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价值研究述评

摘 要: 翻译价值,就本质而言,指的是翻译活动应该起到或所起的作用。本文主要讨论了近十年来对翻译价值的研究状况,以对翻译价值理论研究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 翻译 本质 价值 精神

谈到翻译,长期以来,人们包括一些学者们对翻译的方方面面的研究都有涉及,从翻译的定义,到翻译的标准、翻译的过程、翻译的技巧,等等。但专门针对翻译价值的研究却是涉及很少,我查阅了大量有关此方面的资料,发现只有数人涉及此方面的研究:在《佛经翻译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文化交流看翻译的价值》(傅小平、郑欢,2002)中,作者主要通过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贡献中强调了翻译的文化价值。在《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许钧,1998)中,作者强调了翻译的重要作用。其中季羡林的“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已成经典。在《翻译价值简论》(许钧,2004)中,许钧全面地概括了翻译的价值。故我认为许钧的《翻译价值简论》对翻译价值的研究较全面,具有概括性。下面主要转述他的观点。

思考或探讨翻译之“用”,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需要加以着重考虑。首先,翻译之“用”的探讨需以翻译观的确立为前提。一个人的翻译观不同,对翻译的认识便有异,对翻译之“用”的定位便不一样。其次,翻译之“用”的探讨需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当我们对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翻译事件或翻译现象进行思考时,既要以正确的翻译观为指导,又要以对翻译事实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理性的把握与科学的分析相结合,可以为我们正确描述翻译之“用”提供某种客观的保证。最后,对翻译之“用”的探讨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应该有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观点。建立翻译价值观,一方面要以对翻译之“用”的理论探讨与历史思考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要不局限于对翻译之“用”的客观描述,相反,应该超越对翻译的实际之用的描述与分析,对翻译之“用”进行价值的是非评判。在这个意义上,正确认识翻译的价值,建立翻译的价值观,可为我们进行翻译评价与批评提供理论的基础。

就翻译本质特征而言,我们可将之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翻译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应该说,对翻译这五个方面特征的认识,构成了我们对翻译进行定义的基础:“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对翻译的这一定义,可以说是我们对翻译的基本理解,也就是我们的基本翻译观。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从五个方面对翻译之“用”进行相应的探讨,并由此而建立我们的翻译价值观。

1.翻译的社会价值

翻译的社会价值,是由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主要体现在它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考察翻译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我们不能不从源头开始。翻译活动历史之悠久,领域之广泛,形式之丰富,无疑为翻译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客观的基础。从源头上讲,翻译所起的最为本质的作用之一,便是其基于交际的人类心灵的沟通。翻译因人类的交际需要而生。在克服阻碍交流的语言差异的同时,翻译为交流打开了通道。多亏翻译,人类社会才能从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开阔。

翻译对社会的推动力,还在于对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的影响。鲁迅的翻译实践和追求可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某种答案。王彬彬在《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一文中谈道:“启蒙,是鲁迅毕生的事业;而启蒙的重要方式,便是把异域的新的思想观念,把异域的精神生活,介绍到中国来。在20世纪的中国,可以说鲁迅是对翻译事业最重要者之一。”

2.翻译的文化价值

翻译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积累和丰富与文明的进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在上文中探讨翻译之于社会的作用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翻译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就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而言,近30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翻译文化意识的日益觉醒,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与理解也不断深入与提高。当翻译界渐渐达成共识,以“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来对翻译进行定义时,这也就意识到我们应该从文化的高度去认识翻译,去理解翻译。季羡林先生在谈到翻译的作用时,曾以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例,作了如下精辟的阐述:“英国的汤因比说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本人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问题是,既然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那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我想,这里面是因为翻译在起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若拿河流来做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许钧,1998:210)季羡林的这段话,对我们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与评价翻译的作用,无疑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

3.翻译的语言价值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很少就此问题展开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我们应该树立一定的翻译语言价值观,而翻译语言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认识翻译活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问题。就形式而言,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语言不仅仅限于狭义的语言,还包括雅各布林的符际翻译的符号系统。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翻译就其形式而言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如果说雅各布森所区分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这三种翻译类型涵盖了人类一切翻译活动,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任何翻译活动的完成都要经过符号的转换这个过程。符号的转换性由此而成为了翻译活动的特性之一。而我们讨论翻译的语言价值,必然要涉及到符号转换活动所带来的一些基本问题。

