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看临汾

有人说，“临汾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文明汁液的地方，远古文明与现代文明在这里相互交融，礼乐与思想在这里尽情弹奏，民俗与风物在这里演绎传承。”这话说的有道理。

临汾是中华民族祖先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考古学家通过对临汾所辖襄汾县“丁村遗址”的考古证明，这里就是中华民族先民繁衍生息之地，是人类起源之地。“丁村人”大约生活在十万年前，是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古人类。考古学家通过对三枚“丁村人”牙齿以及小儿的右顶骨化石的发现、鉴定，得出一个结论：十万年前这里不仅是原始动物的天堂，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先民们繁衍生息的摇篮。考古学家认为，“丁村遗址”并不是单一的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文化，还包括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文化遗存。由于这种极富地方特色的丁村文化遗存遍布于汾河流域，考古学家把它称为“汾河文化”，这是人类起源的文化，“开创了山西区域文化的先河，并经过长时期向四周辐射而成为奠定黄河中下游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一。”

临汾是降生华夏文明的根祖之地

考古学家通过对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考证，认为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原始社会末期的文化遗址。通过对一座4500多年前的古城遗迹的确认，这里正是远古时期尧、舜、禹主要活动的区域，也是帝尧建都的地方，亦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发祥地。

陶寺遗址发现的古城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呈圆角长方形。城址依稀可辨，宫殿区、核心建筑区、屋基、仓储设施等轮廓井然有序。专家认为这是一座都城，是尧时期中国建立的第一个都城。有了都城就有了国家，通过对陶寺遗址大型城邑和大量出土文物的考证，最早的“中国”在临汾已成为大多数考古专家和学者的共识，这座古老的都城遗址是中华文明的具体体现。在陶寺遗址祭祀区还发现一个三层夯土的观象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指出，“古观象台的发掘是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通过观察日出确定历法的礼制建筑，比英国的巨石阵观象台还早500年，而且比巨石阵功能还齐全。”这说明在远古时期我们的老祖先就已经懂得观天授时，这是远古时期中华文明逐步形成的又一重要依据。何弩教授认为，陶寺古观象台“堪称同时期世界最精密的天文观象遗址，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世界领先水平的标志性建筑。”同时，考古学家通过对陶寺遗址墓葬群中出土的“鼍鼓”“土鼓”“特磬”以及各种彩绘的木、漆、陶器和象征“神权”“王权”的“龙盘”等特殊随葬品的考证以及考证出陶寺观象祭祀台能够通过观测日出，将一年365天或366天分为四季和24个节令，说明在帝尧时期中华远古文明已经逐渐走上成熟阶段。

临汾是晋国源头，是封建社会逐步走向鼎盛的发源之地

历史上有“桐叶封弟”的故事，说的是周成王姬诵八九岁继位，有一天成王同弟叔虞玩耍，成王把一片桐叶剪成“圭”的式样，赐给弟弟叔虞，并把唐地分给了他。因君无戏言，在旁的史官就记录下来。历史上也叫“叔虞封唐”，古唐地就在今临汾翼城一带。叔虞去世后其子燮父继位，因唐地邻晋水，故改唐为晋，从此出现了春秋时期存在600余年的晋国。晋国的源头就在翼城一带。

晋国始祖叔虞治国有道，他在位20多年，在唐地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和睦共荣的良好社会环境，农业飞跃发展，史载曾出现“同株异穗”“一株多穗”的嘉禾盛世。

晋昭侯二年（前745年），昭侯将其叔父成师分封到曲沃，世称曲沃桓叔。桓叔去世其子庄伯继位，庄伯去世其子武公继位。到了晋缗侯二十八年（前679年）武公举兵灭掉翼城晋“大宗”公室，自己成了晋国国君即晋武公，历史上称为“曲沃代翼 ”。曲沃代翼后，结束了晋国内乱，也促进了晋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晋国迅速壮大，逐渐由一个百里小国，开始向超级大国发展。

