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世纪中国抉择

时间:2022-07-13 04:51:55

海洋世纪中国抉择

海洋世纪中国抉择

策划人语

朝韩关系因天安舰事件持续紧张的时刻,美韩酝酿在黄海国际水域举行军演,勾起了北京对一个多世纪前、日俄战争以及60年前朝鲜战争的不愉快回忆。不仅如此,夏季是南海冲突事件的高发期,而近来美军将领相继就南海局势发出警告;美日又刚刚在南海举行了联合搜救演习,这些动向引起国人对海上安全前所未有的关注。

中国坐拥1.8万多公里海岸线。但我国主张管辖的300万平方公里海域,近半数存在着争议;从日本群岛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中国与太平洋之间隔着一条受美国影响很深的“第一岛链”,而即便出了马六甲海峡进入安达曼海,也还有印度在安达曼一尼科巴群岛上虎视眈眈。总之,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并不令人乐观。今春以来,中国渔政加大对南海和东海巡航力度,中国海军驶入西太平洋,访问海湾国家并造访非洲吉布提港,颇有亡羊补牢、奋起直追的势头。但民间力量的发挥仍然不足,维护海洋权益仍缺少发动机。

商周时代就从海上向东南亚移民的中国,却在郑和下西洋的辉煌过后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海禁。晚清以前,海洋多是商品和文明传播的通道,国门被英法炮舰轰开后。海洋才成为国家命脉之所系。然而,东方雄狮睁开一只眼,又睡着了。马尾、甲午战败之后,中国海防持续孱弱,连累新中国海军长期被边缘化。对于海疆认识的不足,也使得我国在开发南沙万安北21石油区块、争夺中沙黄岩岛、筹建海南三沙市等风波中饮恨。

上世纪7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海洋经济勃兴,中国也在沿海铺开了改革开放的宏大试验。《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0》显示,海洋产业已提前异军突起,约占GDPI/10。当下,沿海地区纷纷“寻梦”海洋。就海洋经济而言,环渤海地区总量大,但长、珠三角地区抓住了新兴海洋产业;就海洋污染而言,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难分伯仲,部分大中城市过度围填海引起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下一个30年,中国陆上资源面临枯竭之际,海里资源将替而补之,但前提是能守住自己的蓝色国土。

随着人类开发活动逐步走向深海,新一轮海洋圈地方兴未艾。拟于2020年实现海底资源能源产业化的日本,早已将南鸟岛和冲之鸟礁所在的小笠原村划归东京都管辖,最近又立法对两岛礁加以利用。关于外大陆架申请,“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一般不审理有争议海域,故不必忧心恶邻先告状。但是,既然统一领海基线标准、防止沿海国的过分主张是大势所趋,我国就应当及时补充已划的领海基线这一“划界基础作业”的合法性。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开海则强。”21世纪是海洋世纪,在制定《海洋基本法》、打造蓝海军、培育诞生《老人与海》、《泰坦尼克号》的文化土壤,以及善用法律和民间力量解决海疆争端方面,中国面临着一系列抉择。只有超越传统视野和部门利益的羁绊,与海为盟,统筹陆海,中国才能真正享有海洋,实现和平与繁荣。

陆海统筹:历史教训与现实难题

谢奕秋

由于职能所限。国家海洋局的发展战略研究目前仅局限于近海、近岸。远―点就到了发改委等其它部委的管辖范围。而且,沿海各省市只管到领海,之外由农业部的渔政,国家海洋局的海监来管,交通部海事局、海关总署和公安部也各有海上执法权。这样的格局固然有利于发挥各自专业特长。但却缺少一个良好的统筹协调机制。

7月11日为“中国航海日”,这是交通部2005年以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名义,联合有关省市、部委推动国务院确立的。有关部门为此相继在北京、上海、青岛、太仓、大连举行了5届庆祝活动,今年又将以“海洋・海峡・海员”为主题,在福建泉州举行第六届庆祝活动。

相比起交通部的大手笔,国家海洋局从2010年起推动确立的“6月8日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则显得波澜不惊。两年前,国家海洋局曾以纪念“98国际海洋年”活动举办10周年名义,将7月18日定为“全国海洋宣传日”。同年12月,第6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自2009年起,每年的6月8日为“世界海洋日”。

