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康不寻常的气象生涯

从1955年到1989年，他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气象事业。在海拔5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他与同伴一起，挖冻土、吃生米饭、盖冻被子，爬行着去观测气象、记录数据，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精神”，建立了一个个气象站，填补了中国西部地区气象观测预报的空白，为我国的气象科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半工半读，从一位小船工成为五代石匠家族走出来的第一位大学生。作为气象专业的优等生，他自愿选择到人迹罕至、条件艰苦的青藏高原，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高原的雪光，灼伤了他的眼睛，迫使他离开了心爱的气象工作。然而，中国气象史上却留下了他永不褪色的足迹。

半工半读，贫寒家庭走出优秀大学生

1935年7月22日，周安康出生在宁波慈溪一个贫寒的五代石匠家庭。全家靠父亲做石匠勉强维持生计。1945年，听说杭州地方大，找活容易，周家举家搬迁到杭州市涌金门头。因为没有参加帮派，父亲失业了。好在当时西湖还有野生鱼，就改钓鱼为生。

1947年前，周安康幸运地在杭州饮马井巷免学费读了两个月书，后来因为没有钱做童子军衣服而失学。

为了生存，年少的周安康到西湖划船为生。因为才12岁，只能做助人船工，负责叫客人上船，然后将客人运送到指定地点。周安康人小，便划桨，年纪大的人撑船。一趟下来，分红比例是六、三、一。船主得六，撑船的得三，划桨的周安康，只能分得十分之一薪金。一天劳累下来，只够买两斤半玉米粉。

解放后，周父参加了杭州市上城区石业工会，周安康跟随父亲做石匠。酷爱读书的周安康始终没有放弃读书的念头。

1949年，周安康到杭州市四宜路日知小学做工读生，每天清早到学校为住校教师烧早饭和开水，打扫校园卫生、清洗厕所等，接着摇上课铃，然后进四五年级复合班教室坐在最后面听课，下课时间到了再出去摇下课铃。期末考试，他居然获得四年级第一名。

后来，周安康转到粮道山小学(教会学校)，因为没有五年级就直接跳级读六下。还是工读，一边帮助学校刻蜡纸、打扫卫生，一边读书，1950年毕业考试，获得第四名，考进私立学校君毅中学。

一年后，君毅中学与其他两所学校合并为联合中学，周安康每年都被评为优等生，获得了甲等助学金：免学费与吃饭。周六、周日，他仍然从事杭州市石匠工作。

1953年7月，军委总参招人，学校保送他到东北长春南岭学习。半年后，抽调了50多名学生转到地方，进入北京气象学校学习，周安康名列其中。

在当时，汽车、火车都是稀罕之物，能开汽车、火车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气象是管理天文的更是高精深的。周安康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奋发学习。

当时，学校每月发放8．5元钱津贴，周安康寄回家5元，自己只留3元钱日常开支，周末同学聚会，常常因为囊中羞涩借故走开。但这丝毫不影响周安康的学习成绩，1955年，周安康以全优成绩毕业，成为周家五代石匠家族的第一位大学生。

学以致用，填补西部气象预测空白

20世纪50年代中期，气象专业人员比较缺乏，大学生毕业分配时很是抢手。作为气象专业的优等生，当然更受人欢迎。当时，周安康可以留校，可以到沿海气象站，也可以自行选择。

但是周安康记得老师曾说过，搞气象没有实验室，地球大地就是实验室，如果想有所创造，到基层去掌握第一手资料是掌握气象规律的基础。

当时，周安康钦佩的中国近代气象学与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院士正在主持划分中国自然区划、编纂国家大地图集、制定地学规划规定、自然科学史研究等部级科研规划项目。

竺可桢说，气象站、气候站都在东边，密度大，容易观察，而西部几乎空白，天气图都画不出来。周安康主动提出到青海省。在青海，有幸直接当机要员、观察员。

周安康建立的第一个气象站是德令哈气象站。“德令哈”是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德令哈市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资源丰富，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土地肥沃，光热充足，充满生机与活力，气象是保证它发展的要素之一。然而，当时复杂的地形、恶劣的气候，都给气象测报带来难度。

