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规划落地

关乎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动力和2亿农民工去向的新型城镇化方略，在2013年底终于有了明确说法。12月12日，一再推迟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促进城镇化建设健康发展规划（下称规划）。

新型城镇化实质是农民的市民化，这已成各界共识。但围绕城镇化的实现路径、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体制问题，各界存在较大分歧。此次会议通过的《规划》，比较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此前争议不休的一些重要问题。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中国城镇化的基本方针。”一位官员说，规划同时强调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旨在实现人口的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

国家发改委牵头完成的《规划》初稿，更倾向于城市优先发展模式。规划涉及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并提出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元的投资。这一度让地方政府为之振奋，地方投资冲动亦十分强烈。

此后，这一方案进行了大幅度修改，至其完稿，已与初稿大相径庭。例如，城镇化路径由过去的大城市带动模式转变为更加侧重中小城市、城镇发展模式。由于牵涉部门众多、利益多元，在城镇化会议召开之际，类似争议不止。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11月28日曾表示，过去的城镇化更多是土地的城镇化，今后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户籍改革的措施，将分为四类城市，分类推进，下一步还会有具体的方案”。

在“地”的问题上，未来将会强调健全用途管制，合理供给城市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现在住宅用地供应紧张、价格过高，而工业用地供应充足、价格偏低，未来要通过价格机制，压缩工业用地规模。

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传闻，并不在此次会议决策议题上。目前开放的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在“钱”的问题上，有关部门测算，未来七年中国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预计50万亿元，每年需要7万亿元，资金缺口巨大。今后，国家将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把原来的暗债变成明债；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其功能主要为城镇化服务；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挂钩机制；完善地方税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有3000多个县，3.4万个建制镇，人口众多，地区差异较大，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式也应多样化，不宜全国一刀切。中央政府应着力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体制机制性问题，避免新型城镇化“穿新鞋，走老路”。

“（城镇化）是难，但这些问题不解决，你就很难往前走。再难的问题，底层第一线，还是会有突破和解决方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院教授周其仁告诉《财经》记者，解决这一问题，都要以三中全会讲的全面深化改革为指导思想。 人的城镇化

北京市现有常住人口2100万，其中三分之一为外来人口，相当数量则是从农村来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早已远离农村生活，常年生活在城市，却不曾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由于在城市无法落户，上千万的农民工，不得不像候鸟一样，每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飞来飞去。

在官方统计中，他们是有名无实的城镇常住人口。根据中央文件精神，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第一次统计为城镇人口，中国的城镇化率也从原来的29%提高到36%。目前城镇化率为52.57%，但按照户籍人口来算，目前城镇化率仅为35%，全国大约有2.3亿农村人口“被城镇化”。

城市快速上涨的房价，让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无法在城市购房，转而只能选择在租金便宜的城郊租住。由于户籍制度限制，他们及其随迁家属无法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便是学者常说的城镇内部二元结构。

这种“半城市化”现象，制约了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和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更现实的社会问题是，第二代农民工已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年轻时外出打工，年迈时回到农村养老。他们宁愿在城市待业也不愿再回到农村，如不解决他们融入城市的通道问题，有可能变成社会重大隐患。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尽快落地实现人的城镇化，是社会各界对城镇化会议的最大期许。综合多方信息来看，户籍改革会有新说法，但是难有“大动作”，预计本次会议会重申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大城市有条件接纳外来人口，特大城市仍以限制为主。

据悉，今后国家有望全面推行城市居住证制度，并逐步剥离与户籍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持证人在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待遇。上海、深圳等地已有类似探索，采取积分入户的方式吸纳外来人口。

但这种制度安排仍然主要针对外来人口中的高学历或高技能人群，暂时不会惠及农民工群体。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对于城镇化改革中矛盾较小的问题应予优先解决。例如，已经在城镇长期定居就业、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应该一次性放开管理壁垒。这样既可以减少城市户改压力，也会由于彻底解决了长期积累的矛盾，获得这批人对改革的拥护。

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尤其是劳务输入大省（市、县）极力反对户籍放开改革。因为一旦放开，将稀释原住居民的社会福利，政府也要承担巨大改革成本。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年前的测算，将一个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的综合成本约10万元，转化2.3亿农民工，意味着需要23万亿元的总成本，谁来承担？