“有群众反映海洋局此举是不是有与交通部重复活动的意味”,作为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海军装备部原部长郑明更倾向于以1405年明成祖下诏命郑和下西洋首航的7月11日作为部级共同的航海纪念日和海洋宣传日。实际上,台湾地区早已把7月11日定为“航海节”。

郑明告诉本刊记者,“98国际海洋年”及“7月18日世界海洋日”的诞生,部分是葡萄牙人为了纪念该国航海家达伽马通航印度500周年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关的结果。“世界上不少国家当年都被葡萄牙人给‘忽悠’了,在里斯本世博会上,大家都兴冲冲地宣扬达伽马的功绩,中国还专门搞了中国馆。后来美国有人还想通过联合国纪念哥伦布,但在美国内外都遭到了反对。”

坚持了两年之后,国家海洋局果断放弃了7月18日这个与航海日只相差一周时间的纪念日,而集中精力于宣传联合国官方正式确立的新纪念日,冀图先声夺人。

从涉海纪念日的确定和变迁上,就能看到海洋问题牵涉国际国内多重利益主体,不是简单的提升海洋意识、维护海洋权益可以概括的。而如何统筹陆海、兴海强国,更是一个需要中央领导层介入的核心战略问题。从历史到现实,中国正经历漫长的蜕变。

被淹没的海洋文明

海洋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有宁波余姚河姆渡遗址与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为证,但以古越文化和龙山文化(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为代表的早期海洋文明,却被以仰韶文化(首次发现于河南三门峡渑池县仰韶村)为源头的黄土文明给淹没了。

“我不赞同《河殇》将中华文明归结为来自黄土地的内陆文明的说法,事实上中国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我们的祖先在开拓海洋方面业绩卓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室原主任鞠德源告诉记者,从战国到秦汉时期,以方士集团为主体的中国先民的身影曾遍布东海、南海,踏足过日本列岛、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乃至苏门答腊、巴布亚新几内亚,甚至远达美洲大陆。“相反,日本没有大江大河,其造船技术长期落后于中国,加上它在遣使赴隋唐之后经历了两个锁国期,前后持续了480余年,故其航海成就也很一般。这次听说日本参加上海世博会竟派出遣唐使古船,实际是在张家港制造后装回大阪港,再按古航线驶往上海的。”

著有《地缘大战略》一书的丁力认为,历史上中国外海多台风,且外海各岛屿文明程度较低,航海风险大收益小。所以中国大多数王朝不鼓励民间海外贸易。因为气候莫测以及心理因素,中国古代皇帝宁愿沿着海岸线挖掘大运河,也要避开海洋。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中国失去了制海权。长此以往,老百姓的海洋意识薄弱,乃至对海岛被别国侵占没感觉。

“这种影响到今天还在,2009年文化部推出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百幅巨作,其中居然没有表现海洋的,关于鸦片战争的《虎门销烟图》背景也是陆地。为什么那么多表现悲壮海战的作品评不上或者没人画?要说胜仗,当时林则徐也有穿鼻洋之战。”郑明不平地说。

不久前,澳大利亚16岁少女沃森历时210天完成环球独航,总理陆克文亲自到悉尼歌剧院外迎接这位“英雄”归来。反观2009年8月完成历时两年半“中国人首次单人无动力帆船环球航海”的翟墨,又有多少人知道他和他所提倡的自驾帆船航海运动呢?

郑明说:“我到海南两所中学去,那里的体育课也是和全国一样的田径、篮球之类的,为何不能因地制宜练习下海去驾帆和划船呢?再有,北大环境学院设有大气专业,但却没有海洋专业,难道海洋不是地球环境中重要组成吗?”海禁割裂了航海传统

回来说历史。国人周知的郑和七下西洋,在明朝276年历史上只占了不到1/10的时段,然而其辉煌是空前绝后的。

此前,隋唐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多始于广州)和宋元时期的海上陶瓷之路(多始于泉州)吸引了众多外商定居中国港口城市,但中国官派使团出访的例子仍然比较少;元世祖忽必烈从泉州发兵攻打南洋的爪哇国,大败而归,则证明了草原民族无法像征服陆地一样驾驭海洋。

