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海世博会中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工作的阶段性反思

【摘要】2010年上海世博会对我国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本文主要从规划控制和施工过程的角度上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作一个阶段性的反思。

【关键词】世博会；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反思

到了20世纪末，无论自然生态领域，还是社会生态领域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而以再生（Regeneration）理念为主导的建筑遗产再利用无疑成为了回应这一课题的必然选择与实践方式。《纽约时报》在1991年纪念地球日时提出：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再生时代。这种再生包括了再思考（Rethink）、再解释(Redefine)、再评估(Reevaluate)、再建设(Rebuild)、再塑造(Recast)、再激发(Rekindle)、再校正(Re align)、再循环(Recycle)、再利用(Reuse)、再刷新(Refurbish)、再改造(Reform)、再修饰(Refinish)、再涂饰(Reprint)、再发明(Reinvent)、再恢复(Return)、再回春(Rejuvenate)、再翻新(Refashion)、再加工(Rework)、再汇报(Rewarding)、再回忆(Remember)等广大的范畴。[1]

1 研究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与资源意识开始了全球性觉醒。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等著作的发表，石油危机的爆发，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等一系列事件，使得生态与环境问题开始形而上地进入人们的思考视野。

环境保护运动很快就从自然领域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简•雅各布斯发表了对未来城市建设方式意义深远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该书从社会生态角度提出了“城市生态”的理念,并且猛烈抨击了以物质功能决定论为导向的大规模拆旧建新，认为这严重破坏了以多样性为基础的城市社会文化生态。[2]

自20世纪60～70年代起．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运作的变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变迁，城市空间的发展也经历着极大的转型，不少传统重工业基地．衰败势不可挡，甚至成为失业和污染的象征。工业景观在西方国家早已不再是国力的象征或城市的骄傲。曾经辉煌的传统产业地却在后工业时代成了大地上的斑斑锈迹．城市生活中的禁地。采用彻底“除锈”的办法以获新生似乎是拯救这个地区的必然出路。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尖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人心，使得我们在建设中最大限度地杜绝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西方逐渐摒弃了以大拆大建为表征的城市建设理念，因此，以老建筑再利用，特别是以建筑遗产再利用为核心的新城市复兴理念逐渐主导了西方的城市建设。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形成了保护产业遗产的普遍观念．因为它们“是曾经包含并继续包含深层历史进程的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其价值是人类共同拥有的。产业遗产的社会价值在于．它是一群普通人生活记录的一部分，它提供了重要的身份认同。产业遗产的科学技术价值在于，它是来自制造、工程和建造的历史过程．若它的建筑、设计或规划很有品质；那么它还可能有相当的美学价值。而这些价值又是与它的产业地景、书面档案以及人们记忆与习俗中的无形产业记录相关联的。那些幸存的、稀有的工业基地类型与景观则是尤其珍贵的。[3]

中国的工业建筑保护起步较晚，虽然前期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工业遗产才逐渐受到关注。2003年前后，工业遗产的保护进入了聚焦阶段，这是以“世博会”这一具有强大能量的都市事件为契机而展开的。对上海而言，世博会最大的成功标志之一，就在于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特别是因势利导地试图解决上海城市持续发展中的世纪难题――旧城区的保护与再生。世博会选址在黄浦江、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在浦西的世博会选址规划控制区域内大约有十余家工厂企业，这里曾经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因此如何保护、开发、再利用，使之成为城市独特的文化遗产，融入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使城市历史文化得以延续和拓展，就成了本次世博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上海世博会是全中国的世博会，世博会中的工业遗产保护工作将会对全国这方面的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世博会对工业遗产保护方面的探索，北京、成都、无锡、苏州、宁波、杭州等城市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工业遗产保护的研究和实践。工业遗产的保护问题逐步受到政府和科研机构越来越多的关注。