晋国最有作为的国君是晋文公重耳。他经历过晋国的“骊姬之乱”，饱受十几年的“流亡之苦”，辗转列国，洞察了各国成败的经验教训。他即位后，接受父亲、兄弟的教训，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改革。在政治上执行“任官以能”，强调“尚贤”，把德、智、才、能作为委任官员的第一要素，启用了一大批能人，这为晋国的发展壮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经济领域，他坚持“农商并举”，实行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放开流通渠道，减轻出入关税，鼓励商品交易，从而繁荣了商品市场。为了进一步推动本国经济法发展，晋文公还实行了“工商食官”制度，就是由官营工商部门给予从事工商业生产者一定的生活资料，作为维持工商业从事生产和生活的补助，这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与此同时，晋国在土地分配上实行的是“君食贡”制度，即国君自己不保留土地，而是从拥有土地的人那里收税。同样，晋国的卿大夫也要把土地使用权交给领地内的劳动者，由他们耕作、收获、交租、纳税。这一土地分配制度的改革，极大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后来其他诸侯国纷纷效仿。史学家认为，“君食贡”制度的实施，是“向封建社会转化的一种进步”“晋国是走在最前面的”。除此之外，晋文公还在军事、外交、社会教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重大改革，调动了晋国上下的政治热情与生产积极性，为晋国奠定了成就春秋霸业根基。晋国的发展、强大也为封建社会逐步走向鼎盛开辟了新的路子。

最早的井――尧王凿井与市井文化

在临汾尧庙的广运殿与五凤楼之间，有一口井叫尧井，传说为帝尧亲手所凿。也有人说真正的尧井在尧出生地――临汾城南郊的伊村，那里确实有一口古井，那才是真正的尧井。尧庙的尧井是后人为了纪念帝尧凿井之德，在建庙的地方仿造了这口井。不管这两口井哪个是帝尧所凿，但人类最早的井确是在尧时期才有的。

传说远古时期，“‘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尧命羿射落九日，暑气顿消。尧亲凿水井，历九十日，清泉大涌。”还有一种传说，尧时期，天遇大旱，禾苗干枯，庄稼绝收，帝尧非常焦急，四处查看，发现在蚂蚁来往密集的地方比较潮湿，他就那个地方挖坑，结果就打出了地下水。这就是人类最早的水井。有了水井，人们结束了沿河而居的迁徙生活，围绕水井定居下来，这就有了稳定的生活场所，后来慢慢发展成为村庄、乡镇、集市和城市。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记录：“凿井技术的发明，大大减少了人们对江河的依赖性，使得人们可以到肥沃的冲积平原、富饶的山间空地去生活和生产，同时它解决了城邑的供水问题。因而，它不但增强了聚落的稳定性，而且也为城邑的形成、国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有了井就有了市井文化。市井文化最初是一种生活化、自然化、无序化的自然文化，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产生于街区小巷，带有商业倾向、通俗浅近、充满变幻而杂乱无章的一种市民文化，是一种不上大雅高堂的通俗文化现象。但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市井文化“却已成了人们追寻过去那种最质朴、原始、纯真生活方式而认同的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市井文化也在不断变革、发展和进步，她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最早的字――仓颉造字与汉字文化

传说，中国的汉字是仓颉创造的。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有人说他是帝尧的史官。因为有了汉字，中华五千年文化才得以延续、传播和发展。

汉字确切地说并不是仓颉一人发明，但他却被人们奉为汉字始祖。仓颉是哪里人，众说纷纭，史书记载也不一致，至今还有不少地方为成为仓颉故里而争论不休。在临汾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却留着不少仓颉的遗迹，流传着不少仓颉造字的传说。 据《临汾县志》记载：“上古仓颉为黄帝左史，生而四目，有睿德。凡灵龟负图书，丹青甲文，遂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指掌而拼文字。文字即成，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