此后,定都北京的中央政权把主要精力用于防备来自北方的蒙古、日本或俄国势力的侵袭,而对东南沿海则止于消灭倭寇或地方叛乱,没有用心经营,反而不时“寸板不许下海”,阻止民众向南洋迁徙、与东洋贸易,更限制他们接触洋人。

至于郑和下西洋本身,也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许多中国海商随其舰队前往南洋从事商业贸易,或者循其海路远航通商,无形中拓宽了贸易航路;另一方面由于满朝儒生反对宦官集团拿民脂民膏去换取西洋珍宝供皇族把玩并中饱私囊,郑和的事业在国家财政吃紧后被视为累赘而遭割弃,且后继乏人。

但中国航海传统的断裂,主要罪责还在于长达数百年的官方海禁政策。早在郑和下西洋前后,明成祖朱棣已下令禁造民间海船,因此当郑和在宣德八年(1433年)返航时去世,成本高昂的官方船队在解散后因航海档案丢失(一说是被反对海上奢侈远征的兵部郎中刘大夏毁弃)而无法重组,中国的海上对外贸易也就只能靠民间走私维持。此后,虽有明末平定倭寇后解除海禁、清军后放宽海禁,以及晚清洋务运动带来的门户开放,但断断续续的海禁政策已成明清两朝主流。

明朝前期,尽管有郑和“特混舰队”远航亚非的建树,但由于被逐出中原的蒙古部落依然有威胁(1449年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掳),而葡萄牙人尚未来到东方(1524年方进入舟山双屿港,1553年才得以泊船澳门),加上元世祖忽必烈进攻日本、爪哇失败的教训使得明太祖朱元璋临终前开列了15个“不征之国”,所以重陆轻海依然是国策。

明初的倭寇势力很小,嘉靖帝派戚继光到浙东抗倭,已是明代中后期的事了,

而且嘉靖年强化的海禁“逼商为盗”,迫使徽商王直等以武力延续对外贸易,令抗倭形势复杂化。从陆海统筹的观点来看,明朝直到穆宗时期才有真正进步,即陆上与蒙古达成和议(史称俺答封贡),海上开放民间贸易(史称隆庆开关),由此奠定了万历中兴的基础。

清初为了对付郑成功,实施迁海令;康熙后,曾经开放海禁,晚年再次禁海,迫使海商们在南洋留居,其间免不了遭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屠戮。乾隆时期,清廷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贸易。这一时期的闭关锁国使清朝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最终由英国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乃有曾、左、李的洋务运动与同治中兴。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仍雄居世界第一,但敌不过船坚炮利、海上机动性能强的英法诸国。此后清廷大量派员留学欧洲,意图打造强大海军。不幸的是,在甲午战争之前,1875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使决策者再次把目光偏向内陆。左宗棠在新疆用兵,岁耗占清王朝全部收入的1/6以上。其实,俄英当时在中亚互相牵制,俄国1871年窃据伊犁之后,并无进一步侵略新疆的实力。

清廷对地广人稀的新疆过分重视,而对孤悬海外的琉球过分轻视,致使日本得寸进尺,后来借朝鲜事变,一举灭了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根据中日《马关条约》,建省不到9年的台湾被割。八国联军侵华后,俄又图谋东北。可见,对于中国这样的海陆二元国家来说,海防与塞防须臾不可偏废,此教训于今亦适用。

长期的海禁了中国的海军传统,马尾、甲午战败更灭失了晚清海军的实体。从清末到民初,中国几无海军可言。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山”舰等49艘军舰被调入长江,大部分被日寇击沉,或自沉于江阴、马当等所谓“阴塞线”上。二战后,民国政府靠日本赔偿和英美援助重建了海军,组织收复了西沙、东沙、南沙诸岛,勾画了南海断续疆界线,但这改变不了陆上大势。1949年中国人民在渡江战役中成立海军,用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的话说,是“接管了的旧式装备和训练不佳的海员”,“在经验与技术上都远远落后”,以至于不让海军参加抗美援朝。卡普兰把英国海军的传统算给美军,称中国海军的传统要落后美国海军340年。不能不了解就轻易让步

再看现实。“说到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现状。通常有三句话,‘岛屿被侵占、海域被瓜分、石油等资源被掠夺’;说到我国周边国际关系,通常也有两句话,‘弱国欺负强国,小国欺负大国’。”国土资源部原海洋办副主任肖汉强说,“形势很严峻,应当改变。而出路在于提升全民海洋意识,不能不了解就轻易让步。”

