胎化政策并没有进一步地大幅降低生育水平。

换言之，如果把一胎化政策调整为全面二胎政策，生育率至多会反弹至上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但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提高等因素，其反弹后的水平会显著低于70年代末的水平。

中国放松一胎化政策是分步骤的。“双独二胎”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铺开；截至2011年，全国所有省份均已实施“双独二胎”政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单独二胎”政策也将开始实施。“随着一胎化政策的放松，人们的生育行为会如何变化”将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回答生育水平和人口数量在全面放开二胎乃至取消计生政策后会不会剧烈反弹。

生育政策范文第7篇

美国：不干预政策

美国没有直接干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的全国性政策，各州有自己的政策。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美国政府提供的报告说：“美国政府没有官方的人口政策。部分原因是人口密度低，大片地区人烟稀少……此外，在是否实行、如何实行人口政策问题上，美国民众缺乏共识。”虽然美国对生育实行不干预政策，但它通过移民、堕胎、税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调节人口规模，这些措施在国内饱受争议，不同州的做法也不尽相同。移民政策是美国人口政策中的重要部分，美国是世界上移民人口最多的国家。堕胎方面，美国对堕胎的态度从全面禁止转向逐渐松动，国会依然禁止将联邦资金用于堕胎，29个州只有在产妇遇到生命危险必须流产时，才允许动用政府资金覆盖其医疗保险。尽管如此，每年美国约有120万例人工流产。税收方面，美国政府允许按照每个家庭的未成年儿童数量，抵销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子女越多，抵税越多。政府还为有儿童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这种制度间接鼓励了家庭生育。

德国：想尽办法提高生育率

随着近年来新生婴儿的减少，提高生育率已成为德国一项重要国策。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德国的出生率自1975年以来基本低于死亡率。平均每个德国妇女只生育1.4个孩子。德国人口问题专家预计，到2050年，德国人口将从现在的8200万下降到7080多万，一半以上的人口将超过50岁，1/3的人口超过60岁。在未来50年内，德国人的死亡率将大大超过出生率。

德国为提高生育率，推出多种政策。首先是奖励政策，妇女每生育一个孩子，每月都可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补贴。第二，2006年12月起，选择留在家中照顾子女的父母，可以向政府申领相当于此前收入一定比例的资金。第三，政府还提出要建立23万个托儿所，并延长学校的授课时数，以帮助有工作的母亲。

西班牙：鼓励生育中的典型

由于历史、经济和观念等原因，西班牙妇女不愿意生孩子和多生孩子。生育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并已经出现社会老龄化问题。近年来，西班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一对已婚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府每月给予三百欧元（大约合三千元人民币）补贴。生育的子女越多，补贴的数额越大。但是，尽管如此，西班牙人还是不愿意多生孩子。他们宁肯花钱抱养包括中国小孩在内的外国小孩，也不愿意自己生孩子。

俄罗斯：努力解决人口危机

俄罗斯人口最近10年减少了1000万，到2008年以前，每年俄都减少60万人口。提高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实施良好的移民政策被认为是解决人口危机的关键。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俄政府决定将妇女每生育1个婴儿得到的补贴提高到1万卢布，对18个月以下的婴儿每月的补贴也由500卢布增加到800～1000卢布。

日本：节育转向优育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限制生育率与人口增长的国家。1948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优生保护法》以应对战后婴儿激增，以及现代科技发达，医疗设施不断完善，人们越来越长寿，死亡率下降，从而人口激增。但是，近年来，日本政府重新修订了持续多年的人口政策，转向鼓励生育的政策，主要是应对日本快速老龄化的问题。在解决少子化问题上，日本正努力创造一个可以安心养育子女的社会环境。1990年，日本出生率跌至1.57%，2009年出生率为1.37%，为提升生育率，日本目前给予儿童及其父母多方面的支持。2003年日本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目前内阁设有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日本为初中及以下孩子发放每月1.3万日元的补贴，高中推行免费教育，并进一步充实大学奖学金。全社会努力宣传生命的意义，家庭的重要性，创造机会让人们与儿童多接触，推动育儿设施的建设。此外，提倡公司控制长时间的劳动，保证休假，支持男性休育儿假，提升男性抚养孩子、从事家务的意识，帮助上班族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在移民问题上，受到少子老龄化问题的影响，日本各界有要求接受更多移民的声音，但是目前日本在接受移民方面仍然非常谨慎。