一位财税专家说，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与财税、土地制度改革不配套有关系。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省以下政府分税模式未进行调整，由于进城农民转化的成本主要由流入地城市承担。由于农民多半从事第二产业，产生的税收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而这两个税种都要上缴中央，因而地方缺乏为农民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激励。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与户籍人口挂钩，也造成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例如，公共安全、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管理机构的设立、人员编制、任务下达、办公经费等支出，均按照城市（或辖区）户籍人口设置，这意味着外来人口的增加，并不会对流入地政府财权带来增量，当地缺乏动力转化、服务外来人口。

随着新型城镇化规划落实，上述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今后将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这解决了流入地政府转化外来人口的激励机制问题，也为未来城镇化实现“人的城镇化”解决了最大难题。 分歧仍大

城镇化规划经历了起草、征求意见、完成初稿、反复修改而成，最终定稿突破性不大，妥协色彩颇浓。在此期间，各方争议不断，政府部门之间也难以就一些敏感问题达成共识。

以土地问题为例，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在规划初稿中提出的方案，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383方案”很接近。但是在征求农业、国土、中农办等部门意见时，遭到强烈反对。

“383方案”提出，要构建平等进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场。在规划和用途管制下，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非农用地市场，形成权利平等、规则统一的公开交易平台，建立统一土地市场下的地价体系。

反对声音主要来自涉农部门。这些声音认为，类似的“激进改革”会让一些市县领导高兴，因为今后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有了着落；也会让企业高兴，因为可以到农村去圈地，城里人可以到农村买房；但是对弱势的农民群体来说，却可能导致很难保护应有的权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383方案”，是有关机构向中央提出建议的一种方案，该方案披露后仍然掀起不小波澜。例如，方案提出视不同情况补缴土地出让金，妥善解决小产权房问题，这直接带动了各地小产权房急速升温，导致小产权房价上涨惊人。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解读三中全会时认为，目前社会上对有三个误读：一，认为农村土地都可以入市，实际上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才可以；二，认为土地承包权可以抵押，实际上土地承包经营权可抵押的是经营权，承包权作为物权依然不许抵押；三，认为宅基地可以自由买卖，实际上农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土地则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由于各部门对土地问题的分歧较大，最终在政策上延续了以往限制禁入、禁出的思路。这也使得城镇化规划中，难有大的突破。

各地推行城镇化，还面临城市建设用地不足的严峻考验。土地供不应求是各级城市管理政府的普遍诉求。《财经》记者获悉，河北、吉林等多个省份的住房建设用地实际供应量低于计划供应量的60%，供需之间存在较大差额。实际上，河北等地并非个例，全国各省市几乎都存在城市用地紧张问题。

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却不得不故意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工业用地供应相对充足；同时还有一些地方大量土地闲置，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城市政府不同的利益动机，造成了土地供求上的不足与闲置同时存在的现状。

决策层面对这一现实，一直努力寻求新型城镇化的出路。

有研究机构测算，如果按照2020年全国人口14.5亿人，城镇化率达到60%（即城镇人口8.5亿人），城镇人口中每万人平均占有0.7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测算，至少需要新增126万公顷城镇建设用地。

杨伟民11月28日表示，过去城镇化发展中，建设用地使用太多，今后将合理供给城市用地，重点放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上，同时要调整城市用地结构，通过理顺价格机制，压缩工业用地数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认为，地方政府手中握有包括大量工业用地在内的存量土地，这些土地可以进行更集约化利用，在未来十年持续获取土地出让收益。其中一个关键措施，就是对工业用地和开发区重整，同时腾出空余土地逐渐转化为商、住用地。

“这一措施可以增加住宅用地供给、逐步化解现有城市房地产泡沫，还可为地方政府筹集数额可观的土地出让金和各类房地产开发税收，用于地方建设融资和巨额存量债务偿还。”陶然说。 路径与选择

与人的城镇化相关的一个争议是，城镇化是以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为中心？

在规划初稿中，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就是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上世纪90年代提出城镇化政策以来，改革的思路一直是放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户籍，而对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进行限制，但现实是，大城市成为外来人口最为聚集的地方。以北京为例，外来人口超过700多万，上海超过900多万。

这是中国等级化城镇管理体制的必然结果。高级别城市更容易获取资源，居民会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但特大城市遭遇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城市病”也广受诟病。

从规划早期思路来看，发展城市群，异地转移型城镇化思路占据上风，后来城乡差别化协调发展思路被决策层接纳。这意味着今后发展的重点是以县、市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强调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条腿走路”。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上述分歧中既含有认知的不一，也兼有部门间利益分化，以及中央和地方利益上的不一致。

