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中舞蹈

靠经营马戏团发迹的美籍俄裔商人本杰明拉斯基．在辛亥革命前夕来到了上海这个“东方冒险家乐园”。这个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外国冒险家的名字与中国电影的许许多多个“第一”有着紧密的联系。

他创立了中国第家正式的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香港电影的开山之作――《偷烧鸭》，他是第一个被允许拍摄紫禁城的白人，也是他，将《庄子试妻》等影片带到美国，完成了中国电影的首次出口。

1912年，亚细亚影戏公司将拍摄制作影片的工作交给张石川与郑正秋组建的新民公司打理而其自身只负责影片的投资、发行以及提供相关电影设备。“合拍片”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电影史上。

历经百年，合拍片历经沉浮，渐渐成为中国电影制作的主流模式。而如何在来源复杂的资本中欢乐地舞蹈，也成为中国电影人的一门必修课。

一切为了政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拍片的概念消失了将近10年，直到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郎斯艺术制片公司”共同摄制了带有科幻色彩的儿童片《风筝》、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苏联合作拍摄了《风从东方来》。

当时在《大众电影》杂志工作的唐家仁说，这两部影片都是文化交流立项明确的一个项目，而影片的宣传也是跟政治任务一样。

1972年，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被请到中国来拍摄一部纪录片，由于没有严格按照要求拍摄“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安东尼奥尼和其作品《中国》受到了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当时甚至流传这样的儿歌“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中国题材的首次胜利

意大利人充当了开拓合拍片之路的先锋。1979年，意大利电影人来到中国拍摄了一套讲述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事迹的电视电影。为了协助拍摄，中国电影制片合作公司也于这一年成立。这个具有官方色彩的公司，此后一直负责办理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的管理、协调、服务。

在80年代，合拍片往往由外方出资，中方并不注入资本．也不参与市场分成，而只进行劳务协作，准确地说这不能完全算“合拍”，而只能算“协拍”。

1987年，由英国和意大利方面出资2500万美元，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提供协助，著名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带着200多人的庞大摄制组来到中国拍摄电影《末代皇帝》。当时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是，一个20岁的美国毛头小子可以支使中国一群老资格美工师。

在第60届奥斯卡上，《末代皇帝》囊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9项大奖。这是中国题材第一次在国际影坛产生轰动，为此后的台拍片拓宽了道路。

1987年3月，上海电影制片厂协助美国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太阳帝国》，这是美国电影公司第一次到中国境内拍片。在中方的协助下，这部以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中国上海为背景的影片。动用了1万多名群众演员，在上海繁华的街头连续拍摄了21天。

投资第五代：跨地区合作活跃

进入90年代．跨国合作渐渐降温，而跨地区合拍开始活跃起来。从1992到1995年，大陆与台湾、香港台拍电影平均每年合作拍片约40余部，而当时中国电影年产总量是150部左右。

台湾的投资人往往采取和导演签约的形式，投资拍摄，所以特别注重导演自身的艺术素质和票房号召力，在国际电影节上已经锋芒毕露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等成为他们的首选。导演与投资人签约后，可以自行组合主创班底进行拍摄。

第五代导演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很大的拍片空间，拍摄一批颇具艺术水准的作品．如台湾邱徨生的年代影业公司投资拍摄了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1990年)、《活着》(1991年)．汤君年、徐枫的汤臣影业公司投资拍摄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3年)、《风月》(1995年)等。禁片和地下电影：合拍的尴尬

在90年代，由于当时中国电影审查制度严格．许多由外资、港资、台资参与的电影成了“禁片”。

虽然田壮壮导演的《蓝风筝》、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张艺谋的《活着》都在国际A级电影节上获得大奖，但由于它们有来自日本、香港等地的投资所以都无法在内地公映，只能背负禁片”之名。

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花了10万，资金来自朋友的拼凑；何建军的《邮差》花了70多万，大部分来自鹿特丹电影节的奖励资金和香港朋友赞助；贾樟柯的《小武》花了30多万，投资主要来自于香港。

他们只能寄望在国际电影节获奖，这样就更容易卖出海外版权，吸引外国资金的投入。继制、武》之后，贾樟柯的下部电影《站台》就获得了法国和日本导演北野武事务所的投资大约200万。又由于他们的电影无法通过审查，无缘内地市场，所以只能直奔欧洲、日本、韩国、东南亚、北美等海外市场，成为所谓的“地下电影”。

合拍片享受“国民待遇”

1994年，美国大片《亡命天涯》登陆中国，从此每年10部进口分账大片成为饥渴的中国观众最大的盼头。一方面是《阿甘正传》、《真实的谎言》、《狮子王》等大片横扫中国电影市场另一方面是中国国产影片日益萎缩。

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国产电影年产量从170部的最高点降到40余部，合拍片从年产57部(台协拍片6部)的最高点下滑到6部。

电影体制改革就在这样的困境中展开。2002年初，新《电影管理条例》颁布，鼓励各类资本积极参与国内电影市场的各个环节。2004年颁布《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中外合资、台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基本开放了中国电影制作环节，国内王创人员比例等方面的要求被取消，外资能够和中国的电视及电影制作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但所占股份不得超过51%。台拍片还可享受国产片待遇，合作万享受的市场票房分账比率高于进口大片，所得税只需缴纳10％，低于进口片应缴税额。