韩国：遏制转向鼓励

回顾韩国政府以前的人口政策，为使人口的快速增长不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韩国曾于1961年制定家庭生育计划方案，以对人口快速增长进行遏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韩国进一步实施遏制人口快速增长的政策。这一时期，韩国制定了《母子保健法》，从法律上允许通过医学手段进行流产；加大对家庭计划事业的宣传力度，将家庭计划工作员的岗位归入正式编制等。另外，韩国还开始实施各种节育奖励政策，如对两个子女以下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拥有两个子女以下并且接受节育手术的个人赋予购买政府公共住房优先权；生育两个子女以内并在公立医院接受节育手术的人，可以减免生育子女所需的住院和手术等费用等。

到了1990年代，韩国生育率不断降低，并进入老龄化社会，政府遂废除各种遏制人口快速增长的政策，制定各种生育奖励政策。开始强调人口素质和整体社会福利，政府成立“人口政策发展审议委员会”，以研究制定符合社会整体发展的人口政策。2005年，韩国制定《低生育、老龄化社会基本法》，并成立总统直属“低生育、老龄化社会委员会”和“低生育、老龄化社会政策本部”。为提倡早婚，并鼓励生育，韩国针对结婚、生育、子女养育等环节均制定了奖励政策。例如，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给予产妇90天带薪假期，并给予男性3天的“生育假”；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至50万韩元（1美元约合1163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等。

印度：计划生育立而断而再立

印度人口快速增长，人口过多困扰着印度政府，印度是目前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国家，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国。但迄今为止，印度全国尚未形成和贯彻统一的生育政策，能够勉强推行的一些生育政策是由各邦政府自行制定并推广实施的。

印度是第一个将人口控制作为国家计划主要内容的发展中国家。早在1951～1956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印度政府就已提出了“节制生育”的理念。到了上世纪6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已开始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到上世纪70年代，由中央统一严密管理计划生育工作，这种没有缓冲带的高压政策不仅与文化、习俗、宗教等碰撞，而且引起了政治骚乱，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甚微且被迫中断。上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重新推行其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没有女性保障、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等配套政策，该项人口政策并不成功。2000年印度政府颁布了《国家人口政策2000》，政策重点是转变生育观、完善各项配套政策。对于那些推迟两年生育第一胎的夫妇当局将给予一定的奖励，当局想以此来控制印度不断增长的人口出生率。

埃及：推行计划生育难

埃及的“计划生育国民计划”作为国家人口战略，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在全国建立了6500个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免费提供计划生育用具和药品，还定期派卫生人员下乡，向农民解释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埃及虽然生育率有所降低，但人口仍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失业严重、物价上涨都和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密不可分。

印尼：控制人口是发展核心因素

人口膨胀一直是困扰印尼的一个问题。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印尼人口已从1945年独立之初的7200万升至1亿以上。为缓解这一问题，1968年，印尼政府成立了“全国家庭计划生育协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同年，印尼政府把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其第一个五年计划。

1972年，印尼政府制定了人口规划，要求在1971～1975年间将600万人纳入家庭计划，规定每个家庭平均子女数降为2人，以使出生率到2000年时降低一半。为实现这一规划，印尼相关法律规定了男子的最低婚龄，提倡女子20岁后生育，至30岁最好停止生育，生育间隔为3年最合适。同时政府还运用多种手段普及节育知识，并为节育者提供贷款优惠。由于家庭计划的实施，印尼人口增长率从1972年的2.3%降至1996年的1.6%。

生育政策范文第8篇

20实际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我国对人口出盛率没有适当控制，造成人口增长过多过快，人口基数大，育龄人群多，光是解放后就有6亿多。那时，我国经济还很落后，必须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所以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其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曾走过一段曲折，艰辛、辉煌的历程。所谓曲折，是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有过反复。1979年，中央98岁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以前被广泛宣传的“人多是好事，人多力量大”的观点不再流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被大力提倡；所谓艰辛，是广大群众特别是育龄妇女为落实基本国策做出了巨大奉献和牺牲。各级政府和计生部门积极宣传传这项国策，采取多种方式方法鼓励和奖励独生子女户，在农村，有的甚至重奖一头耕牛，产生了强烈反响。所谓辉煌，是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砸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传统向现代型的转变，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行列。