从气候温暖的西子湖畔来到人烟稀少、天气寒冷的3000多米高原，周安康等一批建站人时常面临不速之客狼的光顾。1955年年底，建站工作完成，周安康到海西机要局汇报工作，途中差点遇难。他不会骑马，挑选了一匹老实的马，没想到马一见到熊，受到惊吓猛然跳起，将周安康重重地摔到地上，飞奔而去，情急之中，周安康灵机一动，脱下皮袄放在地上迷惑熊，自己则乘机跑到公路上，刚好碰到路过的汽车队才得以获救。

1956年3月，周安康回到西宁，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邓子恢下达命令，要他们在5月份前，在青藏高原的沱沱河、开心岭、唐古拉山建立三个新的气象站，并且要求在次年5月1日，向或者兰州气象中心台发报。

其中，海拔最高的是唐古拉山。唐古拉山，藏语意为“高原上的山”，又叫当拉山或当拉岭，地处青藏高原中部，东西横亘600公里，是长江和怒江的分水岭，主峰各拉丹东是长江正源沱沱河的发源地，平均海拔约5400米，6000米以上高峰多达40座，南北长达50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冰雪覆盖方圆670平方公里，周围分布着40余条现代冰川。地势高，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交通险阻，人迹罕至，令人神往而又畏惧。

周安康选择了唐古拉山。1956年4月22日上山，周安康与同志们一起，领了仪器、食品出发。一路上顶着凛冽的寒风，坐了七天七夜汽车，到达目的地时，两条腿都无法走路了。

在上无片瓦，下是冻土的青藏高原，周安康一行用最原始的手工体力方法建“新家”。海拔5140米的高度，相当寒冷，冻土深达1．2米，坚硬如钢铁，用力挖掘，火花飞溅，可是冻土照旧不动。周安康一行只好到深山中野牛出没的地方拾牛粪烧冻土，然后再挖。互相对望一眼，一个个都为对方手上、脸上的众多出血裂痕，吓得大声惊叫。这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周安康一行以战斗般的建设速度，只花了一周就建成了温泉气象站。1956年5月1日开始发报，兰州气象中心收到后还误以为是敌台电报呢!

在气象站，因为水温烧到摄氏69度水就开了，米怎么都煮不熟，周安康等气象站的工作人员吃了一年左右的生米饭。直到有一次，家中寄来内含猪

油的炒米粉，才灵机一动，将面粉放在锅里，用开水拌着当饭吃，总算可以不吃生米饭了。但是，营养毕竟不足。由于缺乏某种维生素，每个人的手指甲全部向四面翻起来，直到1958年上半年，伙食费从28元增加到40元，买了罐头带上山吃，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当时，用水要到“径通八百里，亘古少人行”的通天河去取，需要整整一天，来之不易。半脸盆水，供5个人洗脸5至10天，到后面几天，洗脸只不过是个形式，因为这时的水已经脏得稠乎乎的了，就是这样还是宝贝，拿来洗脚用。衣服当然无法洗了，只能积聚到有人下山，带去洗，一般都脏得不堪入目。特别是被子，一面脏了换一面再用，一头脏了再换一头，一床脏了外包一床继续用，脏到极点，床单、被单都用完了，再想办法带到山下去洗。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周安康，硬是咬紧牙关，度过了那段艰苦岁月。

夜里天气寒冷，难以入睡，火盆热量只停留在50厘米处，晚上睡觉只好打“团战”，一般都蜷曲着，缩在被子里面睡，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将被子透气处结的冰拿掉，将被子烘干。

战斗在唐古拉山上的15人，没有医生，只有自己带的卫生包，“头痛发烧，阿斯匹灵吃一包”。1957年下半年，周安康病了，站着就头昏，只能爬行去察看观测气象，记录数据。