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一种悖论：推动有就业的城镇化才是治本之策，但就业机会往往集中在大城市，而政策主张中小城市、小城镇向农村人口放开。这就导致外来人口聚集的中小城市实际上不会放开，真正放开的是中西部中小城市，但由于就业机会少，吸纳能力又很有限。

规划提出了要产（业）城（镇）融合，但在研究人员看来，资源、资本、技术、人才流动向大中城市聚集是无法逆转的，同时在中国城市管理体制不改变情况下，行政资源向大中城市聚集，小城市、小城镇产业发展空间有限。如果没有产业依托，推进有就业的城镇化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

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前不久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城镇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在城市出现“贫民窟”。相关政策建议已经递交中央决策层。

在陈章良看来，城镇化的过程中如果政府不作为，就会出现早期的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出现过的贫民窟现象——大量失业人口慢慢聚集，形成一个没人做清洁，甚至连警察都不敢进去的贫民聚居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市有50个左右低收入群体聚集区。在北京人印象中，唐家岭、小月河、肖家河等“蚁族”的聚集地，脏乱差的同时，也潜伏着危险的诱因。

“进城农民工没有工作对城市是一个灾难，我把它叫做癌症。”陈章良认为，城镇化必须和就业联系在一起，让进城农民有工作、有收入，否则城镇化过程就是空的。

比起“城中村”“贫民窟”等现象而言，政府“人为造城”、强推城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

过去30多年的城镇化被认为是一种粗放式的城镇化，带来诸多问题。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城市化速度慢于空间城市化速度，形成了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失配现象。一些城市城区快速扩张，最终沦为无人居住的“鬼城”“空城”。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城镇化是把“双刃剑”，要避免灾难性后果就要防止政府之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要防止推进速度过快，要防止土地财政依赖，要防止消灭村庄倾向，还要防止大城市病。 规范规划

作为政府职责之一，城镇规划的编制已纳入法治轨道。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原有的规划暴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城镇规划理念落后，粗放式“贪大求快”现象突出；城镇规划内容缺乏特色，相邻城镇之间缺乏协作分工；规划滞后与随意修改、违反规划的现象同时存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范必认为，目前的城镇规划编制和审核的权力过于集中。当前城镇规划都要经过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核，规划编制大都由该部门所属的少数几个城市规划设计机构指定，由于长期由同一支队伍编规划，难免会出现“千城一面”现象。

目前，城镇规划审批权仍集中于中央部委。截至2012年底，全国有108个大中城市的总体规划需经国务院审批才能实施。层层审核、层层报批，审批时间较长，出现规划批准滞后于形势发展的困境。所以，应将城镇规划审批权应部分下放到省级规划部门。

范必告诉《财经》，城镇规划与其他规划衔接不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规划“三规”相互关联，但是不能相互统一和衔接，致使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建设用地指标与城镇化规划提出的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上存在重重矛盾。

“我们现在的城市开发没有界限，未来一定要划定，目的是落实用途管制。”杨伟民说，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建立空间规范体系，主要任务是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的界限。在他看来，现在规划很多，有的只管地不管人，有的只管GDP、不管什么地方生产GDP，有的只管生态不管人，所以把这些规划统筹协调，形成全国统一、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空间规划体系。

据悉，本次城镇化会议明确，今后在市县层面要推进“多规合一”，即一个市一个县一张规划图，一张规划图管100年。规划初稿曾提出要形成20多个城市群的构想，在思路调整之后，明确今后城市布局将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确立的“两横三纵”的格局，“不再有其他布局了”。

杨伟民注意到，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洋洋洒洒2万多字，“坚持、坚定”的字眼很多，“坚定不移”用得很少，但它用在了主体功能区战略上。

主体功能区规划有三大空间战略构想，包括要形成“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规划提出，对过度开发地区进行优化、重整和修复，形成优化开发区；对支撑未来发展的地区，加大工业化城镇化的开发，即重点开发区。

杨伟民介绍，提出主体功能区时，有“9+1”的政策，最关键问题是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现在限制脆弱的生态区和扶贫重点县取消GDP考核，意味着明年以后将有一半以上的县不再考核GDP。在钱的问题上，将建立生态补偿制度。

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城镇化是工业化进程中的自然结果，而非一种政策选择。因而主导城镇化的是市场，而不是市长。

杨伟民认为，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就业岗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要推的事情。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的职责是推动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而不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编制好规划、提供公共服务、建设好基础设施、保护环境，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了。”杨伟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