国家统计局2008年底了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发展系列报告，其中一系列数据展示了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数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全面提高的情况。

随着计划生有：政策的贯彻落实，全国少生了4亿人。1995年12月5日零时，中国人口达到12亿(不含台港澳地区)，使“12亿人口日”整整推迟了9年。我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也都推迟了4年，人口增长步伐得到有设控制。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降到2007年的20.1％，人口年增长占世界人口年增长的比例也从18.4％降到10.3％。云南省麻栗坡县猛洞乡铜塔村1982以前还处于无计划生育状态，平均每对夫妇生6～7个孩子，高者达10余胎。从1984年年初到1990年，全村无一对夫妇超生2个以上的孩子，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从新实际开始，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稳定低剩余水平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最终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使计划生育事业真正成为造福于人民的事业。

生育政策范文第9篇

一、我国计生过程中的“逆向选择”现象

所谓逆向选择，本文借用生物进化现象，是指由于人类人为控制和干预人类自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而产生不利于人类生产和再生产的行为活动。我国在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政策产生了地区分布、城乡人口的逆向转移，性别比严重失调，代际机会不均，家庭逆向淘汰，独生子女逆向奖励，人口总量控制与质量、结构性矛盾突出等诸多的社会问题。

1、地区逆向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比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实践证明这种依次递减的梯度分布是与各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地理资源的分布相适应的。西部虽然地域辽阔，但气候条件恶劣，很多地方不适宜生存，生态人口脆弱，人口承载力很小；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资源开发利用较早，后备资源有限，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吸纳能力有限；东部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对人口和劳动力具有很强吸纳能力。有关专家测算，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相对综合资源承载力处于超载状态，而东部地区则处于富余状态，即西部地区的人口压力远远超过了东部地区。所以，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就成为必然的历史规律。而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却形成了逆向转移。当然这种转移并不是劳动力本身流动形成的，而是由劳动力增长速度差异形成的。东部经济发达，生育率较低，发达地区人口已经接近零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生育率却较高。据统计，1978--2003年全国净增的3.25亿人口中，东部占了34％的份额，中部占了35.6％，西部占了305％，东部的增长份额大大低于其人口存量比重，而中西部地区却大大高于其人口存量比重。东部人口由改革初期的445％下降到37.9％，逆向转移了6.6％，中部由31.2％上升至33.1％，逆向转移了1.9％，西部由23.4％上升至305％，逆向转移了7.1％。

2、城乡逆向流动

劳动力由农村、农业向城市、非农业转移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规律。但在我国由于生育政策的结果却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逆向“流动”。当然这种流动只是统计学意义上逆向流动，是由于城乡人口增长的速率差引起的。据统计我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城乡妇女总生育率相差4.4到1980年有所缩小为1.3，目前，差异进一步缩小，但仍达到1.1(城市为1.2，农村仍高达2.3)。如果按每年转移1300万农村人口计算，计划生育40年，仅生育率差导致的城乡逆向流动人口就占转移总人口的80％，几乎相当于转移人口的总和。可见生育政策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多么巨大。如果以城乡巨大的生活水平差异、教育和卫生条件差异来看，由于生育率差异导致的3亿左右逆向转移人口，无疑大大降低了我国人口的总体素质，进一步降低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总量和难度。

3、性别逆向选择

按照国际社会定义，一般男女性别比在1.02―1.07之间是正常的。由于男性死亡率较高，人类在生育进化过程中形成了男性偏高的生育选择，以平衡由于死亡而导致的性别失衡。从我国1990和2000年的普查数据来看，我国出生婴儿的性别比呈逐年增高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初性别比就开始超出正常水平，到80年代后期，性别比就出现了异常偏高的现象，一直持续增长至今，预计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而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我国强力推行“一孩化”的特殊时期，1984年以后虽有所放松，但比起70年代还是更为严格。我国性别比异常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区较低，而人口稠密的中东部较高；农村、小城镇较高，而大中城市较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部、新疆，贵州、内蒙、云南、宁夏、黑龙江较低在110以下；而陕西、广西、海南、安徽、湖北、广东和湖南最高，120以上；四川、江苏、福建、河南较高在116-120。其余13省区在110-116；全国分市、镇、县的最低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4.95、121.42和125.49。

