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发展观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用科学发展观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城乡一体，统筹发展，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新的时代主题。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已成为全社会广泛共识，也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中心内容。毫无疑问，统筹城乡发展必将成为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和推行市场化改革后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三个里程碑。

30年改革，使中国广大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但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和发展却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表现尤为突出。三十年改革波澜壮阔，三十年历程跌宕起伏，历史和现实已清楚地告诉我们：“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乡二元结构“破”在眉睫。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它也构成了新时期农村政策体系建设的新基点、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取向。

城乡分治 建国初期的政策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城乡之间。教育、医疗、就业、保障……在诸多领域，农民无法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建国后，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城乡分治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在资本缺乏的情况下，为了降低工业发展的成本，对资源、生产资料、生活必需品及人力成本等，采取了包括统购统销、化等一系列政策。特别是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形成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之后，随着户籍管理制度以及相配套的粮食、教育、就业、医疗等具体制度的建立，我国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了一个实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及其政策导向，在计划经济和产品短缺的年代，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城市工业化提供积累，对我国工业化的起步和初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三农”问题。人为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剥夺了农民追求城市文明的权利；“大呼隆式”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扭曲农产品价格的政策，使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供给长期严重匮乏，农村温饱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统购统销最终也走向了“越少越统，越统越少”的恶性循环。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的长期贫穷落后，不仅削弱了农村对城市的支持能力，而且也导致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停滞不前，后期，由于城市不堪重负，千百万知青不得不离开城市，上山下乡。

二元结构 症结凸显

改革开放后，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由于它适应了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使农户获得了生产经营自，彻底改变了过去“大锅饭”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从而迅速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潜能，粮食产量迅速增加，我们在短时间内就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令世界瞩目。

之后，随着中央一系列放开搞活政策的出台、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农业剩余增加，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选择权利和选择空间变大，可以进城打工经商，城乡交流开始活跃，农民收入大幅增加。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后的前六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城乡差别出现了缩小的迹象。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虽然我国已到了工业化中期，但由于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政策没有改变。“农”与“非农”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城乡除了原有的教育、医疗、就业、保障等的差别待遇外，新的土地政策、投资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进一步将农村边缘化。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城市对农村低成本征地，强迫式拆迁等等，昔日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逐步演变成城乡制度性的“剪刀差”。

农民向中国经济贡献了“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而自己的境遇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差，有些甚至流离失所。

资金是发展的启动器。以城市为中心的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使农村财政资金在净流出。1978至20xx年，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由54亿元增加到7189亿元，年均增长19.l％。据相关研究，1985至1994年，通过财政和金融两个渠道农村资金净流入城市系统的资金累计达到4320亿元。而财政农业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在逐年降低，1978年为13．4％，1990年下降到10％，到20xx年只有7．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虽有了长足发展，但农村金融却出现了倒退现象，被边缘化。前几年，国有四大银行由于过分强调自身效益，纷纷从乡镇、甚至县域撤离，剩下的邮政储蓄也成了只存不贷的“抽水机”，农村信用社也在强调资金的集中使用，往往把吸收的农村存款上存到县级以上机构，或投向回报高的城市。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 金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加之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比较优势不断下降，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三农”问题几经反复，甚至越来越严重。

1997年至20xx年，农民收入连续7年增长不到4％，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农村各项社会事业也陷入低增长期。“负担重”、“增收难”、“就业难”，“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时成为“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农村改革和发展又处在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统筹城乡发展 一个划时代的政策调整

党的十六大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调整。

十六大后，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惠农措施，扭转了农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农民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的态势，增幅连续4年超过6%。

尽管形势在好转，但由于农民收入基数低等原因，农民收入的增速仍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速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20xx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至3.33∶1，城乡收入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增幅最高、差距最大———两组指向相反的数据同时出现，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基于对国情的清醒认识，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指出，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

带着深深的忧患意识，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因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

带着发展的紧迫感，新世纪5个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要始终坚持。

在这一改革思路的统领下，中央从减轻农民负担，到增加各项农业投入；从掀起清欠风暴，到推进征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到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开启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时代。

推行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从20xx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举措是史无前例的，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

对农民直接补贴。开始是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三种补贴，20xx年增加了对农民购买生产资料进行补贴，20xx年又推出了针对生猪生产、奶业、油料生产等的补贴。在今年两会上，一个令人关注的数字是，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这一增长幅度历史罕见。

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全面建立向“三农”倾斜的公共财政分配体制，承诺社会事业等方面的财政增量支出，至少70％用于农村，国债资金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二。

全面推进农民工制度改革，加快解决农民工就业、社保、子女教育、户籍等实际问题，为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化创造条件。同时，全面加强培养有技术、有文化、懂经营的新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探索建立资金回流农村的机制，逐步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互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让更多金融资金用于农村发展。

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两免一补”使1.5亿中小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减轻；7.3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为85.7％；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推开。

建立没有身份歧视、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出台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享有同等权利的《劳动合同法》等等，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举措的推出，使城乡“鸿沟”正在加速填平。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通盘筹划，综合考虑，统筹城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打破城乡界限，实现共同繁荣。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与条件，通过布局规划、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从20xx年起，中央启动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重庆市和成都市两个试验区。两地以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目标，在促进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并已取得了明显成效。

城乡一体化 历史的新起点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从“城乡统筹”提升到“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的文字变化，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变革内容,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上。

城乡一体化发展代表了今后我国城乡关系新的走向，成为今后我国城乡关系的主题、主线和新的时代特征。统筹城乡发展，抓住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是解决“三农”难题的根本举措。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中央站在全局的高度，已着手构筑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框架：

以加大农村财政投入为标志，开始向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推进；

以取消“农业四税”为标志，开始向实现城乡公平统一的税赋体制过渡；

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同等的义务教育制度转变；

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平等的医疗服务制度方向迈进；

以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方向努力；

以全面保护农民工权益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方向发展。

这些制度的建设，标志着我国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6方面的目标任务，这是我们党对8亿农民作出的庄严承诺，相信在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中，8亿农民将分享到更多改革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