2 反思规划控制

笔者通过对《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规划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第三版）文本》中的第七章――历史保护建筑与保留建筑规划控制的研究之后，明显感觉到我国在工业遗产保护理念上的提升。首先这次对世博园区内的工业遗产做了比较完善的前期调查工作，尤其值得欣喜的是世博主管部门将园区内的工业遗产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文物保护单位与优秀历史建筑、保留历史建筑和改造利用建筑，然后根据各自条件确定各种工业遗产的保护下限。这就给工业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多种的可能性，使的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更加适合当代的要求。

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的不足之处：

第一，主管部门并没有认识到，工业遗产虽属于历史建筑的范畴，但是其相对与其他的历史建筑还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而这种特殊性在第七章中毫无体现，因此，主管部门的思考层次还是停留在历史建筑上，并没有把思考层次真正的落实到工业遗产保护这个具体层次上来，当中提出的一些原则就有点“隔靴挠痒”，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工作的实际指导意义不是太大。

第二，我国现行建筑法规针对的都是新建筑，即使有一些针对建筑改造的条文，也针对的都是一般性旧建筑。这次世博会的工业遗产保护同样也没有真正的跳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局限。对于实践中的工业遗产保护问题采取特事特批的方法，这种做法大大降低了效率，使得许多当初好的构想在紧迫的期限面前不了了之，更为严重的是，谁又愿意为这种没有法律规定的变通措施承担责任呢？

第三，我们可以看到保护与保留建筑分类的保留历史建筑这一条，上面提到“保留历史建筑为除文物保护单位与优秀历史建筑以外建筑风格、建筑结构、建筑装饰、人文历史等有明显特色的历史建筑（建于1949年前）。该类建筑也属于永久保留建筑。”[4] 条文中括号里的“建于1949年前”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一条有着强烈的时间局限。同时也令人感到莫名其妙，难道1949以后就算不上中国的历史了吗？难道一座极富有历史价值但产生于1949后的工业遗产就不值得重视吗？难道就是因为她产生于1949年之后吗？我们判定一个工业遗产是否有价值，主要是看这个工业遗产对于当代社会有多大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而不是简单看这个工业遗产是否年代久远。她们都是我国工业化的见证，从这个角度来讲，她们并没有什么谁先谁后的问题，她们都同处于中国工业化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因此，以这种时间为根据来决定工业遗产的保护等级是极为不妥的。

第四．正如登琨艳先生所说：“一直以来．我们对于环境与建筑的保护都只局限在那些被大家认为具有高度历史或文化价值的部分，而对于那些历史不算久远或者根本就不被认为有特殊意义的环境与建筑，并未予以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达导致城市快速改建与发展，使得很多城市对于非保护建筑及建筑环境都一概表现出鄙夷与漠视。” [5] 在第七章的研究中，笔者同样也发现其中存在这样的问题，主管部门对于第三类工业遗产（改造利用建筑）的思考主要还只是“闲置空间再利用”为目的，对其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考虑甚少，好像只是“废物利用”，却失去了工业遗产保护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有些建筑虽然史料不强，不够典型，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充分利用其潜在价值，而不只是“闲置空间”的再利用。

3 反思施工过程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规划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第三版）文本》中的不足之处则明显在后面的方案实施过程中反映出来，由于法规方面的不成熟和本次条例的没有具体落实至工业遗产保护工作，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实际的困难，其中消防、保温、节能等方面最为突出。另一方面，由于特事特办这样一种方式的存在，导致了领导决策层的权利过大，设计人员由于无法可依，倒是显得非常的畏手畏脚，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使得外行指导内行的现象非常的严重，一些就有和谐塔方案和南市电厂中庭棱镜方案。还有一些即使没有夭折，但是也在无法可依和领导决策层权力过的情况下作出了无奈的让步。因此，设计水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少。其中笔者所知道的让步方案就有南市电厂北立面设计方案。这些可能都给这次世博会带来一些的遗憾。

