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垃圾分类处理制度的实践效果、问题与对策

摘要：广州市垃圾分类处理制度在解决现代城市生产、生活垃圾问题上发挥了重要重要，但亦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认为，在垃圾分类处理制度推行过程中，政府应当由主导角色转化为引导角色，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推行垃圾分类处理市场化，鼓励社会企业及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其中，是未来垃圾分类制度顺利推行的关键。

关键词：垃圾分类处理制度 政府角色 市场化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1年度广东金融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阶段成果（CX201126）。

在当代，垃圾围城问题已经成为了限制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668座城市年总量高达1.6亿多吨，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以每年8%一10%的速度增长。 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于2006年底通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竣工环保验收；而2008年广州市生活垃圾至2012年年底生活垃圾日产量已经超过14000吨，其中九成靠兴丰填埋场填埋，增幅过快导致兴丰填埋场使用寿命提早8年结束。因此，垃圾处理方法手段的创新成了处理城市生活垃圾最重要的一环。

2011年1月14日，《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下称《规定》）经广州市政府第13届130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于该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作为国内第一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方面的政府规章，它的实施标志着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入一个规范化、法制化的新阶段。

一、《规定》之推行与实践效果

广州市政府的《规定》是规范生活垃圾分类的首开之章，对于管理广州市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打造幸福广州、树立环境保护型城市有重要意义，得到了许多专家与市民的支持。为了有效实施该《规定》，天河区公开招聘垃圾分类专员；荔湾区招募30名志愿者义务讲解垃圾分类工作；分类试点街道由最开始的16条增至50条；启动“工作范本”等等，还有宣传横幅，试点社区内的分类垃圾桶。但因垃圾分类过于专业化、技术化还是制约着公众积极参与垃圾的分类。这很大程度上与以往政府对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不到位有关。虽然《规定》第九条，第十条在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宣传方面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但是将垃圾归结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及其他垃圾，并不能让公众很清晰的掌握垃圾分类的方法。中国人民大学郝明月教授采用典型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的方法，研究了北京市居民在垃圾分类中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相关性，证明了对垃圾分类标准的了解程度和垃圾分类必要性体越高，城市居民在垃圾分类过程中的表现越好。 在德国，垃圾分类非常细，分为纸、玻璃（分为棕色、绿色、白色）、有机垃圾（残余果蔬、花包装材料、建筑垃圾、大件垃圾（大件家具等）、废旧电器、危险废物等。 在丹麦，公众参与是垃圾分类的主要手段，认为垃圾分类首先要从社区居民园垃圾做起，不能使垃圾分类变成居民生活的负担，

因此，培养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是垃圾分类是从源头上进行垃圾减量化的重要方法。而《规定》的第二十五条推出了硬性处罚规定：不按规定投放城市生活垃圾的，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每次50元的罚款，对单位处以每立方米500元的罚款。虽说处罚只是手段，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市民产生对垃圾进行分类的意识，但《规定》颁布至今，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未开过一张罚单，是理解成人们由始至终的分类工作一直完成的非常到位没有大的问题存在不需要开罚单，还是在监督处罚这方面，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以及街道等工作不到位没有及时处罚乱投放的行为，或者没有办法实际解决这些行为而放任自流。广州市人大代表朱永平认为，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开罚单、行政复议、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过程复杂繁琐，几乎没有可操作性。 繁琐的处罚过程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耗费工作人员精力，过程缓慢没有效率。不能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明确法律责任是现实需要，简化开缴罚单的程序但又给人以惊醒作用也是需要完善的。政府颁布了《规定》，除了源头分类需要特别指导，在教育的同时约束行为，也是政府应该要关注的，这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回归到监督权上，监督人们做好源头分类，也监督违规投放而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否则就可能因为政府部门的职能不到位、缺位而产生一些问题。

《规定》实施半年后，政府部门检查实际效果，垃圾分类后垃圾减量明显低于原计划。广州市统计局进行调查，仅4.4%的市民任务垃圾分类的工作成效很大，显示了垃圾分类的工作认可度很低。本文作者与其团队在《规定》颁布一年后也进行过实地调查与网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与半年前大致相同，虽然市民们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这种纯粹的硬宣传并没有让市民学会如何分类垃圾，宣传无法变成教育也不是教育，导致了工作效果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2013年年初，广州市固废办向各区县级下发《社区生活垃圾分类验收评价办法》，启动了工作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验收工作。但是由于验收工作是主动申请的，即由各街道办向区、县级市城管委部门提出，区、县级市城管委部门初检后，再有市固废办组织明检、暗检。市城管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的时候透露，“目前还没有接到任何一宗验收申请，也没有定具体的验收目标。但是这项工作时今年工作垃圾分类的重点工作。”

