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父母才算孝?

在儿子季承笔下，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完全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

对父母可以抱怨，但不能说他们的坏话，这是一条戒律。讽过了，刺过了，目的是为了谏劝，哪怕激烈一些，刺出了一滴血，也仅限于高墙大院之内，外人是断不能听到的。一旦出了声。被人听见了，那就变了性质，成为敌我矛盾：不孝是也。

俗话有“多年父子成兄弟”，这是一种理想境界，意味着父与子界线的消失，太熟了，熟透了，父权的威严就“自然”消解了。说“自然”，却需要双方都“自然”，这个自然指的是有常情常性，并且能溶于水，就是说，假定有一盆水，父子双方都得是愿意被消解溶化的物质，溶解后的东西就叫亲情。如果有意外，一定是某一方出了问题。有了亲情，再谈父子互隐――当然是隐其恶，才有意思。一般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活生生的人，被伦理之盖罩住后，剩下的只有孝慈之称。所以，外人如果做家访，肯定听不到什么真话――父子有芥蒂者例外。在伦理的要求下，中国人的内外之别，就显得特别强烈。

让我受伤害的一件事犹在眼前。上世纪70年代某个秋天，大姨小姨和我母亲在院子里缝被子，成家不久的小姨向母亲借布票，我以为母亲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但从她嘴里出来的却是：“我现在也没票，几个娃都要穿衣服。”小姨突然不语，我感觉自己的心立马沉下去了。母亲在我心里―下子贬值了，她竟然不帮助自己的亲妹妹!那个下午，我丧失了对亲人之亲的信任。多少年后，我才能小心翼翼和弟弟说起此事。

卢梭的《忏悔录》在大学时期滋润了我的心田，把罪恶通过坦白的方式似乎可以获得诗意的升华。这似乎有对作恶的鼓励。8年前，工人出版社的编辑周岩先生，让我写一本真实记述自己历史的小书时，我心中一阵悸动，这个时刻似乎来临了。但当我真正下笔时，心中的障碍仍然难以消除，最后我还是放弃了“真”的坦白，以某种诗意的笔触替代了淤积于心的事实的表述。在文人笔下，亲人间的关系仿佛被过滤的蒸馏水，干净却没有生气。当一代代孩子以此为生活文本。审视自己的家庭关系时，往往会有自责感。不真实的人际关系图景，诱导年轻人在幻灭后逃避家庭。以为别人的家庭都是诗意的，那个从小到大虚构出来的东西，成为心灵的敌人，最终消灭了正当的家庭情感。省略、简化家庭关系，必定造就残缺的人生。

父权，几乎是神圣的。在中国，伦理约束看上去软弱无力。实则柔韧异常。背叛父亲大逆不道，与父亲平起平坐，做朋友的可能微乎其微。我在25岁那年夏天，才放胆写出了平视父亲的文章。至于描述父亲的缺点甚至缺陷，目前还未有此念头。原因倒不在于有无胆量。而是无从下手。调整好角度，恐怕还需要数年。因为我发现，只有当自己拥有更多做父亲的体验时，才有可能完整地理解父亲，才能写出一个真实的父亲来。

可喜的是，目前有了一个“揭黑”的样本。那就是《我和父亲季羡林》(新星出版社版)。这是一本注定掀起轩然大波的小书，作者季承在父亲逝世一周年前夕，推出了这本斟酌多日的回忆录。以盖棺论定白许，为我们勾勒享有盛名的学者的人生略图，在本书里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完全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早年的心结――过继给叔父、无爱的婚姻、母亲早逝，塑造了他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他的意气用事毁了季家，又使他身陷阴谋的泥沼而难以自拔。季承颠覆了被社会塑造的大师的完美形象，还原了一幕幕诗意后面的血泪，外界猜测不休的父子恩怨也有了新的注释：季羡林竟然因忌恨儿子孝敬母亲而心生醋意。

这本书真实得近乎残忍，似乎悖离了子为父隐的儒家传统，但作者残忍的笔触实则包含着一颗挚爱之心，他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他也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有缺陷的季羡林，季承为我们树立了写回忆录的标杆，这是读者的福祉。季羡林一生的性格悲剧在此找到了真正的谜底。

其实这个传统一直存在着，从《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到《母亲杨沫》再到《我和父亲季羡林》。子不为父隐何以发生?当父辈异化为一个空洞的符号万众瞩目，而子女试图抓住自己真实的记忆和感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