4、代际机会不均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波动，形成了我国代际生育水平的差异较大。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水平就会出现逐步降低的趋势。我国也不例外。一般来说，由于生育水平自然降低的趋势是渐进和缓慢的，所以对人们的生活影响甚微。而在我国，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是政策强力干预的结果，加之生育政策波动较大，因而生育水平的下降对人们的生活和代际关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产生了明显的代际不公现象。我国计生政策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1973―1980年“少、稀、晚”时期，1980―1984年，“一孩化”时期，1984―1999年，政策调整时期，1999年至今，低生育时期。第一个时期，政策到位，执行有力，效果显著。人口生育率从1970年的5.44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第二时期，是一孩化强力推行的特殊时期，但效果很差。生育率反而有所上升，到1990年升至2.6。第三时期，由于政策调整，有条件地放开二胎生育，加上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抑制效应，生育率开始逐步降低，到1999年已降到人口更新水平以下。2000年至今是我国生育政策趋于稳定、完善的时期，在经济发展的效应下，生育水平降到发达国家的低生育水平，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正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生育水平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而80年代以来的严格的生育政策，不仅产生了独生子女问题，而且引发了“婚姻挤压”、就业困难、独生子女养老负担过重、未富先老、老龄社会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事实上形成了代际之间的机会不均、权利和义务失衡现象，人口安全隐患增多。

5、家庭逆向淘汰

家庭逆向淘汰的典型表现的就是“越穷越生”，地区和城乡的逆向选择只是家庭逆向淘汰的宏观表现。据笔者观察，目前媒体报道的贫困问题大多与多子女生育相关，据笔者调查，目前高校贫困生独生子女几乎为零，而大多为2-3胎生子女。目前我国农村妇女生育水平为2.3，一对夫妇平均为2个多孩子。而城市则只有1.2―1.6个，独生子女家庭占了城市家庭的比重超过一半。家庭

的逆向淘汰，不仅加重了贫困家庭负担，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不和谐因素之一。家庭的逆向选择问题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多子女户(计划外生育户)多数在农村，基本在“非单位人”家庭，多出现在贫困家庭，说明了我国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了，说明了我国以处罚为主要形式的制度诱导机制，在遭遇到贫困时的无奈和失效。因为，现在农村居民已经没有单位的行政和经济的强大约束，原来在体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机制已不能有效地在解体后发挥作用了，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强大冲击，已经严重削弱；以处罚为主导的计生管理模式，在遇到贫困时，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在处罚成本接近零的条件下，再大的处罚力度都是失效的；在遇到非单位人时，超出行政管理职能范围和管理成本，管理处罚已经很难有效落实了。

6、社会逆向鼓励

家庭的逆向选择已经充分暴露了现有的以行政处罚为主导的计生手段的问题。现有的生育正向鼓励政策与行政处罚相比，鼓励政策显得苍白无力。城市独生子女可以拿到每月10元的独生子女费，这对于月收入千元以上的城市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毫无吸引力可言。之所以城市人计划生育做得好，主要是因为行政处罚对于城市人(大多属于单位人)成本高昂，加上城市人观念比较现代，较高的发展水平带来了越来越强的生育抑制效果。高昂的子女抚育费用、激烈的工作竞争、较长的教育年限以及高昂的生育成本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无疑越来越替代生育政策发挥节育的主导作用。而对于农村人口，不但处罚成本很小、生育成本低廉，而且生育可以带来可观的福利收益：人均多份耕地、养儿防老、分担劳动强度、适度的规模养育效应等等。所以现行的计生政策导致很强的逆向选择：多子女户主要来自贫困农村、体制外家庭。从现有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制来看，社会媒体关注的贫困群体大多有多子女的背景，社会救助对象大多是多子女家庭或多子女本人，而救助强度常常高于独生子女的政策奖励，甚至高于独生子女带来的家庭福利，实际上，这就变相鼓励了多子女生育而抵消了独生子女的政策优惠。

