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与对策研究

一、我国农民收入的区域聚类分析

(一)评价指标和样本确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规范,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标通常有农民人均总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收入来源主要由劳动者报酬、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组成。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分析指标依次选用劳动者报酬、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4个指标,样本数据选用中国大陆31个省市2008年度各分析指标的数据。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研究方法

由于类平均法比较适中,既不太浓缩也不太扩张,被公认为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所以本文选用类平均法,聚类距离选用欧氏距离,考虑到变量的测量值差距较大,本文在聚类前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三)聚类结果

本文运用SPSS18.0软件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树状图的结果是,全国31个省市最宜分成类,即:第一类是北京;第二类是天津和江苏;第三类包含河南、湖北、江西、新疆、广西、云南、河北、湖南、山西、安徽、四川、宁夏、重庆等13个省市;第四类有辽宁、福建、山东、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海南等7个省份;第五、六、七类各含1个省份,分别是上海、浙江、广东;第八类是贵州、甘肃、陕西、青海、等5个省份。

(四)讨论

一是聚类结果与详细数据是吻合的,这可从各类别所含指标数据的中位数中反映出来。首先,北京与上海确实有着很大差异:上海2008年人均纯收入11440.2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分别为8108.32、711.26、849.83、1770.85元;而北京2008年人均纯收入10661.93元,其构成相应为6389.31、2058.57、1142.80、1071.25元,各收入来源要均匀的多。其次,第二类各指标的绝对数中位数(下同)分别为7633.63、3980.23、2954.57、358.43、340.40元)均明显高于第三类(4206.41、1713.55、2190.62、66.55、235.69元);再次,第三类与第四类之间,工资性收入第三类(1713.55元)明显高于第四类(916.76元),但其他三个收入来源指标第四类(分别为3163.70、179.03、449.49元)均明显高于第三类(分别为2190.62、66.55、235.69元)。再次,第二类与第四类之间,家庭经营纯收入基本相当,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第二类(分别为3980.23、1142.80元)均远远高于第四类(分别为916.76、179.03元),不过转移性收入第四类(449.49元)明显高于第二类(340.40元)。再次,第八类地区是明显的低收入地区,除转移性收入外,各收入来源指标(分别为983.16、1543.24、86.01元)均远远低于其他地区。最后,关于第二类、第六类和第七类之间,各类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第六类具有明显优势,各指标(分别为4587.44、3762.93、437.52、470.04元)均要高于另两类;同时第二类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也均高于第七类(分别为3684.47、2001.50元)。

二是从地带上来看,第一、二、五、六、七类均属于东部地区,但属于东部地区的辽宁、福建、山东却聚入了第四类,河北聚入了第三类;中部地区省市均聚入了第三类;东北地区的省份均聚入了第四类;第八类全是西部地区省份,但西部地区的多数省份却聚入了第三类。

综上所述,我国各经济地带内部出现了分化,尤其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的分化已特别严重,这对以经济地带分类开展诸如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对策研究必然不利。

二、基于聚类结果与城镇化进度的区域重新划分

从现有文献看,很多研究结论都表明城市化与乡镇经济能带来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我国农民收入的类型宜分为五大类。上海和北京由于其很高的城镇人口比重,城市特征明显,且其强大的城市拉动作用是其他省市无法比拟的,故列为第一类,特征为城市型;天津、浙江、江苏、广东四省市具有较高的城镇人口比重和村镇企业就业人口比重,乡镇经济其他地区几乎无法超越,列为第二类,特征具有明显的城镇型;辽宁、福建、山东、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海南等七省因其资源优势,其家庭经营纯收入水平具有明显优势,故可列为第三类资源型;河南、湖北、江西、新疆、广西、云南、河北、湖南、山西、安徽、四川、宁夏、重庆等13省市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增长空间有限,而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明显提升,故可作为第四类,特征为劳务型;至于贵州、甘肃、陕西、青海、等5省,其农民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列为第五类贫困型。

显然,这种分类很有意义,既可为我国开展农民收入适度区域差异研究,以提出适合我国区域农民收入差异是否适度的因素与原则,从而使政策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提供基础,又可为分析农民收入影响因素提供基础。

三、不同区域促农增收的针对性对策浅探

第一,对于城市型区域,因其一方面濒临大都市,另一方面水资源、土地资源比较稀缺,可考虑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大力发展优良种业、鲜活产品配送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观光业、生态经济产业、农业信息产业和农业科技服务业,既可实现农民的增收,又能满足都市人的需求。

第二,对于城镇型区域,当前面临着“农村能够输出的劳动力绝大多数已经实现了就业,未就业的劳动力主要是新成长劳动力和年龄大、技能低、有残疾的劳动力”、“现有劳动力工资水平难以大幅度上涨”、“农民难以直接参与现代农业”等问题。其增收对策可考虑培育农业主导产业,引导农民多主体参与、多元化投入、多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第三,在资源型区域,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惠农政策、农产品价格上涨、劳务经济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拉动力。但基于政策和价格的收入其基础并不牢固,同时该区域还面临着劳动力转移就业层次低,隐性失业农民多等情况。促进农民增收可考虑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提高非农产业收入水平,同时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外贸依存度,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充分发挥资源的比较优势。

第四,劳务型区域的特征是城市化水平低,乡镇经济不发达,资源条件差,导致收入水平低并越来越依赖于不高的工资性收入。促进农民增收应从改革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改造传统农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等方面入手。

第五,贫困型区域受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耕地产出率低、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经济发展起步晚且农民对新技术和管理知识掌握较慢,农民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增收措施应考虑加大西部大开发力度,推进产业向西部转移,同时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力度。

〔本文为九江学院人文社科项目(09sk8)成果〕

(曾志艳,1976年生,湖南永兴人,九江学院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朱文珍,1973年生,湖南永兴人,九江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统计。罗艳萍,1967年生,湖南永兴人,九江学院教务处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