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从公主到斗士

【摘要】“跳舞最大的动力就是热爱，把它当做。每个人活在世上都要有一种精神，它不是一个谋生的职业，不是简单为你带来名利的东西，对我来说，跳舞让自己的感情抒发，孕育传递和大自然有关...

第一次见到杨丽萍，是在今年10月22日《孔雀》全球巡演北京站的新闻会上。一身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仍是那般云南女儿才有的味道。她安静地坐在第一排中，极其单薄消瘦的身躯，简单束起的长发，顺着双臂自然下垂的纤手，象牙白而悠长生长的指甲，时而端坐聆听，时而托腮沉思，听着名字一次次地被拔高提及，不变的通透与从容，神态坚定，却又稍带一丝羞涩与不自然。

杨丽萍在11月10日再次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又俨然是一位演艺事业的行业领导者。

“《云南映象》首演满一年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不是小作坊，它需要规范机制，不老的是文化，不是人；文化需要传承保护，物质非物质的财产需要管理对接，光靠家族弄不好。”刚刚结束《孔雀》烟台巡演的杨丽萍对《投资者报》记者说，“从创办公司走到现在上市，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整个公司团队有这样的想法，它符合现实社会的发展，通过公众监督和正规管理，将文化的品牌更好地维系下去。”

舞蹈不停歇

1958年，杨丽萍出生在云南洱源，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跟着母亲生活。童年的记忆，大多与贫穷、歧视有关，而对舞蹈的热爱让杨找到了精神寄托。

“跳舞最大的动力就是热爱，把它当做。每个人活在世上都要有一种精神，它不是一个谋生的职业，不是简单为你带来名利的东西，对我来说，跳舞让自己的感情抒发，孕育传递和大自然有关的讯息；生命的特质、情感的美好，感到灵魂得到安抚，有种由衷的赞美与敬畏。”回首40年的舞台生涯，杨丽萍有感而发。

继原生态的《云南映象》《藏迷》《云南的响声》之后，2012年的杨丽萍带着收官大作《孔雀》开启新一轮的巡演，燃烧生命、迸发光华。

“《孔雀》是创造型作品，剧中的孔雀，是鸟，也是人，是有情世界的芸芸众生。”与上一阶段着力于民族文化挖掘和传承的作品不同，《孔雀》大胆颠覆了传统寓言的刻板符号化形象，走出地域和民族，被赋予不同角色美的光彩，直指现代人矛盾脆弱的内心，向观众传递着艺术家个人成长过程中对艺术和生命的思考：爱与恨，罪与罚，迷恋与迷失，嫉妒与虚荣，宽恕与忏悔，觉知与释然……

杨丽萍对艺术追求的纯粹，由外甥女小彩旗在《孔雀》中扮演的“时间”便可看出。

根据舞台设计，《孔雀》中的小彩旗在一个一米多高两米见方的高台上，伫立在“生命之树”下，长发披肩，身穿五层伞状的白裙，在树下翩然旋转，任凭身边的树花开花落，舞台上悲欢离合，始终像个陀螺一样无间歇地转圈。

“我们所知的时间都是在钟表上不停地转动，姨妈发现了我转圈的天赋，让我来试时间的角色，但是，我们知道时间无始无终，她给予每个人每天都是二十四小时，就看人们拿它做什么了是吧？”彩旗为我描述着，天真地笑了起来。

“原地转圈也有危险，前面是月池，掉下去，估计就残废了。”彩旗告诉我，转圈起初觉得好玩，转久了就觉得枯燥，不想转时就装病。“练了一年多转圈，我问姨妈能否中途停下来？姨妈问我，你觉得时间能停吗？”

不过，当第一次登上舞台向观众诠释演绎“时间”时，彩旗惊艳了：“我觉得设计太好了！不论是拍出来的照片，还是现场的感觉，都很美！”彩旗转圈的动作根据春夏秋冬有所不一，中间间隙，杨丽萍让彩旗跟随自己的心情转。而每每临近演出结尾，彩旗又会突然加速旋转，最终面对观众席骤然停止，纹丝不动。

“虽然舞蹈在常人眼里是吃青春饭，但我不也跳到了50多岁嘛，舞台只是一个很窄的地方，离开不等于不跳舞，我永远会跳舞。”杨丽萍说。

“作为一个舞蹈家，杨丽萍有着其他舞者难以企及的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中国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真诚跋涉的舞者，但他们没有这么幸运。艺术演出市场和机制的缺失，扼杀了很多才华与梦想。”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许锐这样评价。

传承再造传统

当原生态《云南映象》横空出世，杨丽萍的舞蹈便被外界赋予了使命，代表了少数民族，甚至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又或是人与自然共存的智慧状态，不过，这些在杨丽萍看来都不重要，一切最自然的状态，就像农民种地，诚心诚意地去播种、劳动，又怎会没有丰收？

在杨丽萍眼里，原生态舞蹈艺术对云南当地人的生活价值就是给予精神和生命的需求，就像“唱情歌找到对象，跳舞身心健康”一样简单。

“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是天性。人生下来不光传宗接代，也要传递文化，前人给的东西要传下去，同时要创造，这样文化的积淀才会越来越厚，如果光承接不创造，手里文化就会变薄，我们创造，彩旗他们再创造，这样才厚。”“我们认为尊重传统是对的，再造传统也是对的。”杨丽萍坚定地说。

从云南到北京，再从北京回云南，2000年之后，杨丽萍开始长期在昆明生活，不再领国家津贴，从单端舞蹈到大型舞剧，杨丽萍用作品养活自己。

“那段时间里，积累了多年，看到世界的发达和村落的变迁，很多传统流失，民族文化的价值越来越稀缺，就像我们把恐龙化石放进博物馆让孩子们去看，那都是地球的宝藏；原生态也是一样，它不仅是艺术，而且有文化特征，用舞蹈的形式记录呈现，是活的博物馆。”