7、总量控制与质量、结构的逆向选择

我们在欣喜地看到我国计生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同时不得不接受越来越严峻的人口问题：生育质量不高、结构矛盾突出以及劳动力后备不足、人口结构严重失衡、未富先老、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等诸多社会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计生工作的根本任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把计生工作的任务简单等同于控制人口的数量，而忽视了人口的结构优化和质量问题，这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会给计生工作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人口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由于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在生育政策的“后移效应”作用下，未来几十年我国将面临人口年龄结构严重失衡的挑战，人口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目前乃至今后40年，我国正面临后备劳动力增速下降和老年人比重过快上升、人口结构日趋恶化、劳动力短缺、社会赡养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随着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下滑，我国人口红利将提早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人口负债”时代。为我国经济增长贡献达近1/3的人口红利的快速衰竭和老龄化的急速推进，使我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养老制度等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2)人口红利日益衰竭，劳动力面临短缺挑战。虽然我国劳动人口可以持续增长到2016年，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目前已经开始快速下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1.1％)，只有0.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显示，全国20％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在中部地区的许多农村里。16―25岁的青壮年越来越少，几乎没有剩余的劳动力了。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劳动力需求数量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趋于上升。我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四个季度中，该比率最低时为0.65―0.75，到了2004年提高到0.89―0.94，在2005年前2个季度达0.94和0.95，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可见我国劳动力利用空间迅速缩小，劳动力开始由结构性短缺趋向总量短缺。劳动力短缺不仅挑战着我国的现有的劳动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对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3)未富先老，独生子女老人养老风险突出。最近几年的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正以0.3％的速度进推进。200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预计到2040年我国老龄人口达到峰值4.3亿，比重将达30％，也就是说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而劳动力的抚养比将高达2/3。届时我国人均GDP约5000美元，也就相当于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届时，我国将是第一个在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就率先步入深度老龄社会的国家。我国将面低水平社会保障条件下的最大人口的养老问题。我国约1亿独生子女也将先后步入老龄，这些老人将面临巨大的家庭养老风险。

(4)劳动力未来短缺与目前劳动力增长总量过大的矛盾突出。据预测，我国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5亿人左右，其间我国人口将增加2亿左右。而劳动人口在2016年达到顶点，将超过10亿人。近期我国人口增长压力仍然很大，就业问题将异常突出，因而控制人口增长的压力将不容丝毫懈怠，而远期我国将面临深度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的问题。未来20年，我国计生工作将更加复杂和严峻：总量控制与人口结构优化矛盾异常突出，人口质量现状与我国人口快速转型还很不适应，人口储备与未来劳动力需求存在着越来越突出的缺口。

二、产生“逆向选择”的政策原因

我国计划生育过程中产生逆向选择的原因是多方面，有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观念的原因，但主要和直接的原因还是与我国的计生政策、管理体制和计生工作相联系。

1、不统一、不稳定的计生政策，加剧了人口地区、城乡分布的不合理和代际不公

我国长期以来事实上执行的是有差别的计生政策。目前，这种差别仍然十分显著：在城市执行的是一胎生育(男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而在农村执行的则是有差别的二胎政策(多数省规定，生了一个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云南、青海、宁夏、新疆、海南等省(区)规定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农牧民没有生育数量的限制)，这就鼓励了政策性人口城乡逆向转移。由于农村特别是边远省区、农村执行的二胎政策，导致了城镇化滞后的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口

之间的人口逆向转移。由于实施计生政策的前三个10年执行不同的标准的政策，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执行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城乡“一孩化”政策导致政策断层，增大了居民的政策不可预见风险，所以在80年代出现扎堆“抢生”和“强生”现象，导致生育率短期内大幅度回升的逆向选择，从而加剧了代际不公。而在大多数省区农村执行的二胎“例外”生育(头胎为一个女孩)，在现代技术手段支持下，出现了选择性别生育的异常想象。杨菊华博士的研究显示：在推行女孩例外制省份和地区，儿童性别比最高，而且，生育政策越紧的地区，老龄人口比例呈越高的趋势。