还有一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笔者在进行现场调研的时候发现，一些第三类工业遗产（改造利用建筑）在施工过程中被彻底的肢解的现象非常严重。在施工现场，笔者发现原来的“改造利用建筑”只剩下一根根柱子无助的立在原地，就像一个人被肢解后只剩两条腿还立在那里一样。当然，这类改造利用建筑的围护体系被拆除的话，笔者倒是可以理解的，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毕竟这些“改造利用建筑”的围护体系没有太多的工业特点。让笔者最为心寒的是，那些工业遗产建筑中非常有特点的结构体系也被无情的肢解，结构体系的完整性被破坏殆尽。在施工现场，到处可以看到被卸下的或正要被卸下的梁和屋顶桁架，到处可以看到粗暴施工手段后留下的被严重破坏的节点。通过询问现场的施工人员才知道，这些卸下的构件要经过处理后达到规范和其他要求后，再重新安装回去。施工人员还谈到，“拆卸下来方便处理，而且重新安装上去不就一样了，又不是用新的代替，到最后还是同样的构件嘛。”听上去好像合情合理，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就觉得这完全是一个误区，因为这些“改造利用建筑”本身不是拼装结构的，严重破坏的节点的存在已经非常明显的暴露了拆卸后的严重后果。笔者很难相信这些拆卸下来的构件经过处理后还能再次通过原来的节点再次安装上去，到时候想要将这些构件安装回去就不得不动用现在的方式。其实这本身就是谬误，这样的做法能给后人带来什么？笔者认为这只能给后人带来误解。而我们想想我们工业遗产保护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记录历史，但是现在倒好，真实的我们没有记录下来，却以假象将后人误导，这是不是比没有去记录的后果还要严重呢？

4 小结

对于工业遗产的研究，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实践大大先于理论的状况，工业遗产的这些问题有国际共性，我国也不会因为后发就能完全避免。所以不仅要着眼于工业遗产的原本含义，还要结合当代的实践情况，从理论上构建一个工业遗产的保护体系。[6] 对于大量出现的工业遗产正如英国工业考古学者克拉克所说：“保存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真切的了解那里有什么，什么重要和为什么重要，以及他今天的存在和过去的联系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深刻探究现在和过去的某种联系，努力探寻工业遗产保护的出发点、保护依据、保护内容、保护目标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同时，通过这次世博会这样实践的机会，积累经验并且尽快的推出针对工业遗产保护的相关法规，使得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有法可依，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其实西方在建筑保护与再利用中，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注意到了这个瓶颈障碍，纷纷修改了相应的规划与建筑法规，从而有效促进了建筑遗产再利用的发展普及。大卫•沃伦谈到:“英国有控制新建筑质量的法规，如居住密度、防火安全、隔热程度、窗户尺寸等等。但如果强行将这套规定实施在建筑遗产上，将可能会有使建筑遗产特征遭受破坏的危险。因此英国规划政策导则第15条建议：对于土地的用途、密度、容积率、日照和其他规划问题的控制，在历史性建筑或保护区可以灵活掌控，这样才有可能使历史建筑或保护区获得新生。”沃伦还提到,“当起草保护规划法时应注意：如果过于强硬地对历史性建筑实施传统的建筑法规会对其有什么样的影响。” [7]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的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与自身的实践相结合，调整、修改只针对新建筑的现行法规。最后制定出适合用于我国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消防、保温、结构与材料等方面的法规条例。

参考文献：

[1]郑时龄. 未来大都市的生活质量. 上海城市规划国际研讨会演讲论文

[2]陆地. 建筑的生与死――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研究.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P7

[3]国际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HE INTERVATIONAL COMMITTEE FOR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简称 TICCIH） 《莫斯科》 2003

[4]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规划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第三版)文本. 2008.4. P41

[5]登琨艳. 黄浦江畔旧工业建筑的保护与再生. 城市建筑

[6]寇怀云. 工业遗产技术价值保护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同济大学图书馆. P22

[7]【英】大卫•沃伦. 历史名城的保护规划：政策与法规. 国外城市规划，1995（1）. 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