二、《规定》困境的破解及其具体构建

在我们看来，广州市《规定》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参与主体的单一性。根据《规定》的相关条款，强调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履行的职责，对于企业法律责任没有做出相关规定，只有在惩罚的措施中略略提到了对不积极进行垃圾分类回收的企业的处罚，显然政府没有将企业作为垃圾分类政策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主体。而他国强调垃圾分类过程中的政府部门的职责，更注重与国营或私营企业的合作。如在德国，垃圾处理运营企业只要通过考核获得资格证书后就能进入市场；法国通过建立“绿点”机制促进“商品包装回收计划”，使包装垃圾回收率达到80%；美国居民每月要交给市政管理部门垃圾处理费，市政管理部门再与废弃物处理企业签订合同。 由此可见垃圾分类引进企业参与的理念早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肯定。

如果将市场化作为完善《规定》的一个未来出路，我们认为如下问题需进一步厘清：

1.市场中企业的责任。企业法律责任自20世纪初发端于美国之后，具体体现企业的法律责任的一方面就包括了环保运动的加强，而垃圾分类回收的主要目的在于节约资源，减少环境的污染，解决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垃圾围城”的困窘局面。因此，在垃圾分类政策推行的过程中，企业作为生产社会化的产物，应该积极参与到政策的推行过程，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一个合格企业应有的社会担当。

应该注意，企业是社会大部分消费品的起始端，垃圾分类回收过程中，依靠个人和单位这些直接实施者的努力固然可以产生很大的效果，但是绝不能忽略作为生产源头的企业的对于消费者的引导作用。如果企业在进行宣传的同时，能结合自己的产品适当的加入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或者在公众场合呼吁公众进行垃圾分类，或者强调垃圾分类的重要性等等，这种作为的方式能对公众产生潜移默化，其效果可能远比政府硬性规定来的好。

2. 垃圾分类处理市场化中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应该明确政府在垃圾分类政策中的地位。从《规定》中及之后广州市政府的一系列做法来看，明显政府是作为主导者存在。如果要在政策中引入企业和NGO，在政策推行一段时间，条件成熟后，政府应该退居“二线”，而是作为引导者存在。推行垃圾分类，难在观念的普及和行为习惯的塑造。而又远非诉诸政府宣教或惩罚便可奏效。有学者指出，与其强调公民在惩罚约束下的行为强制，不如引导民众在有利个体的条件下实现自觉垃圾分类。而社会行为学的研究更是证实，离开公民个体的文化自觉和行为模式的主动调整，宣教或惩罚可能只会生发公众普遍的敌意和抵触。

3.市场化中的民间团体。环保组织和各类志愿者组织也是我们不可小觑的一个有力群体。统计至今年，我省大约有200个社会环保组织。社会环保组织和志愿者的好处可以说是集所有资源力量于一体。在这一点上优于政府决策，虽然政府一直强调建立政府环境保护管理信息公开制度和重要环境决策公众听证制度，扩展和保障公众环保知情权和议事权，促进环保决策的民主化，推动公众和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环境监管，但毕竟政府与公众不是在一个阶层上的，再民主的决策也都包涵着其他未必为全体公众接受的政策，而这种隔阂是没有办法消除的。

2011年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厅长李清说，公众是推动环保的重要力量，公众参与是世界环保的原动力，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环保。近年来，民间环保积极建言献策，开展社会监督，维护环境公益，为推动环保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而遍布全社会的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就是驱动公众参与的力量。

在国外，社会团体和志愿者早已成为垃圾分类的主力军，许多社工义工制度相对完备的国家在每个街区都会配备志愿者，专门指导该街区的垃圾分类教育和监督居民的执行情况。更有甚者，组织街头的流浪汉到垃圾场进行分拣工作。而在我国，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正在意义上的崛起发展可以说是在近十多年。专职人员少而不够专业。何不将义工服务转变成专门工作，学习国外经验，配置专员，联系民间环保组织、企业、物业，共同摸索出适合本辖区的分类回收宣传与教育等工作。天河区的分类专员是符合作者的想法，由于没有国内实践经验，可能达不到期待所想。但是这一举措是之前所没有的新方式，是值得称赞的。

三、结语

《规定》出台后，政府、媒体和公众都表现出了很多的参与积极度，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垃圾分类的路子还很长，要吸取已有的经验教训，敢于创新和实践，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和加强服务能力上下功夫；，鼓励引导社会环保组织发展，发展壮大环保志愿者队伍，让广州的垃圾分类工作成为全国的标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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