2、现代科技手段的滥用和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人口的性别比偏高

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应对男性死亡率较高的男性出性别比偏高的生育规律，在现代科技普及、婴幼儿死亡率很低的今天，却形成了令人尴尬的性别失衡问题。当然，中国近年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现代技术手段的不合理滥用导致的。上世纪80年代，B超技术开始在城乡普及，助长了具有强烈男性偏好的居民在生育中非法采取人工性别选择。80年代初，该技术由大中城市、小城镇到农村，由信息交通便利的地区扩散到边远地区，而性别比偏高的分布情况恰恰印证了现代技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普及影响，由于大中城市的男孩偏好较弱，在技术普及的早期影响较小。有关研究也证实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男性偏好、传统文化、受教育程度、城乡差异等因素均无关，是由于人为干扰胎儿性别引起的。

3、行政处罚为主导的计生工作模式越来遭遇到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冲击

我国近40年生育政策的实践说明，在计划条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处罚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效率低下、容易引发激烈冲突，而且在过分严厉的政策条件下会导致生育率的反弹，在较好的社会保障环境中会产生逆向鼓励。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实践说明，较宽松的生育政策却导致生育率下降，而且保持了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国外实践也说明，不采用行政处罚强制手段，依靠经济发展和利益诱导，同样可以取得控制人口，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的⑧，证明了“发展才是最好的节育手段”的道理，而且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水平的下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4、违背人口规律、盲目急于求成的计生工作，加剧了人口安全隐患

回顾我国计生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计生工作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的波动和挫折，都是由于违背人口生育规律、急功近利导致的。从我国人口现状来看，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计生工作过分强调控制人口的总量，而忽视了人口的微观结构优化和人口质量的提高，给我国人口安全留下了诸多隐患：未富先老、老龄化过快，性别比过高、代际不公，人口红利衰竭过早、人口质量不高，人口结构转型过早过快、结构矛盾突出等。

三、纠正和应对“逆向选择”的政策建议

1、建立统一稳定可预期的计生政策，确保我国人口的平稳转型

面临着我国人口结构由青年型快速向老年型结构的转型，我国生育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因而，为保证我国人口转型的平稳过渡，更需要加强政策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保障水平的提高，及早建立统一稳定的可预期的生育政策，才是应对复杂多变的生育环境，有效防止逆向选择的最佳选择。

2、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低生育水平的新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所以要充分利用多元社会的利益诱导机制和发展对生育的反向作用，创新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并完善适应低生育水平的计生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适时诱导人们合理生育，保持低生育水平。

3、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人口出生质量

转变计生观念，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干预人口生育的功能，提高人口的出生质量。要吸取计生工作的教训，把计生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人口的质量上，利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的手段坚决杜绝导致逆向选择的人工干预，建立科学有效、覆盖全民的防御缺陷生育、保障零缺陷生育的预防和干预机制。

4、适时放开二胎生育，确保我国的人口安全

从法律和权、责、利对等的角度看，有差别的二胎生育政策，是有违公平精神的，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二胎生育覆盖的主要是农村和边远省区，而且这些地方在实际执行中，政策较宽松，事实上造成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二胎甚至多胎生育，而城市则形成了事实上的一胎生育政策。计生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导致人口的逆向淘汰，而且放任了落后地区和农村的性别失衡，从而鼓励逆向选择，加剧了人口结构的矛盾，降低了人口的整体素质，拖累了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发展、拉大地区和城乡的发展差距，增加了政府协调发展的难度。所以适时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不仅是对逆向选择和逆向淘汰的补偿和平抑，而且是以人为本，科学、公平、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5、加快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发展的生育抑制效应

综合来看，发展才是最好的节育政策。人口生育的逆向选择的背后都有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深层原因。中外的历史经验说明，哪里的经济社会发达，哪里的生育水平就较低。我国逆向选择的“重灾区”基本都集中在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人为干预胎儿性别例外)，所以计生工作的重点不在城市和发达地区，而在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和乡村。因此加大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才是最彻底最自然的节育政策。

由于生育政策的影响贯穿于人的生命周期，所以任何生育行为和节育措施都不可能立竿见影，它会直接影响一代人，间接影响几代人。因此，我们万万不可抱有急功近利或者毕其功于一役的短视想法，而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生育政策的实施既要考虑当代人的权益又要兼顾子孙后代的幸福，既要考虑政策的宏观效果，更要兼顾政策带来的涉及每个人的微观影响。

生育政策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生育意愿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11-0573-01