肖汉强称,1969年美国“亨特”号考察中国海后,说中国海是第二个波斯湾,于是越、菲、马、印尼等国单方面划分大陆架,正好那时候联合国也在讨论海洋立法,它们就利用中国10年动乱时期,抢占我国的南海岛屿、礁滩。“1980年邓小平对日本友人谈话时,曾提出‘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但是,30年来周边国家并没有尊重我们的克制态度。”

“我国在索马里海域有事,我们都要派军舰去护航,南海诸岛在我国管辖范围内,在经贸生命线上,更应该捍卫、保证安全。”国家海洋局原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许森安表示,中国宣称管理的海域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然而其中120万到150多万平方公里存在争议。“首先得有空间,然后才谈得上开发资源。在维护方面,外部的挤压是一回事,根本问题还是出在内部,在于思想、文化。”

许森安介绍说,南海诸岛当中,有几个颇具战略意义:南沙西端的南威岛、中沙东端的黄岩岛,以及南沙中心的美济礁。南威岛1975年由南越转到北越之手,为越军重兵把守。又在建机场;黄岩岛是我国渔民传统捕鱼场所,1999年菲律宾军舰曾在此“搁浅”,2009年菲国会又以领海基线立法将其纳入国境;美济礁是天然良港,1994年我国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进驻管理,菲律宾急得直跳脚,几次三番派军队来干扰,甚至破坏中方测量标志和设施,但最终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收回美济礁是中国继两次自卫反击战(1974年对南越西沙之战和1988年对越南南沙之战)之后,对南海岛礁再度的收复行动。此事引发东盟有些国家和美日澳的反弹,其实反弹程度也各不相同。“倒是国内有个别领导认为‘得不偿失’,”许森安称,“这种说法让人寒心。美济礁位置好,早该控制和建设。才能对渔民有效补给。”去年“两会”期间,张黎上将就曾建议在美济礁建机场和港口,这是更有远见的看法。

在油气开发方面,许森安也惋惜中国在南沙海域初次尝试石油开采的“万安jE 21区块”合同没能修成正果。该区块位于万安滩,远离越南大陆架,1992年美国克里斯通能源公司就该区块同中海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国在南沙首个石油开发合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当时都表示支持,美使馆也派三等秘书出席签字仪式。然而,在越南方面恫吓下,克里斯通公司顶不住压力被迫将合同转卖给美国大陆石油公司,后者则跟越南方面就同一区块另行签了约,加大了中国开发难度。 “万安北合同包括万安、西卫、广亚、人俊、李准五个滩,那里的石油蕴藏量估计达133亿吨,相当于4.5到5个大庆。”许森安介绍说,“美国也在鼓动文莱宣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甚至350海里外大陆架,以圈进万安滩东面的南薇滩油田。”2004年7月,国土资源部向中石油发放了南海海域勘探许可证,允许其勘探和开采18个位于南海南部海域的深海区块。在2008年遭越南抗议搁置后,中石油不久前又申请恢复开采南沙群岛油气。

“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当官就要敢于担决策风险。”郑明说,“当然,决策是根据战略来的。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海洋战略或者秘而不宣,应该让公众了解,像在军事上我们就明确提出积极防御战略。‘和谐海洋’能否成为海军战略?须经得起历史考验。关于海权,不能不争。如何去争?要允许争论,学者、媒体、公众都应该发出声音,供中央来决策,按中央决定统一对外。”

郑明还提到海南省设立“三沙市”问题。“听说越南已在给其沿海居民上‘海岛户口’,而中国却没有什么对应动作。2007年,国务院曾有意批准早已成立的驻西沙永兴岛的‘西沙中沙南沙办事处’改组为‘三沙市’(县级市),但是后来又搁置起来,不知为什么!”

肖汉强也指出,韩国最南端领土一直是济州岛西南的马罗岛,可它10年前不惜投入巨资在水下暗礁苏岩礁上建设一个海上监测平台,企图以此来影响中韩海域划分。“中国最南端领土曾母暗沙在我国南海传统海疆界内,应尽早考虑树灯塔、搞

人工岛或设立南沙群岛海洋资源环境保护区。”这也是对南海国际航道安全的保障措施。

下一个30年,如何统筹陆海?