今城南有仓颉故里碑。古《临汾县志》记载，临汾城南有仓颉故里碑。这就说明仓颉故里是临汾，可惜年代久远，此碑已失，难以找回。不过，在临汾城南西赵村路口发现一块清乾隆四十九年秋（1784年）临汾县令李家荣立的碑 ，此碑为青石所制，碑高1.25米，宽0.67米，厚0.18米。正面镌刻“仓颉造字处”五个大字。字体苍劲有力 ，秀美大方。现此碑已被保存在临汾市博物馆。无独有偶，考古学家在临汾襄汾陶寺古遗址H3403灰坑出土的扁陶壶上发现了两个陶文，其上涂朱。朱书陶文的发现在考古界引起很大的轰动。考古学家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何弩《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李健民《论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及相关问题》、王蕴智《从远古刻画符号谈汉字的起源》、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等都论述了此事。

李学勤说他曾见过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扁壶：“壶上文字颜色鲜明，笔画清晰，不难看出是用毫端粗大而软的毛笔书写的，由于陶面较糙，有吸水性，笔毫肯定要蘸饱浓浓的朱色。”李先生确信这是一个“文”字。同样的写法、笔顺，见之于甲骨文。但这个陶扁壶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多年，比甲骨文年代要早出将近1000年。王石认为：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扁壶还证明毛笔书法与最初的文字一起诞生，而且这个文字很可能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用毛笔书写的文字。

陶寺文化遗址属于龙山文化，出土的陶文灰坑属于陶寺文化遗址晚期，距今已4000多年。尽管也有不少人对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陶壶上“文”字，提出不少异议，认为它是“符号”而不是“字”，但最早发现文字符号的地方就在临汾，临汾作为中国汉字最早的发源地当之无愧。

文字学家唐汉说：“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都浓缩于汉字母语之中，汉字以其独特的形式，记载和传承着中华文化，每一个汉字，尤其是初始阶段的汉字，几乎就是一种实物的描写，一幅生活场景的缩影，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刘一达说，汉字这一伟大的发明，“源于上古先民的共性经验，每一个汉字无一例外都来自生活的真实，象形文字的本质，就是可以让处在同一生活圈内的任何人解读。”汉字的形、音、义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早的法――皋陶造狱与法治文化

成语“划地为牢”说的是皋陶造狱的故事。传说皋陶是颛顼帝第七个儿子，据《旧志》《左传》记载，皋陶为舜、禹时期的士师、大理官，即当时的司法长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法官。《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都记载：“皋陶洪洞人，县南十三里，墓木之西，庙于崇坡之上，守臣以岁祀焉，制律也。”《洪洞县志》记载：“皋陶出生在洪洞县师村，死后葬村东二里许，村东北建祠。庙墓数千年在焉！祭祀不断。”“元元统二年里人改祠建庙。”皋陶生活在尧舜禹时期，而尧舜禹活动的主要区域就在山西晋南一带，这就充分说明中国的司法鼻祖是在临汾。大约在前2280―2170年，正是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初期的转变时期，尧舜禹部落形成巨大的部落联盟，形成了华夏诸国的核心即“中国”。在这个时期，皋陶卓有成效地辅佐了几代君王。《虞书・尚书》载：“皋陶造狱而法律存。”《夏书》载：“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由此可见，皋陶制定的刑法是中国最早的刑法，是我国真正意义上刑法的开端。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汤刑”、周代的“九刑”和“吕刑”都是从皋陶之刑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皋陶制刑注重教化，他提倡明“五刑”以弼“五教”，主张以“法治”辅助“德治”。在上古时期，部落间相互征战，部落主成批屠杀俘虏、残忍地对待罪犯，皋陶提出“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以划地为牢制监狱，制止杀戮，以不同刑法惩罚不同罪犯以显示法律的存在和威严。皋陶倡导并实施的“五教”“五礼”“五刑”“九德”“九族”，对于加强部落联盟、融合部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建立正常社会秩序，促进国家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皋陶是我国法治文化的最早奠基人，法治文化具有强大的规范力，它可以内化为人们的个体思想，从而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式，使人们知道哪些能做那些不能做，使社会形成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社会公则。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