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历史教材观探微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 近现代著名历史教育家顾颉刚有着较为系统的历史教材观。本着疑古实证精神和社会进化观念，顾颉刚以“举出史学的真义”为历史教科书之鹄的，对从前历史教科书的弊病进行审视。他认为编撰历史教科书应坚持“郑重”“扼要”“叙述精彩”的基本态度；史料搜集应坚持全面、普遍、典型的原则；史料审定、剪裁应力求真切、扼要；具体撰写则须本着“详今略古”的宗旨，用“打统账”的眼光和“字数对于事实”的原则作精彩地叙述。顾颉刚的历史教材观是我国近现代历史教育史上的珍贵精神遗产，对当代历史教材的编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顾颉刚 历史教材观 借鉴意义

梁启超谓：“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1]顾颉刚对此相当赞同，他曾指出，“历史本是与人生最密切的一种学问”，其功用便是使人明了“史学的真义”。就中学历史教育而言，“史学的真义”便是养成学生清楚的历史智识、明变求因的能力及正确的历史观念与适度的民族意识[2]。在顾氏看来，“清楚的历史智识”应是全面、普通且较为系统的、具有信史资格的、能体现进化观念的历史知识。以此为基础，看重学生的体会，便能培养他们明变求因的能力和正确的历史观念与适度的民族意识。

在这一历史教育目的观的指导下，顾氏曾多次参与历史教育改革，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作用、以前历史教科书的弊端及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原则与方法等都进行了论述，先后撰写了《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商榷》、《中学生读的中国史》等文，并着手主持编撰了《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一书，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其历史教材观。

一、对历史教科书的作用、以前教科书弊端的审视

（一）历史教科书之鹄的：举出史学的真义。顾颉刚认为“历史本是与人生最密切的一种学问”，其功用便是使人明了“史学的真义”，而历史教科书则是实现历史功用的主要凭借。故此，篇幅虽少而及人甚广的教科书必须打破此前的弊病而举出“史学的真义”，使学生“对过去的事实有深切的明了，对于构成事实的原因和事实遗下的影响有深切的了解”。所以新编撰的历史教科书“更应当郑重，更应当扼要，更应当叙述得精彩”，使读书之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3]63。

（二）对以前历史教科书弊端的审视。首先，他指出了先前历史教科书的种种弊端，如“虽自己说包含有文化史的部分，实在只可说为完全的政治史”；没有弄清每一个时代的大势，没有表现出各时代的社会心理，过于看重历史中的人物，见不到会通的时势，等等。其次，分析了造成这种弊端的原因：“一半是由于不去寻求史料，一半是由于不去审定史料”。不去寻求史料，则只得到了表面的事实而止。故造成教科书过于抬高浮于事实表面的名人而遗失名人所为凭借的民众，造成英雄主义观念等。不去审定史料，则有得辄信，不但记得失真，而且混乱了进化的阶段，造成“好古而薄今”的观念和崇尚“唐虞三代之治”的看法，“弄得社会的生机停滞，成为暮气的世界”等[2]。

二、编撰教科书的态度与原则

（一）“郑重”“扼要”“叙述精彩”的基本编撰态度。在顾颉刚看来，历史教科书既要与史学研究相结合，使其成为“一家之著述”；又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使其成为“一部活的历史”。在编撰《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前，顾颉刚自谓其“根性是不能为他人做事的，所以就是编纂教科书也要使得它成为一家著述”。因此，他“想了许多法子，要把这部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3]63。结合历史教材的地位与作用和以前教科书的弊病，顾颉刚认为欲使教科书成为“一家著述”、“一部活的历史”就必须坚持“郑重”“扼要”“叙述精彩”的基本编撰态度[4]410。顾氏这一基本态度充分体现在其史料搜集、史料审定、剪裁及教科书撰写的思想中。