“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靠海洋”,有远见的媒体高层这样看。的确,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30年,中国经济集中在陆地上发展,无论是沿海加工贸易、西部资源发掘,还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再造、中部崛起,依托的多是陆上资源,而对海洋的利用除了渔业和交通,还很不充分。如今,中国的煤炭、钢铁、水泥消费可能已经接近或超过世界产量的一半,许多人预料中国煤炭将在100年内采伐一空,而今年1月中国从沙特进口的石油又超过美国,这样下去,陆上资源根本不够用。因此,向海洋进军,势必成为中国的新战略方向。

开发海洋资源涉及多个新兴科技领域,不管是海水淡化、开发海洋能、发展海洋农牧业,还是采掘油气及能自然生长的多金属结核(又称锰结核)等海底资源,相关的技术突破都能带来滚滚财富。中国高技术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秘书长张宝印称,国家863计划主推信息、能源、生物、航天等,很晚才把海洋补进去,“其实航天的直接效益不如海洋”。

张宝印建议,今后国家规划层面要有海洋的位置,最好能做到“陆海统筹”。当然,这尚未成为全民共识。即便按最好的年份计,海洋经济也才占中国GDP的近10%,9个指头如何与1个指头统筹?国人可能暂时还想不明白。即便是部委级的领导,恐怕目前也莫衷一是。

身兼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的郑明告诉记者,我国《十五规划》开始对海洋的关注,而《十一五规划》首次专列“合理利用海洋和气象资源”一章,并在其余章节也充实了有关海洋的内容,例如“加快深海海域……等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积极开展海水淡化、海水直接利用”,等等,这些是可喜的进展。不过,为什么不能在城乡、区域等“五大统筹”之外增加一个“陆海统筹”,或者在区域发展统筹中更加突出显示陆地与海洋的统筹呢?郑明曾就此向国家发改委提出过建议并得到了认可,但至今尚未反映在正式文件中。

为啥没法提呢?还是小看了海洋,或者认为只是14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事。郑明认为,像南水北调这样的大工程,似也应该考虑海水西调的可能性,至少应开展两大方案的统筹对比论证,就经济效益、生态保护、实际可行性等做认真科学的对比研究。现在,有关“引渤济锡”项目的建议,就打破了内陆省与海洋无缘的思维定势。该项目预计从辽宁葫芦岛取渤海水,通过直径3.2米、全长600余公里的玻璃钢管将海水输送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并在此建设一个日产百万吨规模的海水淡化厂,利用当地煤电企业丰富的废热资源进行海水淡化,同步发展盐化工;淡化后的水,除满足当地生产和生活用水外,还将用于生态的恢复,而由沙漠改造来的良田又可用来置换沿海省的土地,这就形成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除了这个东水西调的例子,农业方面还可以搞滩涂改造,建海上牧场;交通方面可以建高速水路,以便节省少占农田,比如开辟天津到上海的高速水路,与京沪高铁竞争。这些项目需要跨多部门统筹论证再决策,决策才能科学化。这种统筹论证需要战略家。”

由于职能所限,国家海洋局的发展战略研究目前仅局限于近海、近岸,远一点就到了发改委等其它部委的管辖范围。而且,沿海各省市只管到领海,之外由农业部的渔政,国家海洋局的海监来管。交通部海事局、海关总署和公安部也各有海上执法权。此外,中央军委、外交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环保部等部委,也或多或少有涉海机构或相关职能。这样的格局固然有利于发挥各自专业特长,但却缺少一个良好的统筹协调机制。

“我的建议是,在国家发改委里面设立‘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统筹协调司’,确保沿海省和有关部门的海洋事业能相互合作、高效发展,在通过实践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在国务院成立统筹全国海洋事务的工作委员会。”郑明少将说。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尹卓少将也建议:成立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牵头、由国家发改委和总参谋部组成的海洋战略研究制定工作领导小组,以提高海洋战略的全局性和针对性。

或许,20到30年后,中国成了海洋强国,陆海统筹就是自然而然的思维方式,但在今天,超越传统视野与部门利益,与海为盟,回应蓝水的召唤,仍然是我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同

(感谢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协助安排主要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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