2001年左右，受投资方的邀请，杨丽萍开始创作大型歌舞集《云南映象》，投资方原本想要一台取悦游客的晚会，没想杨丽萍却从田间地头招来一批农民上台表演，自感看不到原生态前景的资方突然撤资。

“我认为，弘扬民族文化的核心是品质，要准确，要有地域文化特征，是独特性，不断地排练，寻找它的味儿。光拼命舞蹈不去思考没有意义。既然没人做，我就自己做。”杨丽萍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为了将原汁原味展现到极致，杨丽萍一次又一次地去乡下采风，看乡下怎么生活，观察服饰音乐和人，经常会带回来很多小孩。

艺术团里的男演员主力之一虾嘎，就是杨丽萍带回来的孩子之一。“虾嘎小时候在家乡放牛，被姨妈看中，团里很多团员虽然不是科班出生，无法用是否专业来形容，但是舞蹈本身就是要和传统的民族接触。”小彩旗向我回忆道。

“事实证明，草根的东西到哪里都受欢迎，票房大卖，传统不是土气、没人看。传递做好了，很有现实意义。”靠作品养活自己，有了成功的巡演艺术体验，杨丽萍想到了做定点演出，特别是将原汁原味、代表地方的艺术和文化、最纯粹的舞蹈做成现实的“博物馆”，容易形成品牌，也更利于保持作品的长久生命力。

“人们找文化，光看风景不行，你要去了解人文、地理，从前的建筑没了，村落变异，这种纯正文化的歌舞定点表演，就像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物，也要有人瞻仰，人总要感知原来的歌舞文化，如果没有地方寻找，定点演出可能是种方式，精准的艺术信息量很大，不只是欢娱一晚，感受风情，很多精神内涵，一个全面的人能够方方面面地感知到。”

斗士精神

“杨丽萍为什么要上市？杨丽萍准备好了吗？”当以“杨丽萍”命名的公司品牌大幅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候，大多数人一头雾水，以为是新成立的公司，殊不知它已走过了十年。

作为外人，我们往往看到杨丽萍的艺术光辉，却忽视了她作为经济社会人的眼界。“杨老师曾经很自豪地对我说过，她这么多年做生意，从来没亏过。她心里有数。”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西南大区负责人许翔对我说。

追寻杨丽萍的成名轨迹，我们发现，如果说70年代是模仿，80年代是超越，90年代是过渡，那么说2000年之后，她才是她自己。杨丽萍成名很早，但观察9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却出现了一丝尴尬的境地，几乎无法超越《雀之灵》，继续留在民族歌舞团，顶多再排几个歌舞，而如果一个人的根丢失了，艺术创作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在朋友们的眼里，彻底放弃北京，回到云南寻根，杨丽萍的心中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她发现了民族艺术的瑰宝，不是闭门造车，在北京生活的那些年里，国际眼界也不一样，她清楚她要的是什么。”

为了《雀之灵》的参赛，杨丽萍卖过手表、向朋友举债；为了创作《云南映象》，杨丽萍卖房走穴表演。“房子卖了可以再买，事实证明现在有很多房子嘛。这是一个自己投资的时代，谁都一样。只靠别人投资不承担风险，拿的是固定的稿酬；自己投资自己收，借债好比借种子，把地种好，割一半以上给别人，自己留五分之一，这就是简单的运作道理，是投资的智慧。我对作品有信心，不过，我当时还真只有一个房子。”杨丽萍说着，笑了起来。

杨丽萍向我介绍，目前公司旗下的舞剧《云南映象》、《云南的响声》、《孔雀》，都是公司自投，不需要再跟别人分。而编导《藏迷》时，容中尔甲要自己承担，所以杨丽萍只做艺术总监和总导演。

正如一棵树的成长，要承受狂风暴雨、病虫灾害等等，“树在那儿，也是斗士。斗士不是刀光火影的厮杀，斗士的精神存在于血液里，乔布斯斗不过癌症，难道斗士一定要赢吗？”也许在别人眼里，杨丽萍是一位斗士，但是杨丽萍说，环卫工人是斗士，失败者是斗士，斗士是精神！

1979年，杨丽萍到重庆演出，因为贫血昏倒在舞台上；而在第二次《云南映象》的巡演中，她又患了肺炎。“谁都会生病。”聊到儿女的问题，杨丽萍也很坦然。“我没有失去，还得到了太多。你不能简单从普通层面来剖析我，我不是一个单纯地受限于世俗人所限定的怪圈，所谓学院制度、城市化、生活圈圈、鸟笼规定，都不是了，在我身上都没有。我们是自由翱翔的人，我们不单单身体自由，思想也要自由，你说宽容也好，得失不再是生命的追求，得到即是失去，失去即是得到，拿起的是青山，放下的是红颜。”

针对公众担心艺术家会否被资本绑架的问题，杨丽萍十分信任自己的合作伙伴，她开玩笑地回答，“我是一个主张艺术自由的人，我的心中充满了力量，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如果哪一天我老年痴呆了，可能就会被绑架了。”

最终能否实现上市，杨丽萍表示，“上也行，不上也行，反正天不会塌下来。自然有食物链，我们适应资本的食物链，接受优胜劣汰。”

“好好跳舞，养活自己，养活心的灵魂。”杨丽萍明白，民营演艺团体要想活下去，必须接受市场的考验，“我们做的是商演，不是访问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