（二）史料搜集方面，坚持全面、普通、典型的原则。首先，努力寻求涉及民族的分合、政治的设施社会风尚、学术的擅递等方面的史料，力求全面。从前教科书“组织上甚少研究，又偏重政治”，俨然帝王的家谱，顾“欲改道而行”[5]140，不特“注重于政治上的沿革y系……而在他方面则努力搜辑出材料来”。换言之，即“从向来沉埋于史书下层的记载与器物中寻出各种社会的事实与心理”，使叙述的方面不偏重于政治社会和知识阶级，“至少要顾及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学术的四方面”，使“全社会的活动状况大略可以表现”[2]。

其次，搜集普通的、大众的史料。顾颉刚谓“时势鼓U的力量，出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故教材须得“先把大多数人的意志说明，把时势的由来看定，然后名人的事实始有着落，名人方始真可以做时势的代表”。如是，顾颉刚更为看重名人背后之时势。他就历史教材与史学专著的区别言及：“高深的学理，独绝的艺术，本身固是既有价值，但这是科学史艺术史里的专材，不是普通史里的通材，在篇幅甚少的教科书里尤其不能顾及”。因此，他认为编纂教材应大力搜集“与人生有密切关系”且“及人甚广”的“事实”--普通的、大众的材料，如选取“词句粗浅的二黄，梆子”说明“现在流行的戏曲”，选取“荒谬绝伦的纬书”说明“汉代人的思想”等。如此教材才能说明“每一个时代的大势”和“各时代的社会心理”[2]。

再者，寻求具有典型性的材料。所谓“典型性”，便是“主于人类的活动的状态，采取最精彩的部分”，而这部分材料“必要能表现时代精神”，能够从这些具体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时势，即能一览而知其在全体中的位置。

（三）史料审定、剪裁方面力求真切、扼要。顾氏编纂教材的主旨之一就是“指示进化的路径，排斥复古的观念”。他认为时人向往“三代之治”的看法和“好古而薄今”的观念，就是由于不审定史料弊端的遗留。因此，教科书必须“严密的审定史料，使不为古人所欺，成见所蒙蔽”，甚至“宁可使历史系统不完备，也不可使择取的材料不正确、不扼要”[2]。他大胆地主张将所有依托的学说、理想的制度、混淆的事实及取舍不同的故事都彻底澄清，指出编纂历史教科书“既不能重形式，更不能妄信传说”[2]，尤其古史方面“应该大删特删”。故而，顾氏在自认为疑古精神已相当“隐晦”的《现代初中本国史》一书中仍闭口“不提‘’，对‘三皇、五帝’只略叙其事，加上‘所谓’二字，表示并不真实”[6]204。

（四）具体撰写方面本着“详今略古”的宗旨，用“打统账”的眼光和“字数对于事实”的原则精彩地叙述。1922年，顾颉刚在拟定《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目录时曾指出“我的宗旨主于详今略古，所以近三十年的事实占了百分之三十八”。透过此书现存的不同版本，这一点得到充分的印证[7]。“详今略古”可以说是顾颉刚“疑古”精神的体现。其实，在准备编写教科书的过程中，顾颉刚开始了对中国古史的思考和研究，直接催生了其“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这使他认为“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即“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顾氏对于古史“不立一夏，唯穷流变”的认识，又深刻影响到他的历史教育观，尤其看重学生明变求因的能力。

顾颉刚认为，要培养学生明变求因的能力，则需教材系统且注重历史因果的联系。顾氏自谓：“历史应当注意事实的因果，不能拘于朝家的更迭，”[8]1“我们的宗旨……并不是置系统于不顾。系统的记载，亦自有考的需要”[2]。故编纂教科书要“用‘打统账’的眼光去作叙述，使提出任何部分时都可见出它的关联之点，都可见出它在全体中的位置；使读者对于历史有整个的认识”[9]。所以，《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的编次虽分史期，而叙述的单位却自为起讫，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代五个历史时期[10]。并且，该书在多元视野之下，就地域、种族、文化等方面着眼，着重中国史扩大与绵延之问题；而教科书及各章、节自有主题，即“以一件事实为中心而推及于当时各种制度及思想”[9]。可以说，此种分期与撰述之法，既打破了传统政治史为中心的窠臼，又不失历史流变、因果之统系；不仅突破了狭隘的汉族中心观，亦非代之欧洲中心观。