一年365天，天天都要记录气象。天气变化莫测，有时微风习习，却骤然间狂风大作，刮得人站不住脚。由于雪光太强，尽管戴了墨镜，周安康的眼睛还是受到了损伤。

正是这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老精神”支撑着周安康一行的工作热情与信念。

他们的气象预报，协助我国空军开通了一条连美国飞虎队皇牌飞行员都没有飞过的――北京到拉萨的航线

他们的气象预报，是边防军保卫祖国的关键因素之一，对民族地区的治安工作不可缺少；

他们的气象预报，让农牧民预先了解自然规律，保证丰收。

周安康一行15人，在我国气象站空白的地方，建立气象站，开展气象工作，不但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天气资料，解开了高原天气奥秘，发现了西南气流路径，为我国的气象科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周安康个人，也以优秀的工作，被推选为全国气象先进工作者，到北京出席表彰大会。

历经坎坷，钟情气象心不改

1958年，组织安排周安康到全国唯一的撒拉族自治县循化县去建立循化气象站。循化县位于青海省东部，南北宽57公里，东西长68公里，平均海拔2300米，年平均气温8．4℃，无霜期约达220天，非常贫困。

不幸的是，周安康在这里患上了心脏扩大症，气象站建好后，组织调他到刚察县工作。不久，就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周安康到农场当了一年生产大队长。

困难时期的生产大队长可不容易担任。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怎么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周安康憨厚地对队员说“要生存靠两只手，我不会说话，只知道跟你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艰苦一年下来应该可以满足生存了。”

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周安康以身作则的行为使队员佩服。然而，要队员信服，还要处事公正，分配公平。周安康遵照这样的原则，团结队员，安排队员挖水渠、烧草灰、种油菜，苦干一年，终于获得了丰收，每个劳动者每月能分到35斤粮食，每户能分到5斤油。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当时，一个生产大队长一个月也只有18斤定量，一两半油，填饱一个大男人的肚子可是差远了，农民粮食更少。

在周安康的带领下，队员生活有了很大起色。组织上还奖励给周安康一套《选集》。当周安康调回气象站离开时，队员们都依依不舍地欢送他。

1962年，周安康的心脏扩大症加重了，组织照顾他回杭州休养，什么时候病好了就到当地政府报到，让他们给安排工作。身体稍微好转一点，周安康就急于找工作，街道办事处到处为他介绍工作，终于笕桥飞机场要气象员。但因周安康身体不好，被派往杭州市海潮中学当教导主任，兼教政治课、社会发展史等课。

1966年，中，周安康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列入陪斗行列。周安康被安排到烟厂当工人。负责人见周安康人高体大，误认为他体力强，就分配他做搬运活。一次扛150斤烟丝，对于心脏扩大症病人是太难以承受了，何况还要参加“斗私批修”。

1973年，气象局调周安康从事业务工作，进行气象卫星接收工作。与原来的气象观察相比，工作技术难度增大了，值班时间也变长了，一班24小时，两天值班一次，休息一天。周安康利用休息时间到浙江大学听课，走访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有关教授，终于成功研究出紫外光线、录影灯、冲洗配方等。1988年，周安康还出席了在河北石家庄市召开的“气象卫星接收经验交流会”，担任了大会秘书长，作了发言。

遗憾的是，正当工作一帆风顺时，周安康被雪光灼伤过的眼睛从1987年开始又变坏了，他将病历卡放在口袋里，继续工作。硬撑1989年，国家气象局风云一号上天定点日本上空，他协助拥有科学接收仪器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收了第一张照片，与气象学院孟昭催和国家气象局戴立铭总工程师三人又合写了一本专著《卫星云图接收机原理和方法》，再也敌不过眼病，只好离岗休养。

可喜的是，退休后的周安康在字画中找到了人生的乐趣，字在他的笔下活起来了。1995年，周安康应新加坡中华商会会长孙炳炎先生的邀请，去新加坡讲解中华书画艺术。时任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和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傅意朝亲切接见了周安康。

遨游在艺术海洋中的周安康，与老伴情趣相投，琴瑟相和，夕阳无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