1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形成

我国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是随着计划生育工作实践逐步产生、发展和并不断完善的。2000年，国家为了运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来控制人口的增长，出台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概念，对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给予奖扶。经过十年发展，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于2011年正式形成。此后，国家出台了针对独生子女户、二女户进行奖励、帮扶的措施，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全面推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规范化。

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具有政治性、整体性、公益性特征。计生利益导向政策的政策性是指该政策由国家通过一系列政治过程制定，给符合计生政策的家庭在经济和政策上给予倾斜，促使人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促进生育观念改变。计生利益导向政策的整体性是指计划政策的实施与社会其他领域有诸多联系，必须从问题的整体着手，以综合手段破解计划生育难题。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具有公益性指的是计生工作已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中，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当在政策和法律上给予支持，提供财政保证。

2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2.1内部因素。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有内部因素包括个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计划生育家庭中个人能力全面，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他在社会上能够相对获得更多机会，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那么他希望从孩子身上获得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愿望将比那些不能较好适应社会的家庭要少，对孩子的多少愿望较少。另外，受教育程度不同，生育意愿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文化程度越高的群体对事物的看法和深度将更全面深刻，希望培育高质量的孩子，从一个或两个孩子身上满足其需求，从而产生了提高孩子的质量来取代孩子数量的替代需求。

2.2外部因素。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有外部因素包括文化、社会保障和生育政策三个方面。在西方生育文化的影响下，加之“男孩女孩一个样”等新型生育文化的影响下，人们的生育意愿悄然发生改变，年轻一代不再仅仅为了孩子而活，他们为了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开始少生孩子。当然在我国农村地区，因生产技术还处于较落后阶段，希望通过多生孩子，特别是多少男孩来增加劳动力，提高家庭经济收入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社会保障是否健全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外部原因。家庭养老仍是目前主要的养老模式，多子女能一定程度上保证养老问题。人们的生育意愿受国家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计生政策是一种硬手段，而计生利益导向政策是软手段，两者有效结合将实现计划生育家庭的效益。

3如何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3.1增强理论指导性，提高政策针对性。做好生育成本―效益理论研究，注重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在全国范围内建成数据库，据此调整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调节生育成本和效益，提高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操作性。强化孩子数量―质量替论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探索该理论研究的操作方法，高度重视人口基础性理论研究，以此促进分支理论的进展。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必须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完善利导体系，形成政策合力，不断扩大计生扶助领域，加强对社会养老的水平，对已有的利导政策整合评估，不断优化，以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利导政策重点，发挥政策的功效，将优先的资金运用到人们最急需的地方，解决实际问题，将扶助重点放在最困难群体上，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产生活。提高政策的延续性，发挥政策长效机制，不管加大总体头伏，大胆革新当前利导政策与实际不符的地方，做好政策的延续工作。

3.2推进计生文化政策，增强实效性。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作用，必须积极探索社会主义计生文化发展规律，不断发展创新计生文化，使其跟随时展，真正确立计生文化的指导地位。加大投入，为计生文化的稳固和发展提供切实保障，深化计生文化体制改革，促进计生文化的繁荣。加大计划生育财政投入，为利益导向政策实施提供强大财力支持，使其投入在总量上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逐年提升扶助资金总额，严格禁止截留、挪用、贪污等违纪行为。利导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明确各级责任的组织保障。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涉及面广，依靠单个部门是无法实现的，需要多个部门共力共为，明确职责权限，整体协调，合理执行利导政策。强化计生工作督查，为利导政策实施破解难题，距今计生利益导向政策已经实施多年，但在施行中仍将遇到许多困难，对此应该强化工作调度和督查，掌握新情况，研究解决新问题，对遇到的问题必须迎难直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增强利导政策的实效性。

3.3强化执法工作，维护公平正义。利益导向政策的有效实行离不开立法和执法工作的有序开展。必须加强计划生育的立法工作，夯实执法基础。提高计生执法水平，重视程序执法，加大执法人员培训力度，依法开展计生工作；对计生执法违法行为，必须严格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保障执法质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计生利益导向政策推行中，加强计生法治宣传，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创造良好执法环境。法制宣传形式应采取群众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的形式，宣传内容要贴近群众生活，推行以案说法的成功经验，使执行计生政策成为群众的自觉要求。

参考文献

[1]胡茂新等.农村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践与思考――以淮安市为例[J].人口与经济，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