针对以往人们视历史教科书为“全部正史的缩本”，过度强调“文省而事丰”而使得文字过于呆板、“有形式而没有精神”的状况，顾颉刚认为课文的长短，悉随顺其应有之量，不限制字数――“字数对于事实”，并拣取历史上最精彩的故事出力地描写，即使是“抽象的史料，也必得有生动的叙述”[2]。换言之，撰写教科书应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力求精彩，以吸引学生的兴趣，使历史教科书成为一部活的历史，“使他们读了，可以眉飞色舞，不受强迫而欢喜自己去看”[2]，即天然引起他们的历史的兴味，使他们自己高兴寻求历史的智R。

（五）此外，顾颉刚还提出编撰教辅用书的建议，并主张教材采用主附文相结合的叙述方式。顾氏认为，应将编著时逢到人地的名目，组织的分配，事业的统计，时期的大事，系统的编做表格出书，“辅佐教科书而行，让学生拿来做检查参考的资料”[2]。并且，教科书应分主文与附文二种：主文为正课，叙述某一事项的活动状态；附文为参考，叙述某一事项的由来与其影响，供教师和能力较强的学生使用，包括原文、传记、考证、议论等，附文不能全部记载的，便注明书名书页，方便教师查找，且这样有利于养成参考书籍、寻求实证的习惯。

应当说，顾颉刚对历史教育的目的与价值、教材的作用及先前之弊病、教科书编纂态度与原则及寻求、选择和撰写史料的方法等问题较为全面、深刻的论述，是基于其对史学与人生、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在顾颉刚看来，历史教育不应局限于事实的记忆，更应看重学生个人的体会，使其明了社会进化的真相和社会形势由来的原因，具有明变求因的能力和正确的历史观念与态度，负起承前启后的责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那么，作为实现历史功用的主要凭借，教科书应以“举出史学的真义”为鹄。本着疑古实证精神和社会进化观念，及其对基于教科书之使命的看法，顾颉刚指出了编纂教科书的基本态度与原则，以及寻求、选择史料和撰写教材的方法，并将之付诸实践。

透过顾颉刚的教材观，不难看见其历史教育思想和史学思想的互动。顾氏实证意识强烈，在编写《本国史》时便表现出对“信史”的追求，这直接催生了其“疑古”思想，促使其对中国历史的全盘整理，这成为顾氏“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通史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继之而来的“教科书案”则更是其“古史系统”形成的重要契机。反之，其通史意识和古史观念又深刻影响其教科书选材、编纂的理念。同时，我们看到顾氏在史学研究与教科书编纂之间的纠结与矛盾。如顾氏“一面编辑《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一面又在《读书杂志》上大力发挥古史中神话传说的文章”，使他“不可避免地”进入两难的境界，并埋下“教科书案”的种子[6]204。

顾颉刚坚持其学术信念自然无可厚非，但“疑古”未必足以考信，疑古未必能带给学生“史学的真义”；并且在当时特殊时空语境下，否认“三皇、五帝”历史存在的真实性，确实影响政府的统治和中华民族信仰的根基。戴季陶曾言：“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可见，“政府对教科书的干预与控制是合乎情理的”[11]。

总的来说，顾颉刚的历史教材观充分地体现了其史学思想，同时侧面诠释了史学与人生、史学与社会之关系。无疑，顾颉刚关于历史教育的目的、教科书编纂态度与原则，以及寻求、选择史料和撰写教科书的方法等思想是我国近现代历史教育史上的珍贵精神遗产，对现今历史教材的编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史学[J].新民丛报，1902（04）.

[2]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J].教育杂志，1922（04）.

[3]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刘超著.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5]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顾颉刚.我与古史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7]顾颉刚.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下）[J].京报副刊，1925（165）.

[8]顾颉刚，王钟麒.中国史读本[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9]顾颉刚.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未完）[J].京报副刊，1925（164）.

[10]华晨.民国时期初中本国史教科书研究（1920-1936）[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

[11]王红霞.《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与顾颉刚的史学思想[J].史学月刊，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