如果说梁启越十分清醒地看到了佛经翻译对于“汉语实质之扩大”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鲁迅则是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把翻译当作改造语言、革新思维的重要事业去对待的。“在鲁迅那里,翻译并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本身便是目的。把外国语译成汉语,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情感介绍给中国人,同时本身便是汉语自身的一种实验。或者说,翻译,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情感介绍给中国人,同时也把外国人的语言方式,也就是产生这种思想、情感的方式,一并介绍给中国”(王彬彬,2000:147)。

当我们把目光从中国移开,投向西方语言的发展史,我们发现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翻译对于语言改造的特别作用在历史的进程中得以不断凸显。路德翻译《圣经》的例子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从路德所处的历史环境看,路德翻译《圣经》具有两个重大意义:一是对德国宗教的改革的实质性推动,二是对德国语言统一与发展的开拓性作用。安托瓦纳・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与分析(Antoine Berman,1984:45―48)。

在强调翻译的语言价值,论述翻译对目的语所起到的种种积极的作用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在历史上,由于翻译方法或策略运用不当,翻译的过于“异化”对目的语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翻译中所出现的对“欧化语言”的过分推崇现象,值得反思。

4.翻译的创造价值

对翻译的创造性,我们已经作了简要的论述,特别强调指出,把翻译视作机械的语言转换和纯粹的摹仿的传统翻译观遮蔽了翻译的创造性。在上文讨论翻译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价值时,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翻译在上述层面所表现出的创造功能。从社会的角度看,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以交流为基础,交流有利于思想疆界的拓展,而思想的解放,又构成了创造的基础。从文化角度看,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的作用。从语言角度看,为了真正导入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思路,翻译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像梁启超所说,进行大胆的创造。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在翻译活动中,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具有创造的特征,“好的文学翻译不是原作的翻版,而是原作的再生。它赋予原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的形式与姿态面对新的文化与读者”(张泽乾,1998:470)。张泽乾所用的这几个“新”字在一定程度上为翻译艺术的创造性作了最为精辟的注解。探讨翻译的创造价值,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创造”两字之前,有一个限定词“再”。这一个“再”字,连接着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也连接着具体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出发语与目的语、原作与译作,它提醒我们不要割断两者的血脉关系,也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创造都不可能是凭空的创造,它应该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打开新的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这种敢于打开封闭的自我,在与“异”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丰富自身的求新的创造精神,我们可视为一种翻译精神。我们认为,这种翻译精神构成了翻译的创造功能之源泉。

我们探讨翻译的创造价值,既要从这一形而上的高度去把握,又要善于在形而下的层面去进行分析。实际上,翻译的创造性寓于翻译活动本身,又体现在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而翻译打开的新的世界,更是为人们进行新的创造起到间接但却广泛的作用。

5.翻译的历史价值

树立翻译的历史价值观,包括两个重大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翻译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作的实际贡献,在上文中,季羡林就翻译在中华文明发展中所作的贡献所说的那段话,是深刻而精辟的。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发现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翻译。每一次重大的文化复兴,都伴随着翻译的高潮,如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往往以翻译为先锋。像发生在9世纪的加洛林王朝的古典文化的复兴,发生在12世纪的所谓的原始文化复兴,以及15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翻译起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其次,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翻译的可能性。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人类交际的活动,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就具体的翻译活动而言,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阐释,都不是一个译者一次就能彻底完成的。尤其是艺术个性强的原作,往往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阐释空间,需要一代又一代译者不断挖掘。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认识到翻译活动的历史局限性,实际上也就是为树立翻译的历史价值发展观奠定了某种基础。换言之,我们既要清醒地意识到翻译活动的历史局限性,又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种局限性。

在上文中,我们以自己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为基础,从五个方面对如何认识翻译的价值进行了探讨。“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的这句话为我们认识翻译的作用提供一个启发性的答案。翻译的作用是广泛而深刻的,上文的探讨只是提供了某种认识的角度。在结束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从本质上看,翻译的社会性重交流,翻译的文化性重传承,翻译的符号转换性重沟通,翻译的创造性重创造,而翻译的历史性重发展。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这五个方面也恰好构成了翻译的本质价值所在,从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翻译精神之体现。

参考文献:

[1]傅小平等.佛经翻译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8).

[2]王彬彬.为批评正名[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3]季羡林.中国翻译词典序[A].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4]Antoine Berman.Lépreuve de létranger,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Allemagne romantique[M].Pari:Gallimard,1984.

[5]季羡林,许钧.翻译之为用大矣哉[J].译林,1998,(4).

[6]张泽乾.翻译百思[A].许钧.翻译思考录[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