从2001年到2005年，合拍片年产量从10部左右回升到37部创造了全国国内票房总量的40960左右。但近年来中国与外国合拍的电影数量并不多，影响比较大的只有《伯爵夫人》、《玉战士》、《面纱》、《黄石的孩子》等寥寥可数的几部。

上海电影集团与英国奠申特・艾弗里公司在2005年合作拍摄的《伯爵夫人》成为国内第一部实现海外版权分成的台拍片。这部影片投资达3000万美元，莫申特・艾弗里公司通过银行贷款的融资比例达到80％。

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说“通过银行贷款是国外制片机构常用的融资方式。银行要承担担保责任，为了监控票房收益，就要委托中介公司、财务公司进行监督。这些机构互相制约牵制。这是一种非常系统的资金运作模式。而在国内，制片机构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融资的案例还没有发生过。”

CEPA：香港内地合拍片的新生

从80年代到90年代， 一部“香港制造”标签的电影肯定会得到影迷和市场不小的认同。在最辉煌的时候，香港电影年产量高达242部坐拥“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基地”的名头。而到2003年，全年只有50部港产片上映。香港《明报月刊》甚至打出了“香港电影之死”这样触目惊心的标题。

一位资深的香港电影人曾说：“内地币场是一个大金矿，如果能挖掘出百分之一，就够香港电影活的了。”

抱着这样的希望，2003年香港演艺界代表进京访问。同年6月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从此香港电影进入内地不再受进口片配额限制，香港与内地的台拍片也可视为国产片在内地发行，合拍电影的导演、编剧等制作人员取消身份限制。

香港回归10年来，两地合作拍摄了近200部电影。2006年，中国国内票房前10名中，香港与内地台拍片占了五席《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霍元甲》、《宝贝计划》和《墨攻》，总票房达6.45亿人民币。

香港电影金像奖前主席吴思远说：“内地电影近年迅速发展，两地电影人的合作已经越来越频繁。这种合作一方面是香港电影把较为成熟的工业化拍摄模式带入内地，另一方面内地的资源和人力也为合拍片带来了新的生机。”

国产大片：借船出海

在2003年电影体制改革后，境外资本迅速进入中国电影产业。索尼与华纳是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影视公司中实力最强盛的。 　其实早在2000年，哥伦比亚影视公司就成为华谊兄弟的第一个来自海外的投资伙伴。哥伦比亚不仅带来了资金和海外市场，更给华谊引进了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在《中外合资、合乍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颁布两个月后，香港上市公司TOM集团就宣布以1000万美元收购华谊兄弟35％的股权。 　2004年10月，由国有、民营、外资三方培育的“混血儿”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成立，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横店集团和华纳兄弟影业公司共同组建，股权比例是3：4：3。这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这是外国资本首次进入中国电影制作、发行各环节。

199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华谊兄弟、日本新浪潮有限公司联合制作，陈凯歌导演的《荆轲刺秦王》在口碑和票房均遭遇滑铁卢。《娱乐周刊》说“《荆轲刺秦王》的失败则显得格外令人费解，但这部投资高达6000万人民币的大制作，却开了国产大片风气之先。

3年之后，张艺谋同样选择“刺秦”这一题材，作为自己的转型制作。《英雄》投资24亿元人民币，由民营电影公司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和香港的银都机构有限公司、精英娱乐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据合拍公司统计，《英雄》全球票房总共14.5亿元。

多方出资、全明星阵容、大导演、大投入、大制作的国产大片之风由此蔓延开来，由中日韩三方投资1200美元的《七剑》，由哥伦比亚公司与华谊兄弟投资15亿元的《功夫》，由香港寰亚公司和华谊兄弟投资4000万元的《天下无贼》，由中美日韩投资35亿元的《无极》，走的都是这样的路线。

国产大片通过与外资合作，规避了成本风险。例如，在《天下无贼》中华谊兄弟的投资只占50％，等于用2000万拍了部制作成本4000万的电影。在这一轮制造国产大片的浪潮中，新画面、保利华亿、华谊兄弟、世纪英雄等民营公司，已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主角。

对于境外资本涌入中国电影业，华谊兄弟总裁王中军说：“海外资本介入中国市场，只是想把他们自己的东西带进来，永远都不是把我们中国的电影输出到海外去。”

PE：进军中国影业

私募基金(英文缩写PE)是近年来中国电影业投资中的一股新兴力量。

许多具有PE背景的私募基金也进入中国电影制作业。如香港资深电影制片人施南生与保利博纳总裁于冬、《墨攻》投资人Satoru　lseki(日)、李柱益(韩)联合成立了一个名为“A3国际”的亚洲电影基金，计划在未来3个月内募集1亿美元5年内投资30部亚洲电影，其中60％用于投资中国电影。一只资金来自美国Endgame娱乐公司的铁池私募基金，也计划未来5年投资拍摄20到30部中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